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即秩序！惹女王不开心的宫廷穿衣潜规则

所谓秩序的语言，在此指的是以身分和地位界定何谓合宜的服装。在宫廷的政治秩序中，没有侍女可以在服装上超越女王的尊贵；或者说，宫廷中个人外表穿著的服装，必须在视觉上体现宫廷的政治秩序。

撰文：林美香

哈灵顿提到女王“很喜欢华丽的衣服，可是经常指责那些穿著过于高贵、不合于其身分地位的人。”她的侍女中有一位霍尔德女士，平常就爱打扮，时常吸引女王宠臣爱赛克斯伯爵（Robert Devereux, Earl of Essex, 1565-1601）的目光。

某日，霍尔德穿了一件用天鹅绒制成，满缀金线与珍珠的连身衣裙（a velvet suite），引起许多侍女的艳羡，却也惹恼了女王，因为女王认为这件衣裙比她自己穿的还华丽。于是，她找人暗暗取来霍尔德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可是以女王的身高来说，这件衣服的裙子太短，很不合身。

然后，女王刻意走进一群侍女聚集的房间中；她问在场每一位侍女，是否喜欢她所穿的新衣裳？她又转头问这套衣服原本的主人：“它是不是太短不合身？”困窘的霍尔德女士只好点头称是。

女王接著教训她：“如果因为它太短而不适合我，我想它也永远不会适合妳，因为太高贵了。所以（这件衣服）都不适合（我们两个人）。”这番话让霍尔德听得更加无地自容，此后她再也不敢穿上这件衣服，将它束之高阁，直到女王过世。

此事件透露著女王对华丽衣裳的喜爱，又有几分女人在外貌上、情爱上，对另一个女人的嫉妒。但伊莉莎白女王用了这时代最普遍的服饰语言―“秩序”，迫使另一个女人放弃精致美丽的服装。

所谓秩序的语言，在此指的是以身分和地位界定何谓合宜的服装。在宫廷的政治秩序中，没有侍女可以在服装上超越女王的尊贵；或者说，宫廷中个人外表穿著的服装，必须在视觉上体现宫廷的政治秩序。

然而，宫廷中的秩序仅是此时代秩序观的一环，或其缩影。

比宫廷更大的是由所有人所组成的“政治体”（body politic）或“共同体”（the commonwealth）；比共同体更大的，则是自然宇宙的世界。

欧洲中古至近代早期的秩序观中，从个人、共同体到宇宙，都在神所定的法则下运作；从天界到尘世，也都体现神意所定的秩序。因此，一切受造物是一有机且互相联合的整体。

同时，各样受造物在神的计划下都有其命定的特质、功能和位置，个体的责任与价值，即在服从神所安排的计划，加入宇宙整体的秩序中，以获得最终的救赎与至善（summum bonum）。

伊莉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c. 1602）一剧中，藉尤里希斯（Ulysses）之口诉说了这样的秩序：

天体本身、行星和这个地球

都遵循著等级、顺序和位置（degree priority and place）、

运行的规律、轨道、比例、季节、形式、

职责和习惯，有条不紊（in all line of order）。

所以这灿烂的恒星太阳，

就在其他星辰的环拱之中，

端坐在辉煌的宝座上，……

并像国王的旨令通行无阻地

巡视著福星和祸星。……

啊，一旦废除等级，

这一切宏图的阶梯（the ladder to all high designs）发生动摇，

事业就陷于停滞。若等级不分，

那么社会上的团体、学校的班级，

城市的行会，五湖四海的通商，如何能维护他们的和平秩序？

这几句话是文学史上阐述秩序观最有名的段落之一，相近的概念与语句出现在许多同时期各类作品中，从人文学者艾列特（Thomas Elyot, c. 1490-1546）的《统治者之书》（The Boke Named the Gouernour, 1531）、1547年英格兰教会颁布的《讲道书》（Homilies）、虎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的《论教会体制》（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 1594-1596），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4），处处都回荡著神定秩序的声响，秩序观可说是文艺复兴时代人们“集体思维的一部分”。

在此思维架构下，神所造的人，居于各级天使和不同等级的生物之间，是整个宇宙“存在巨炼”（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的一环，而人的共同体中也有一条由上到下，由各种不同“等级与地位”（degrees and estates）的人所组成的锁链，他们各有不同的智识能力与职分。

1547 年英格兰教会的《讲道书》也指出：“有些人在高阶，有些人在低位；有些人是君王，有些人是下属”，还有“主人与仆人、父亲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但每一个人在这样的锁链关系中，都需要他人的支持，这正是“上帝良善且值得歌颂赞美的秩序”。

在“秩序”的思维中，包含著两个重要的观念，一是“对应观”（idea of correspondence）；一是等级（ranks）或阶序（hierarchies）。

对应的关系可以存在于多种层面，例如星体中地位最高的太阳，可对应于人间最尊贵的国王（如上文所引莎士比亚的语句），也可对应于动物界的狮子、四种基本物质中的火，或是人的灵魂。

