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专访韩东方：妥协者的深耕细作　开拓后六四工运之路

记者访问韩东方前就被提醒，“老韩可能不太愿意谈六四”。果然，在网上翻查资料发现，韩东方自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以后，几乎再无谈及六四的记忆或观点。翻看他近年接受的采访，只见他反复谈及一件港人漠不关心的议题：中国劳工的“集体谈判权”。硕大而厚重的双手依然显示着韩东方过去的工人身份，身着恤衫的他，坚持不愿在书架前面接受采访，“哪都行，就是别在书前面，没什么文化，太装了。”

他曾经被外界吹捧为中国的华里沙（前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前波兰总统；大陆译作瓦文萨）——那种寄托着反抗共产党政权多过带领工人、维护工人利益的虚幻标签，曾令韩东方沾沾自喜，也令他愧赧难当，无地自容。如今韩东方只有一个头衔——《中国劳工通讯》主任，一个中国劳工运动的支援者。

1994年，韩东方在香港创办《中国劳工通讯》，此后一直协助国内工人阶层维权，帮助国内劳工NGO介入罢工和进行集体谈判。多年以来，《中国劳工通讯》一直在网站上不断更新内地劳工的罢工情况。

在各种语境之下，“罢工”二字总会被敏感的联想到“政权”。对韩东方来说，公布罢工情况并非想点出共产党执政下的笑话，而是尝试借助集体谈判，令罢工达致工人、政府与公司的“三赢”的局面，即工人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应有的利益，公司可以稳定工作空间，而政府更不必夹在劳资双方之间，令单纯的利益分配问题转化为社会稳定问题。于是，每当获悉内地某处有工人罢工和示威的消息，他忙于向不同的内地政府部门和机构求证，与地方工会、工人以及NGO沟通，并提出谈判建议。

韩东方笑言，自己近期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协助中国全国总工会改革”，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中国地位最高的群团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实际工作价值，将其视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上承接国家意志，在下可以团结和发动群众，亦视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相比共青团和妇联，“全总”本应是联系当下中国发展问题最密切的团体，然而中国工会的存在意义和位置却相当复杂。此外，“全总”还长期受到“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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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对推进中共的群团改革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韩东方自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他明白工会最重要的职能是代表工人谈判，而非维稳：“工会代表本应该跟老板谈判，这个却是工会最不会的，他们一直以来把观察工人动态当作主业来做。”

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如今经济、社会、政治全面“欠帐”。在互联网时代，罢工工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身份上，都有了独立性和主体性。面对劳资纠纷各方全面不妥协产生的紧张关系，韩东方认为集体谈判几乎是唯一可能的切入口。各方承认利益的不同，但又寻求和平的谈判，文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共同样需要依靠解决劳工问题来增强执政合法性。

中国有几亿的劳工，与企业谈判是刚需，而集体谈判的模型，适合几亿劳工面对的所有老板，和分配的合理性的问题。……要把工会拉下水，让他们自己去回答“工会去哪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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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中国宗族传统下运作的村干部选举，韩东方认为，集体谈判所带来的民主练习同样不可忽视，“工人通过经济、利益的谈判，学会了选举代表，学会了向代表问责，然后会发生弹劾。有选举全套的程序，那么这种不断的循环的选举、谈判、问责，通过经济的䜣求，体现了民主意识的提升和锻炼。”

对来到香港二十多年的韩东方而言，民主不是一张选票，若在选票出现之前，人们能在空间和机会来练习的话 ，“它会令有一天我们拥有了选票的时候，不会被骗子给玩死。如果中国有一亿的人，懂得谈判、懂得妥协、懂得选举、懂得问责、懂得合约精神，那这个国家乱不起来的，这个国家不会有暴力的。”

话题兜了半天圈子，总要谈到六四。毕竟韩东方当年被“像猴子一样”从栏杆上扯下来，被擡过罗湖桥，被扔到香港，都是因为六四。如今他从事劳工工作，也是因为当年广场上的“工自联”（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而六四过后，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工自联”更成为被严厉清算的对象，同时他们亦不如知名的学运或知识分子领袖，极少得到外界关注和声援。

