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斯·福山︱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中）
作者｜法兰西斯·福山，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
翻译｜苏子滢
原创｜澎湃思想市场
身份的胜利
1960年代，世界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了强有力的新社会运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要求美国践行《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内战后写入美国宪法的平等。随后的女权运动也是要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该运动激发了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这个过程的影响。一场同步展开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性别和家庭的传统规范，环境运动重塑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随后的几年内，我们看到了维护残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同性恋男女以及变性人的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但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边缘群体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每个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俗方面依然各不相同；偏见和偏执在人群中依然普遍；少数群体依然要继续应付歧视、偏见、不被尊重和关注的负担。
这种状况向每个边缘群体呈现了一个选择：它可以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它，或者它可以为其成员坚持另外一种的身份，并要求人们尊重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差异。后一种策略逐渐占据了上风：马丁·路德·金早期的民权运动要求美国社会以对待白人的方式对待黑人。但到了1960年代末，出现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等组织，它们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在它们看来，黑人应当为自己的身份而骄傲，而不是遵从社会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它们论证说，美国黑人真实的自我与白人不同；黑人是由在白人主导、充满敌意的社会中长大的独特经历塑造的。这种经历充满了暴力、种族主义与污蔑，是在其他环境下长大的人不能理解的。
如今的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继续讨论了这些话题；该运动始于为员警暴力的个别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要求，但很快便扩展为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黑人日常生活的性质的努力。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等作家把当今员警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与奴隶制和私刑的漫长历史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构成了黑人和白人间不可逾越的理解鸿沟的一部分。
女权运动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主流女权运动的要求原本侧重于妇女在就业、教育、法庭诉讼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但从一开始，女权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便指出，女性的意识和生活体验与男性有根本的不同，并认为女权运动的目的不该只是鼓励女性像男性那样做事和思考。
其他社会运动也很快抓住了生活经验对他们斗争的重要性。边缘化群体越来越不仅要求法律和机构把他们和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承认、甚至赞美那些使他们区别与主流群体的内在差异。“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原本只指多元社会的一种特点——成了一个政治计划的标签，该计划平等地重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有时会通过引人关注那些过去被忽视或低估的文化来实现这一点。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最初关注的较大的文化群体，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或者非裔美国人。但很快它便成了这样一种图景：社会分裂成许多有著不同经历的小群体，以及一些由不同形式的歧视共同规定的群体——比如有色人种的妇女，她们的生活不能单从种族或性别的角度来理解。
随著制定能带来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左翼开始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到了1980年代，整个发达世界的进步团体都面临著生存危机。本世纪上半叶的激进左翼，从根本上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激进平等主义的愿景；社会民主左派的议程有不同：它接受自由民主制，但试图扩大国家福利，让社会保障遍及更多的人。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希望通过国家权力、财富再分配和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获得社会服务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平等。
随著二十世纪结束，这一战略的缺陷凸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富有，开始融入中产阶级。革命和废除私有财产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社会民主党左翼也陷入了死胡同，它不断扩大福利国家的目标在动荡不安的七十年代遭遇财政拮据的现实。当时政府的反应是印钞票，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再分配项目则扭曲地刺激人减少工作、储蓄和创业，反过来又缩小了整体经济体的规模。尽管人们雄心勃勃地试图消除不平等，例如美国总统林登·詹森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倡议，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社会民主党被迫与资本主义讲和。
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左翼在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志向的削弱，和它对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汇合了。左翼的特征依然是它对平等的激情——“平等激情”，但它的议程从早先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日益扩大的少数边缘群体的要求。许多社会活动者开始把传统工人阶级和工会看做特权阶层，认为它们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们试图扩大一系列的群体的权利，而不是改善个体的经济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工人阶级被抛弃了。
从左翼到右翼
左翼对身份政治的拥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验不同，往往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决这些群体的问题；局外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这些群体造成伤害，许多男性在MeToo运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后意识到了这一点。身份政治旨在改变文化和行为，这也为许多人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身份政治通过把焦点转向更狭义的不公正的经验，使文化规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促成了一系列对许多人都有好处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尽管员警暴力依然存在，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的确使美国各地的员警部门对他们对待少数人种的方式更自知了。MeToo运动拓宽了大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并引发了一场有关现有刑法在这方面的缺陷的重要讨论。它最重要的影响或许是对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的互动方式的改变。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不过，身份政治关注文化问题的倾向，转移了进步人士对一些问题展开因素思考的精力和注意力——即该如何扭转近30年来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争论文化问题远比改变政策更容易，让女性和少数群体作者进入大学课堂比增加收入、扩展象牙塔之外的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机会更容易。此外，最近身份政治运动的重点选区，如矽谷女性高管和好莱坞女明星，都处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帮助她们进一步实现平等是件好事，但这对于解决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间悬殊差距却没有甚么帮助。