对应也可以发生于宇宙和人世之间，地上与天界声息相通，世间个人际遇波折、社会动荡或灾祸、世道良善或浇薄皆与天体运行有关。对应当然也可以存在于人体的小宇宙（microcosm）和天体的大宇宙（macrocosm）之间。

至于等级或阶序的概念，中古英文中 order 一字，即同时含有“秩序”和“等级”的意义，后者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来说，更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基本上人们认定整个社会都充满在神定的秩序中，只要有秩序就存在等级；或反过来说，“有等级的差异，就带来秩序。”

十六世纪许多政治思想家和文人，就是以身分、等级和阶序来理解社会的组成，如史密斯（Sir Thomas Smith, 1513-1577）和哈理森（William Harrison, 1534-1593）都指出：“在英格兰，我们通常把人民分成四种（four sorts），即仕绅、市民或镇民、自耕农，以及工匠（gentlemen, citizens or burgesses, yeomen, and artificers）。”

这四种人不但在社会地位与财富上高低不同，也有不同的政治权力，前三者依次掌管中央、城市与地方乡镇的政治事务，最后一种人（包含劳工、佃农、各类工匠）则“在共同体中没有声音也无权威，是被统治的，而不是统治他人的。”

这样的等级秩序，有其物质性的表征，即为衣著。

如艾列特说：“每种地位和等级各有合适的服饰，〔穿得〕太奢华或太俭朴，都要招致批评。”在上统治的人，要穿出合宜的尊贵与荣耀，因为这是他们“威严（maiestie）的一部分”。

伊莉莎白时代的论册作家史塔普也主张：只有“贵族、仕绅和统治者可以合法穿著华丽的衣服，以显现他们的出身、尊贵和地位……才能在人民心中激起害怕和敬畏。”至于无官职的中下阶级，则完全不可“穿上丝绸、天鹅绒、花绸、锦缎、金丝、银线”等材料所做的衣服，因为“每一个人要根据他们的职分（calling）”来穿衣服，才能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

呈现在图像上，从低地国移居至英格兰的画家德．希尔（Lucas de Heere, 1534-1584），在其《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简述》（Corte Beschryvinghe van Engheland, Schotland, ende Irland, 1573-1575）一书所附的插图中，呈现了不同阶级与身分的服装，有穿著礼袍的贵族、伦敦市长、市府参事、同业公会成员、卫兵，以及四类伦敦女子。

文艺复兴时代的秩序观中，也带著强烈的不安感，和对“失序”的恐惧。就像莎士比亚透过尤里希斯之口所说的，当有人无视等级，“立意向上爬”，带来无比的混乱，“将要扰乱、摧垮、分裂并毁坏邦国的统一和共同缔造的和平”。这样的混乱正是“由于等级受践踏而发生的。”

1547 年英格兰教会的《讲道书》也说：若无上帝良善的秩序，“没有家宅、城市、共同体可以坚固延续到永久。在没有正确秩序的地方，所有败坏、肉体的放纵、凶恶、罪孽和巴比伦的混乱（babylonical confusion）就要掌权。……继之而来的必定是胡作非为，以及灵魂、身体、财货和共同体彻底的破坏。”

1570 年颁布的《讲道书》也继续警告所有人民，不服从等级与在上的权威，“所有罪恶与悲惨，都将窜入且覆灭这个世界。”事实上，都铎时期的英格兰（Tudor England），失序的现象正在发生，人口的增加、物价上涨、修道院的解散、圈地运动，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都让原有的社会秩序处于剧烈的变动中。

现实社会已与理想的秩序世界，差距越来越大。表现于外，则是越来越多人像女王的侍女霍尔德一样，穿错衣服，不合于应有的阶序。

史塔普指出：

“现在的英格兰，服装上一团混乱（a confuse mingle mangle of apparell），僭越的情形非常严重。每个人都可以穿上他想穿的衣服，或用任何方法得到他想要的衣服来夸耀自己。所以要分辨出谁是贵族、谁是可尊敬的、谁是贵族仕绅、谁又不是，变得非常困难。有些人他们既不是贵族仕绅，也不是自耕农，在共同体中没有权威和官职，却每天穿著丝绸、天鹅绒、锦缎、塔夫绸这一类的衣服；可是他们出身低下、地位贫贱，做著劳役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基督教共和国中巨大的混乱与普遍的失序。”

面对这样的混乱和变动，都铎政府祭出了“服饰法”，以重新确立阶级秩序。

本章的主题即为都铎时期的服饰法，此类法律在此时期英格兰颁布的数量，超过过去所有的总和，强烈表达了政府管理人民生活秩序的统治思维，以及此时代社会文化对秩序的追求。

此章的主题呼应著第二章所谈有关“合宜”的服装，也延续第三章有关英格兰政府对神职人员服装的规范，但与前两章不同的是，本章将不以特定的思想家为对象，而以政府通过的法律、王室颁布的诏书、教会的《讲道书》，以及民间文人的作品为主要材料，讨论此时期人们如何在“秩序”的观念下思考服饰。

这些材料在一般思想史的研究中并不受重视，但它们反而更浓厚地体现了此时代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与思考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