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终老．来稿】提升“死亡质量”：智慧城市的努力方向

文：邓淑明（港大计算机科学系荣誉教授）

早前筲箕湾耀东邨的伦常惨案，80岁老翁疑不堪76岁中风妻子受病痛折磨而将爱妻勒毙，传媒引述社署资料，显示女死者于年前已获编配资助宿位及日间护理服务，可惜她未有接受。

根据《经济学人》伙拍美国智库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研究，了解大家在人生最后时日希望在哪里度过，调查对象是日本、美国、巴西和意大利4个背景文化各异的国家内4,000多人，不约而同超过一半以上被访者都希望在家终老。

香港呢？有传媒引述本身是医生、年逾70的前卫生褔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说：“如我将来过身，我都想在家过身……在医院，你知道挤迫到什么地步嘛……”真是人同此心。

不过，在家终老在香港问题重重。代表卫生服务界的立法会议员李国麟指出，参与预设医疗指示在家善终的病人不足3%，因为许多家属“担心不懂处理死亡安排”；此外，也许有人担心在家去世会令单位变成“凶宅”，影响楼价。

而且，慢性病如脑退化病随人口老化而日益普遍。香港在多项主要死因，如恶性肿瘤、心脏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的死亡数字由2001年到2016年逐步下降；不过，同一时间认知障碍症却由每10万人2.6%急增至两倍多。这些慢性疾病由发病到去世可能有10至15年时间，是在家照顾者一个沉重的担子。

在美国，在家离世比率高达四分一，原因是住院开支庞大，根据美国政府的医疗保险Medicare，美国人一生四分一医疗开支是在最后一年花掉的。不过，当地有研究又指，美国在家照顾者每年的“机会成本”总开支高达5,220亿美元（约港币4万亿），其一是不少人为照顾家中老病要辞掉工作；其二是照顾生活往往日以继夜——在香港，港大社会科学系与社会服务联会的调查显示，长者临终前半年，每人平均入院3次共28天，可以想像照顾者有多奔波劳累，因此不少照顾者容易患上“照顾者综合症”（Caregiver Syndrome）。

史丹福大学的研究发现，照顾者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容易愤怒、内疚等，身心俱疲之下更可能导致抑郁症；更有甚者，照顾者可能因压力引发的病痛而比被照顾者更早逝世——有4成认知障碍症照顾者就是这样。

在《经济学人》2015年公布的“死亡质量指数”中，香港全球排名仅22，与我们的高“人均收入”——较全球平均数高4倍——不成比例。在法规、纾缓治疗、预设医疗指示、生死教育等多方面，我们都跟台湾这个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排第6位、亚洲排第一的地方相距甚远，是香港要认真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认为资讯科技是良好的切入点——“遥距医疗”减少病患覆诊的舟车劳顿；透过大数据分析，预测病情发展；家居物联网侦测病人有否异动，例如在洗手间或厨房内长时间毫无声息，就应发出警号；以及“官商民合伙”或“4P”——政府（Public 即“官”）、私营机构（Private 即“商”）和亲友街坊（People 即“民”）结成协作伙伴（Partnership），有助改善病患和照顾者的生活质素。

在自己的死亡这件“终生大事”面前，每个人也是“新手”，因此更需周详的照顾，让人万千宠爱地出生，也有尊严和安乐地离世，就是智慧城市以人为本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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