如今的左翼身份政治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大的群体上转移开了，那些人严重的问题被忽视了。直到不久前，左翼社会活动者对日益加剧的阿片类药物问题，或者在美国农村贫困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命运几乎甚么也说。民主党也没有给出任何有雄心的策略，来处理与自动化发展相伴的大量失业风险，以及技术可能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的收入差距。
不仅如此，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对言论自由和维持民主所需的理性话语构成了威胁。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确保人们在思想市场（尤其是政治领域）中甚么都能说的权利。但对身份的过分关注与公民对话的需要产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使得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优先于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理性审视，它更看重发自内心的观点，而不是理性的商议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会迫使人放弃之前的观点。某个主张冒犯了某人的自我价值感的事实，经常被当做贬低发表主张的个体、让他闭嘴的理由。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对身份政治的依赖也有缺陷。目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失衡和衰退也与极端且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边缘上的试探（exercise in brinkmanship）。这主要是右翼的问题，正如政治科学家汤玛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指出的，共和党转向极右的速度比民主党转向相反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双方都已经离开了中间选民。关注身份问题的左翼活动家很少能代表全体选民，事实上，他们的担忧往往使他们与疏远主流选民疏远。
不过，左翼目前践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点，或许在于它也激发了右翼的身份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翼对政治正确性的拥护——这是一种使人们在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或意见时，不得不担心招致道德羞辱的社会规范。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与社会基本的合法性理念背道而驰的观点，它们是公共话语的禁区，但人们很难跟上新身份的不断发现，以及可被接受的言论的基础的不断变化。在一个高度应和群体尊严的社会中，新的界限会不断出现，之前还可被接受的说话、表达方式会变成冒犯。比如，如今某些场合下只使用“他”或“她”可能被解读为没有考虑双性人或变性人的标志。这些言论并不会威胁到基本的民主原则，而是对某些群体的尊严构成了挑战，表明对他们的斗争缺乏认识或同情。
事实上，左翼一方也只有少数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知识份子支持最极端的政治正确性，但这些个例被保守的媒体选取出来，作为整个左翼的代表。这或许能解释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群体中很受欢迎，而他的行为如果放在更早的时代，注定会使他竞选失败。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嘲笑了一名记者的身体残疾、把墨西哥人描述为强奸犯和罪犯，在一段录音还曾吹嘘过他猥亵妇女的事情。这些言论与其说是对政治正确的违背，不如说是违背了基本的正派准则，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同意这些言论，还有特朗普其他语出惊人的言论。但在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公众言论被过度监管了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会欣赏他没有被舆论压力吓住、而避免冒犯这一点。在一个被政治正确形塑的时代，特朗普体现了一种真实性，这是许多美国人都钦佩的：他或许有恶意的、偏执的、不像个总统，但他至少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体现出的并不是对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绝，而是反映了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接受。特朗普的很多白人工人阶级支持者都感到他们被精英阶层忽视了。生活在农村的人——他们不仅是美国的、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往往认为他们的价值遭到了世界主义的城市精英的威胁。尽管他们属于主导的种族，许多白人工人阶级却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被边缘化了。这种情绪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身份政治表现为明显的种族主义 - 白人民族主义。
特朗普直接推进了这一进程。他从房地产大亨和电视真人秀明星向政治竞选者的转型，是在他在成为种族主义“出生地阴谋论”（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即怀疑奥巴马出任总统的资格——最著名的推动者之后开始的。作为总统候选人，当他被问及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对他的支持这件事时，回避了问题，他还抱怨说，监督有关特朗普大学一案的美国联邦法官对他“不公平”，因为这名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白人民族主义者举行暴力集会——一名白人民族主义者杀害了一名反示威者——后，特朗普断言说“双方都有很好的人”。他花了很长时间把黑人运动员和名人挑出来进行批判，也乐于利用人们对拆除邦联领袖纪念雕像的愤怒。
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走向了几乎是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抱怨说，尽管人们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谈论黑人权利、妇女权利或同性恋权利，但要想提倡美国白人的权利，就不得不被冠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左翼的身份政治实践者会争论说右翼对身份的强调是不合法的，不能同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放在同一个道德层面上，因为他们体现的是历史上享有特权的群体的观点。这显然没错——保守派过度夸大了少数群体获得优势的程度，正如他们也夸大了政治正确限制言论自由的程度一样。许多边缘群体的现状仍未改变：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员警暴力，妇女仍然被强奸和骚扰。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右翼是如何从左翼那里借来这套语言和框架的：白人正遭受伤害，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被社会中其他人忽视了，造成了这种状况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尤其是媒体和政治体制——需要被打破。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身份政治都是目前人们看待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视角。
（未完待续）
本文原标题为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号，Vol. 97，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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