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读书何价？对香港青年上流现况的反思

文：青心

我是一名已入职的80后。虽然已脱离了教育制度成功上岸，然而当不时看到现今的莘莘学子们叫苦连天，抱怨课业太繁重、睡眠时间太少、压力太大时，也会觉得感同身受。最痛心是从报章上读到一个又一个学生自杀个案，早前更有一名中三生向杨岳桥议员写了一封信，控诉说“每天重复着学习，但却不明白学习的意义”、“看不到未来”等等，内容悲壮。面对着这样的情况，社会里总会有声音说读书毕竟是每个学生的义务，而且教育制度都维持这么久了，那些前人再苦还不是都熬过来了，因此现今学生们的不满似乎反映了他们不再像上一代那样刻苦耐劳、“一蟹不如一蟹”，有些人甚至会责难他们读书不成自然就是“三低”、“废青”、“没前途”等等；然而这些人有否试过退后一步想，到底在当今学生眼中，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感受、正在经历的困难和痛苦又是甚么？

读书是否一定有前途？

“知识就是力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好书＝有前途、有出路”云云，都是现今香港社会依然崇尚的遗训，因此家长为子女未来前途着想争相报读名校仍是香港的主流意识。教育当然有着提供向上社会流动阶梯的功能，亦即人拥有越高学历，就越能提升自己的的社会阶层，从事社会地位、收入比较高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等，然而读书是否一定能保证上流？这似乎需要检视一下香港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以期找出一点脉络。

对香港教育制度以及其与社会环境之关系的一点检视

香港的教育制度自1950年代起开始逐步有系统地发展。1950年代，大量难民涌入，政府为了有效吸纳他们的劳动力，甚至扶助一些社会精英当官，以稳定社会、维持殖民统治，政府开始推行混合式、双轨并行的教育制度，一方面建立官方的学制，另一方面则维持不同社会团体（如东华三院）的办学模式；而且，大家要学习英文，不但确立了英文的官方语言地位，而且更制造了“重英轻中”的精英意识。精英制度意味着阶级的划分，那如此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里有没有产生问题呢？在我们父母还年轻的时候，虽然大学只有两所，入大学率低得只有几%，但能够成功升上大学的，都是社会上的“天之骄子”，能够出国留学追寻梦想、在香港当官，实践向上流动。因此当时长辈们都希望子女能够好好读书，靠成绩出人头地。至于不能成功升上大学的一群呢，他们都不用愁衣食问题，因为香港当时乃被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受惠于经济急速发展，不单工业，后来还有很多新兴的服务行业出现，例如广告、设计、物流、贸易、会计、财务等等，所以只要肯搏肯挨，总能够维持生计。何况那时候的生活指数又不高呢，即使卖菜的，也能够储到足够的钱置业，因此那时候总算安定繁荣，人人安居乐业。

随着时代发展，政府为了对日益发展中的教育制度加强监管，开始重视教育质素，提倡优质教育。然而，政府似乎依旧维持着“经济为首要”的社会发展路向，因此教育政策似乎与社会福利的同出一辙，采取“小政府、大市场”的方针，除了推行“校本管理”，透过权责下放让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去管理校务、运用资源和计划学校的发展，以助学生能更有效地学习外，还大量引入市场机制，容许教育私有化，让私人机构参与办学，以增加市民选择、透过市场竞争来维持教育质素；同时，政府亦维持自己于教育政策中所扮演的“核心成员”的角色，不仅制订课程、考试制度以统一学校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学历上的考核，而且也透过条例、表现指标，监管学校教育的执行。这样的改革，理论上能带来一些好处，如实行“校本管理”，令各持份者能直接参与校务，加强问责性，以维持教育质素，提升效率和效益，而推行直资计划本来是希望令香港的教育体制更多元化、更符合市场上的不同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直资学校因学费昂贵，影响穷学生入读机会，造成教育上的不平等和复制阶级差距，而“校本管理”模式则鼓励校方将自我完善的机制内化成恒常工作，变相加重老师行政工作的负担。而且，基于有统一考试制度的出现，老师更要不断安排功课、测验、考试来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基于效率的问题，实在难以花额外时间去根据学生的个别需要和特质来提供适切的培育。

