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拜中国学校领衔：中国国际学校走出去成中华软实力“新力军”？

在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内，“立志、努力、为公”金字校训放在当眼位置，走廊、墙壁等随处可见中国印学、书法、古代圣贤等布置；课室之内还有学生朗诵出齐整响亮的童声朗：“少儿励志，诚以修身，信以立世……”，伴随着悦耳的中华古典音乐。这或许是寻常中国内地教育的情景，但却是发生在阿联酋杜拜。

作为中国首间国际学校，杜拜中国学校于短短4年间的规模已扩大了一倍多，由此代表的新一波中国教育走出去计划是否已迎来重要时刻？

杜拜中国学校（The Chinese School Dubai）是第一间提供与中国内地相同教材的全日制中国学制基础教育的国际学校，是国内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国学校试点单位，由杭州市教育局承办、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领办，并受中央教育部监管。经过首任校长尹立平的半年筹备，于2020年9月开学并迎来了首批200名学生。在学校的开幕日上，校方还邀得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坚和阿联酋副总统之子Mansour bin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等重要人物出席。

该校除了使用中文教材和课程外，学校还有中国学校的特色，如团体练习、眼神交流等。学校还符合杜拜教育部门的要求，时间表、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均经过当地教育部门的审查。学生亦需学习阿联酋的文化和法律，并有足够的英语课程。此外，学校结合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佳节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冀借此培育出具有“中国心灵、国际视野、杜拜特质”的优秀学子。

这间学校的学费为每年 25,500 至 28,500迪尔汗（约54,166港元至60,538 港元）不等，较当地学校平均学费便宜。目前，全校已有一至八年级共26个班、520多名学生及86位教师。该校未来计划在校学生将达800人，涵盖小学、国中和高中，并计划开放给不同国籍的学生。

尹立平表示，阿联酋杜拜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枢纽，拥有3,000多家中资企业和30万中国公民。他说：“以前，中国学生要么留在中国，而父母在杜拜工作，要么就读当地学校，特别是那些提供西方教育的学校。”因此，对于不少杜拜的中国家长来说，这所学校无疑是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有当地家长表示：“中国的教育方式相对来说更加严格，居住在杜拜的华人家庭非常关心孩子的中文教育，我认为这所学校很好地将中国教育与国际元素结合。”、“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教育充满信心。我们知道汉语的重要性，同时希望孩子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此前，中国曾在海外建造规模较小的“阳光学校”，为父母派往国外工作的中国海外儿童提供按照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大纲的教育；中国驻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使馆均设有阳光学校。

20年时间走出去：孔子学院、国际学校，还有…

杜拜中国学校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扩大国际学术合作、“让教育更加开放”愿景的一部分。2004年，全球首间孔子学院于韩国首尔设立，其后内地不少教育单位、企业纷纷走向海外，“中国教育出海”开始受到关注。据《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22》的资料，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492所孔子学院和81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6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注册学员总数达150万人，较2021年同比增长48.51%，其中长期学员达120万人，较2021年同比增长44.26%。

2019年12月，教育部发布声明，要求加速在海外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学校，他们已要求中国驻英国和美国等45个国家的外交官探讨建立此类机构的可能性。现时除杜拜外，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也有中国国际学校

除了孔子学院和中国国际学校，近年鲁班工坊、民办教育集团出海同样发展迅速，其中前者在职业教育大热的环境下，成为了中国职业教育和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根据顶思《国际教育行业报告2022-2023》资料，截至2022 年底，中国已在19 个亚非欧国家建成20 个鲁班工坊。2023 年，加纳农业鲁班工坊也建设成功。

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办人兼主席王辉耀表示，在国际学校的帮助下，中国的“走出去教育”愿景将帮助数百万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让他们不仅可以学习中国教授的课程，还可以学习该国的文化和语言。他指：“配合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应该更加开放，利用市场化在国外开设更多学校。”他又指，像杜拜中国学校等国际学校与孔子学院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提供完整的教育，而后者更具补充性，服务于想要更多了解中国的个人利益。

稳定师资、同业竞争　作为软实力仍挑战不少？

诚然，中国国际学校的发展远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同类学校要来得迟。但随着近年不少海外华人有着更大的兴趣回到中国工作、求学或生活，中国的学习背景变得越加重要。外界预期，中国国际学校的发展未来或许会冲击现有的国际学校行业，吸纳不少本来就读原有国际学校的华人学生。而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也是出于展现软实力的渴望。

然而，从实践的事实经验证明，在国外开设一所中国国际学校比开设一间孔子学院更具挑战性。尹立平指出，该课程充满了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最终获得批准之前与当地政府进行了多轮谈判才成事。另外，他说：“根据当地规定，我们不能唱中国国歌，也不能悬挂国旗，最终我们印制了我们的国旗，并将其与阿联酋国旗一同展示在教室内。”还有一些内地强制性的课程如道德意识形态，也需改名才能符合当地法规。

曾经在东南亚华语国际学校有过多年管理经验的校长周宪明则指，中国国际学校仍存在三大难题。他以东南亚地区为例，首先是稳定的优质师资，中国教师一般只愿在当地待两年左右，造成了教师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而师资的稳定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稳定度息息相关。他说：“这些都要求办学者对教师进行详尽的培训，有足够的了解，才能防范于未然。”

还有课程的适应性改造，与及应对其他国际学校的竞争。周宪明表示：“例如在泰国，优质国际学校众多，竞争不仅来自于标化成绩，更来自于体育、美术、音乐等多方面课程的培养。”他重申，因为文化环境不同，如果要在当地施行华文教育，照搬国内的教材是不可行的，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改造。

说到底，这间中国第一间国际学校诞生的背景，包括有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孔子学院实施种种限制，还有是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印尼、尼泊尔和南非等多个国家的学校正在增设普通话课程。这多少说明中国教育出海的大环境中仍然是“有危也有机”，而国际学校作为这一重要版块的“蓝海市场”（Blue Ocean Market，意指尚未被开发之全新市场），相信未来仍有不少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