从尼赫鲁到莫迪　印度历经百年仍未结束的严峻考验

对印度总理莫迪（Narenda Modi）来讲，他的2020年仍和2019年一样，以宣传开始。在莫迪的指令下，印度36名部长已动身前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展开宣传，强调当局军管行为的英明果断。这种自信的局面就好象2019年12月时席卷印度全境，因《公民身份修正案》（CAA）引发的骚乱压根没发生过一样。

当莫迪继续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藉穆斯林问题为切入点，确保了自身“印度教国家”（Hindutva）的政治资本时，这种强调印度教的作风，无疑令人新德里的在野党人士厌烦。因为历史悠久的印度，有的显然不仅是印度教的传承。

普通印度人的生活中需要印地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随口而出的典故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饮食覆盖从喜马拉雅山到阿拉伯海的各种物产，即便是死了，一领裹尸的“可番”（Kafan）布也是来自波斯语的借词。印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杂交的。

但是莫迪和他的部众们近年来却在尽力营造一种从古至今只有印度教和印地语传统的想象，似乎印度从伟大的阿育王（Asoka）时代开始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无疑是一种人为的国民身份构筑过程。

对印度来说，莫迪此举实则已经延续了一百年。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到前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种过程又被称为“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即尼赫鲁的同名著作）。这个用以构建“印度人”概念的严峻考验至今仍未结束。

印度独特的文明特性

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古印度的文明与王朝，与现代印度的距离又太过遥远。由于古印度独特的循环历史观和以树叶记录历史的习惯，使得上古印度国家的史料并未存留多少，中世纪的印度又因为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至英属印度这七百年的繁杂历史，也令之变得愈发碎片化。

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未花费多大功夫就征服了自相内斗的南亚大陆，也将“印度”国家的疆域拓展到了半岛全境，乃至包括今日之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

“印度”这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维持呢？已经灭亡和衰落的德里苏丹和莫卧儿皇帝们给不出答案，初具现代管理能力的英国殖民者却给出了一点关键细节。

从13世纪开始，当时的印度斯坦地区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而整个印度社会的平衡与均势也都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的基础上，它意味着任何掌控印度国家的首脑就都得必须面对这种基于历史而来的国家特性。

英国人在强占印度时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大英帝国没有像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突厥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一样被同化，这与英国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手工业，夷平了莫卧儿、马拉提、锡克等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重构了印度的旧文明有关。

这种行为无疑是野蛮的，但他们也带来了印度的新秩序。“大英帝国”的做法，也给了日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家和革命者以启发，而到了莫迪的时代，甚至可以直接照抄。

寻找新的身份

进入20世纪后，“圣雄”甘地的努力让印度的智识人士有了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甘地正是借助印度传统思想，提出了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信条。他裸裎宣讲，进而坚持“素食，独身，默想，禁欲”的苦行与耆那教教主大雄尊者（Mahavira）基本一致。

甘地这种行为很容易被轻易视为以苦行为基础的抗议，印度至今仍有很多人选择裸身绝食等行动对抗当局。但就与尼赫鲁、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等印度独立运动高层人士接触频密，又与泰戈尔等文化界人士酬唱的甘地本身来说，他的存在已经提醒所有人，在重铸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印度需要一个用于构建民族想象的国民身份。

1944年，尼赫鲁入狱。他在狱中通过对印度传统《奥义书》（Upanishads）、《吠陀》（Veda）和上古历史资料的研究，以《印度的发现》一书为未来印度国家的历史、民族、文化独立奠定了思想和哲学基础。

尼赫鲁认为，印度史上有两个“伟大的运动”，其一是从印度河文明开始，包含英国考古学家的发掘和中国上古史料所描述的部分，直到11世纪后德里苏丹国期间的乱世而结束。前者展示了古代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戏剧、美术、自然科学与数学诸领域中的惊人成就，繁荣的经济以及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广泛贸易与文化联系。

后者则是在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Muhammad Akbar）执政时期，在大帝的身上，统一的印度的旧梦又重圆，大帝对文化、宗教的宽容展示印度不仅仅寻求在是政治上并为一个国家，更是要有机融合为一个民族。

在尼赫鲁的这种叙述中，阿克巴大帝时期涵盖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和锡克人的大印度斯坦与现代印度基本重合。印度独立的思想体系和印度教梦想中的“印度版图”已基本确立了。

另一条七十年的道路

尼赫鲁作为从旧时代起家的革命家，他也给印度思想定下了“宗教禁忌使印度无法前进并适应现代条件”的基调，他认为自己是崇尚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利用印度教而不盲从于印度教的现实主义原则，一度在此后的七十年间成为印度政界的一大法门。

不过，在尼赫鲁女儿，甘地夫人（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执政期间，这位印度领袖对于传统的强行干预还是给印度此后的首脑敲响了警钟，她在1984年发动的对旁遮普锡克人的行动不仅造成五千余人死伤，还导致她本人遇刺。而国大党在甘地夫人执政期间神化自身、削弱基层的表现，也给了印度此后的政客以正面和反面的双重教材。

到2014年，印度传统的精英政治发生了变化，以谦逊著称的首位锡克教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与国大党输掉了大选，被视为代表了基层百姓的人民党取而代之。这时，源于民众的莫迪便更是积极以修道者、印度教等形象展示他对印度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似乎意味着即便党派与尼赫鲁不同，但他的行为仍旧在实践该国“国父”定下的信条。

而今，莫迪也追寻先辈的脚步，在构建21世纪的印度时，将想象的虚像继续覆盖在印度的真实之上，进一步打造其梦想中的所谓更具凝聚力的国民身份。尽管在此之后的实践也许缺少理论可循，但这似乎也正如甘地的名言“真理永恒”（Satyagraha），在印度出现问题之前，莫迪当局自然不必纠正其行为；在印度出现问题之后，也自有人去纠正莫迪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