香港职工盟称，在89年6月最先公布的｢反革命罪”处决名单之中，便有12名工人在内；更遑论在湖南发起成立｢邵阳市工人自治联会”的李旺阳，更因此惨受22年极不人道的牢狱之灾，最终死的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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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记者生硬的插了一个问题：六四后遭清算的工人，他们怎么样了？

韩东方沉默了片刻，深吸一口气道：“我不知道应该很内疚地说，还是很淡淡地说，还是很残忍地说。我不知道，我没把心思放在那里，是很残忍，是吧？很不责任，很不道德？因为我没时间往回看”。

“那我（现在）作为那个时候的当事人，我有两个选择，或许很多选择，一个是沉默放弃，一个是继续追责，一个是继续往前跑。每一个选择都是合理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你软弱你放弃，没关系；你愤怒你追责，好样的，一定需要，要不这社会没有公义。那么我选择往前跑。”

道义上，当初那么多人在广场上，很多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不记得，甚至有些人在有些年给我打了电话，在电台上说我是谁是谁，“问我记得吗”。我不记得了，所以很惭愧。　　　　　　　　　　　　　　　　　　

不愿再多谈六四的原因很简单，韩东方认为，如今六四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良心和道义，不应只在六四时被拿出来翻炒，他不想加强这种对六四“化石”的理解。但他认为，这一切都戳在心里，死了多少人，流多少血，多少人坐牢，到现在都没人有确实数字，但是（中共与政府）六四之后不能没有交代。

韩东方记得六四当晚，被一伙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送出广场时，年轻人说：“今天晚上会死很多人，但你不能死，中国需要团结工会，需要瓦文萨，你就是。”他说那时“挺沾沾自喜的”，“啊，我是瓦文萨”，后来发现，这个标签绝对不是贴得好。

于八十年代开始，波兰爆发二战后规模最大且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至1980年8月，团结工会正式于格但斯克成立。由华里沙领导的团结工会声势浩大，直接冲击当时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历史上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地位，后来更催化了整个东欧的剧变。东欧变天后，萦绕在中共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则是：为何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

直至1989年5月，于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工人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工自联可算是中国首个有影响力的独立工人组织，在对政府实施的戒严行动进行抗争后，影响力亦迅速上升。工自联虽于六四事件中被“消灭于萌芽状态”，来不及在中国展开一连串有组织的工人维权，可是“工人来了”四字，对于以工人运动起家的中共，已是当头棒喝。

工会的原罪也由此上升到危及中国政治改革与国祚的层面，而工会对中共的负面影响亦延续至今，同时成为韩东方的负累。

1995年，韩东方在波兰华沙与当地工人组织交流。波兰媒体当时向他问道：被称为中国的华里沙，怎么看？

“中国没有瓦文萨，至少我不是；中国也不会有瓦文萨，至少我自己不会成为中国的瓦文萨。你们波兰有，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羡慕你们 ，但是不可复制。如果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那么我们完了，我们注定失败了，因为带着这样的标签走，而且自己沾沾自喜，你就会掉在这个逻辑里，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方向错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跑得愈快，离目标愈远。”韩东方当时在华沙团结工会办工大楼回答。

韩东方称，他2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天朝那个方向走的，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劳工通讯。他认为和同事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是奠定了中国未来工人运动非常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谈判解决、分配问题。

韩东方再次谈到集体谈判权时，向笔者认真地表示，集体谈判是他们自2005年至今所塑造的模型，而这个模型是成功的，可以辅助新一代工人阶级的崛起，然而若想达成辐射性效果，依然需要全国总工会的批量生产（集体谈判模型）。

无论在六四事件上如何取态，韩东方对中国劳工问题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他自嘲自己不是一个复仇者，只是一个“没出息的妥协者”，所以和复仇者的目标不一样，他的终极目标不是向共产党复仇，而是在中国建立一套真正的、稳固的社会主义左翼论述。这个论述要从工人阶级建立起来，甚至帮助中国社会民主转型。

“现实主义的人跟政治正确从来不沾边。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怎么骂我都不过分，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使命，我有我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