可能有人会问，考试制度在香港已存在日久，学生一向都是基于学业成绩而被划分等级，决定其继续升学的资格，继而间接影响他们上流的机会，然而既然社会阶级已一直存在，为何到了现在才产生这么大的怨愤？

关键是社会环境转变了。香港从前是工业社会，而现在是走知识型经济路线，虽然随着时代进步，大学学位增多，提升了入大学率（虽然到目前为止仍不足20%），而且各科专门学科如医科、法律、社会工作、商科等林立，以培养就读同学日后从事相关的行业并借此上流，但实情是如何？自 2000年起，政府积极提倡开办学位课程，于2003年更首创副学士课程，希望社会上有六成人能达致高等教育程度；但同时，根据立法会秘书处于2016年发表的有关“人力调整为香港带来的挑战”的《研究简报》，高层职位的创造速度未能作相应配合，以致当中仅得少于半数的新增大学毕业生能够从事最上层的管理及专业工作，而大多数的学位持有人则需转投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变相令工资折让。而且，整个经济结构乃向金融、地产、旅游业等等这些被视为能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行业倾斜，导致大学毕业生的际遇都不平等：成为专业人士的能享受高薪与社会地位，从事金融、地产等行业的甚至有机会赚大钱，而从事创意产业、艺术工作和社会工作等行业薪金则被比下去，甚至要面对行内有限的升迁、发展机会等挑战。由此可见，大学毕业生并不如大众一向认知的前途一定光明，反而，学位大量化虽然提升了市民整体的教育水平，却造成了学位贬值，令“天之骄子”的光环渐失。

大学生的境遇已如此，就读副学士的就更坏了。在社会大众、雇主眼中，出自副学士的，社会认受性到了现在仍然是未如理想。虽然副学士生能够凭成绩升读学士学位课程（特别是资助的），但学位数量有限，令选读副学士并不一定保证能够衔接上大学，这意味着只有副学士的衔头，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和一般中学毕业生无异。更何况不论学位持有者抑或副学士生，他们当中为数不少都背负着沉重的学债，有幸从事金融业和上层专业技术工作的还好，那么从事一般行业如文职的呢？他们还要负担现时昂贵的生活成本（如屋租），那怎么能上流？

立法会秘书处的研究简报也比较了不同世代大学毕业生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数，在25至29岁的年龄组群中，80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月入中位数较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都为低，只得$14,770。这些数据都反映了现今年轻人不但实质收入减少了，而且人浮于事，换句话说，他们正经历向下社会流动。一样拿着高学历，在不同的年代却有着不同的际遇，也就是说，上流并不一定与读书有关，反而与社会环境、经济结构上的配合有更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做甚么？

明白了年轻一代的处境后，那我们该怎样做？在下不是专家，无谓班门弄斧，不过都想借此抒发一下自己的一点点感受。我希望看到的，首先是社会风气、文化上的转变。长辈们，请不要再用上一代人的口吻和思维去评价现今一代，尝试以同理心理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陪伴他们成长，合力找出适合他们发展的路向。要知道，读书只是进入社会大学的入场劵，读书以外的技能，例如性格、待人接物技巧都很重要，而且每个人的特质、长处和优势都不同，如能找到合适的方法、途径，即使没有亮丽的学历，在社会上一展所长的机会还是有的。当然，说到机会，最重要的都是政府／当权者，要真正清楚知道甚么叫做“给予年轻人机会”，不要以为单单开设课程、职位、甚至成立基金支持创业、梦想就等于帮助他们就业、上流，而是要了解现今年轻人的想法、兴趣和处境，根据他们的需要来提供适切的支援。例如，不要单用学业成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而是提供更多元的升学渠道（如职业训练）之余，亦同时努力推广、提升不同种类课程在社会上的认受性，并且为他们营造一个能够符合他们需要的就业环境 （例如多元工种、提供足以应付生活所需的合理薪金等），以有效地吸纳他们的劳动力和保障他们的生活。除此以外，亦要多支持年轻人的创意以及新兴、多元行业的发展，令他们可以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靠自己的才能和对社会、市场的触觉达至上流。不然的话，即使现今年轻人生涯规划的能力有多高，也无用武之地，只会一如现在般绝望，找不到出路。

我们在期许年轻人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的同时，还要做甚么才算尽到教育、扶助下一代的责任，令他们能快乐地成长、探索自己的路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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