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从方兴未艾到乍暖还寒　共享办公室能突破樽颈？

初创公司老板Eden今天的日程排得满满，一朝早便开始工作，紧接着和外国投资者开一小时视像会议；下午约了一位老朋友喝咖啡叙旧，还一同打了半小时乒乓球，继而再次埋首工作， 其间抽出一些时间和几位业界人士交流；黄昏参加时装穿搭班，之后和同事Happy Hour 喝啤酒。在稍稍用餐后，他走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小休片刻，最后整理一番手头上的工作，直至深夜才回家。虽然忙碌一整天，但Eden 还算精神，这不仅因为他年轻力壮，也由于上述的一切其实全都在他的办公室发生。这是近年盛行的办公新趋势—共享办公室（coworking spaces）。

2005年，美国初创公司员工纽伯格（Brad Neuberg）对工作感到不满，渴望拥有理想的工作环境，于是开始构思开设共享办公室，融合了自由工作者的独立性、办公空间的结构和社区的工作环境。首个共享办公室设于三藩市的Spiral Muse，纽伯格在朋友协助下以低廉价钱租用，办公室维持一年左右便关闭。

数个月后，纽伯格联同十位义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成立了“帽子工厂”（Hat Factory），让更多人能够前来一同工作，并且不收费。纽伯格亦是“市民空间”（Citizen Space） 的创办人，这是全球首间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共享办公室。此后，共享办公室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

根据全球共同工作空间大会（GCUC）2017 年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共享办公室的数目仍会持续快速增长，预计由2017年的14,411间翻倍至2022 年逾三万间；使用人数更会由2017年的174万人上升至2022年的510万人，增幅多达1.9倍。

随着co-work（一起工作）的理念在世界各地推广和普及，现时各主要城市可轻易找到共享办公室，当中以亚太地区（包括印度）的市场最大，其次是美国和欧洲。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中国在2022 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共享办公室市场；印度不遑多让，当地今年估计有近5,000 万平方呎的传统办公室租约期满，预料当中四分之一将会转成共享办公空间；拉美地区、东欧和俄罗斯，以及非洲部分地区亦具有大幅增长的潜力。

此外，近年承租的共享办公室变得愈来愈大，面积动辄数十万呎，年租金惊人，反映个人对共享办公室的需求不断增加。

今年发展势头有变

全球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令人意外的是，共享办公室的惊人发展势头在今年初急转直下。软银（SoftBank）由最初声称注资160亿美元予美国共享辧公室营运商WeWork，大幅削减为20亿美元。去年中誓言要WeWork在中港两地“game over”的内地企业氪空间，年初大规模裁员，并已挞租湾仔One Hennessy七层楼面。据悉，氪空间同时亦已弃租中环中心及尖沙咀K11 Atelier单位，合共约16 万平方呎楼面。这是否意味共享办公室的发展过急，将经历一波汰弱留强阶段，甚至像内地共享单车有泡沫爆破迹象？

WeWork大中华区总经理艾铁成向《香港01》表示：“我们看到全球各行各业、不论规模大小的公司，对共享办公室的需求正不断增长。” WeWork非常重视香港市场，不但在大中华地区首选进驻香港，过去一年更把服务点由两个增至八个。

WeWork上月底公布，公司去年亏损近19亿美元，总收入同时增加一倍至18 亿美元。亏损主因是他们正建设多间新办公室。公司主席Artie Minson表示，现在是继续加速发展的时候。WeWork 的会员业务范畴广泛，既有中小企，亦有本港首间虚拟保险公司保泰人寿（Bowtie） 等初创公司，也有汇丰银行和德勤亚太区区块链实验室等知名大企业。

艾铁成认为：“随着世界各地趋城市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行各业的工作方式正在改变，包括员工对工作体验的期望等。与此同时，企业亦逐渐洞悉工作环境对员工的投入程度及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过往，外界普遍认为共享办公室较适合初创公司和自由工作者，因为他们需要较为灵活和弹性的工作环境，但原来大企业亦有同样需求。WeWork会员中有超过三成便是来自拥有逾千名员工的大企业，当中不少更是《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 大企业。“企业会员是现时增长速度最快的会员群组，大中华区的企业会员占比更高达35%。”艾铁成说。

事实上，大企业的创意、开发或专责短期项目的部门需要在较灵活的空间工作，艾铁成便提到，有46%的WeWork企业会员认为在共享办公室工作有助开拓新市场。大企业亦希望减少长期租赁的开支，在经济不明朗的大环境下，共享办公室具弹性的租赁方式（一般以月租及按座位计算）自然成为各大企业的上佳选择，预计未来五年大企业对这方面的需求会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初创企业和自由工作者的收入相对不稳定，存在租赁风险，这亦是为什么大企业会员愈来愈受共享办公室营运商重视的原因之一。WeWork今年的目标是倍增大中华地区的服务点。他们亦特别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会员推出定期交流项目、大湾区社区指南和销售奖励计划，以促进该地区的创新发展。

政府在共享经济的角色？

共享办公室发展至今，对初创企业的吸引力依然庞大，对他们来说，共享办公室的工作环境不但灵活有弹性，地点方便之余亦有助控制成本，最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吸引人才。全球最大办公室供应商IWG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八成三员工会因为公司未有提供灵活的办公空间而拒绝受聘，亚太区的数字则有八成二。报告亦指，逾半受访者认为有权选择工作地点较受聘于顶级公司更为重要。

然而，香港有很多行业都因为租金昂贵而阻碍发展，共享办公室又会否受到影响？黄健明重申，共享办公室有自身的目标市场，尤其是新兴、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甚至是正酝酿一门生意的一人公司。租金昂贵固然会增加共享办公室的营运成本，但同时亦推高了小公司自租一个独立办公室的成本，令共享办公室更符合他们的需要。

不过，共享办公室服务组合广泛，各间营运商的价格及档次有异，租金不一定较传统办公室便宜，甚至可能更为昂贵，小企业或小本经营的初创公司未必能够负担。

社会上一直有人认为面对共享经济这类新兴的经济模式，政府不能完全置身事外。黄健明不表认同，并反问：“要求政府推动特定行业发展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如何判断行业值得推广，或者背后有什么理由需要动用公帑来推广？”他重申，除非是有经济理论支持，如某些行业可能带起其他行业的发展，又或是会带来“正面的界外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y），否则不能轻易要求政府推动发展。

他强调：“我觉得共享经济的发展着力点在于拆墙松绑，即拆除一些过时的法律规限，以免阻碍一门新兴行业的发展。”他以出租车行业为例，以往认为需价格管制，因为若每架的士停在街上跟乘客商谈价格，恐会造成大塞车，而且谈妥的价钱若没有记录，也容易发生争执。

但时至今日，我们已有方法在电子平台上记录，黄健明质疑应否继续限制乘客和的士司机议价：“乘客现在可能用一个较低的价钱去搭车，当然，价格太低也可能召不到车；而另一个人可能更有乘车需要，并愿意付出较高的金额用车。其实，这些情况只要双方赞同并记录下来，理应没有问题，但目前的法例未必适用。”

黄健明指出，政府应该做的是查看这些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研判相关法例限制究竟是否适合现今的社会和科技。他认为只要移除不合时宜的法例，相关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自然会兴起。

上文节录自第15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8日）《从方兴未艾到乍暖还寒　共享办公室潮流大逆转？》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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