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开政治 “母语教学”根本是个伪命题

回归后，香港的语言政策从“两文”步入“两文三语”时代。这本是既贴合本地现实又高瞻远瞩的政策目标，可惜未有切实执行，结果社会仍然“重英轻中”，学生则被指“中英皆差”。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尽管特区政府提倡以“母语教学”配合“两文三语”，却连什么才是“母语”都无法厘清，更加不敢面对随着时代改变的“母语”概念变迁，而是被政治化操作扭曲了语言政策。

“母语教学”却连什么是“母语”也说不清楚

1996年3月，距离回归还有一年多时间，《教育统筹委员会第六号报告书：提高语文能力整体策略》率先提出“两文三语”(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政策方针。至回归后的1997年10月，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一份《施政报告》确定推行“两文三语”：“我们的理想，是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然而，时至今日，社会仍然明显存在“重英轻中”的现象，甚至有不少人批评“两文三语”反而导致香港学生“中英皆差”。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李晓迎认为，“两文三语”是明确的政策目标，但“目标不是政策”，而“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政策不清晰。”

其中一种“不清晰”，就是连“母语”是什么也说不清楚，便侃侃而谈要推广“母语教学”以配合“两文三语”。在港英殖民期间，基于国际化和精英化的迷思，大多数中学采用英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随著香港回归，特区政府也展开“语文教育改革”，推动大部份中学以母语教学（中中），只容许100多所中学可以保留原有的英文教学（英中）。问题是，香港人的“母语”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单凭《法定语文条例》里的答案——中文，显然不够具体，而这种对于关键概念和政策目标的暧昧态度，正正为日后的争论埋下伏线。

多数香港人都会认同自己的母语为“中文”，而若具体问及惯用语言，则是“广东话”。按每五年期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五岁以上、以广东话为惯用语言的人口长期维持在近九成左右（见下图），而操普通话的人口仅为1%-2%。因此，香港社会长期认知的“母语”，就是以“广东话”作为口头表达语言的“中文”。

“自然母语”有别于“社会母语”

然而，常年研究港澳中文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宁，曾对“母语”作出更深层次的解释和区分。她认为，香港社会的“广东话”应属“自然母语”，而普通话则是“社会母语”。那么，何谓“自然母语”和“社会母语”？王宁在《语言文字与文化认同——谈港澳中文教育的重大意义》一文指出，自然母语概念符合多数人的看法，是出生时自然习得的本民族语言，而社会母语则是本民族或本国的标准语。

王宁随后梳理了“母语”概念变迁的原因。在工业现代化之前，原生家庭语言即“自然母语”，也大多是本族的方言；但步入现代工业化社会，人们的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家族、家园的观念也被改变，例如出现家庭成员迁移、父母并非新生儿照看者等等情况，“自然母语转移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 笼统地把在原生家庭的方言当成‘母语’，已经不能用以确定个人的语言面貌，对个人特点的论定和教育措施的规划，失去意义。”王宁总结道。

诚然，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母语教学”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例如，在各年的人口普查中，以其他中国方言作为习惯用语的人口占3%-7%，当中包括福建话、潮汕话、客家话等各种语音系统与广东话/普通话并不相通的方言。假设父母操中国方言，子女的“自然母语”便是“方言”，但现行教育制度中，该名子女却要在英语、广东话、普通话中选择一种既定的“社会母语”作为学习媒介，根本无法真正实践“自然母语”的教学模式。

事实上，当特区政府推行“母语教学”时，亦没有厘清什么是“母语”，更没有明确“母语教学”的意义所在——究竟是指“自然母语”还是“社会母语”？究竟是为了提高“教学效能”，还是为了确立“身份认同”？当教育改革的概念和目的未明，路径和成效自然也会大打折扣；例如当上述种种问题悬而未决，变相留下灰色争论空间，而民间和政界的讨论又因“泛政治化”的舆论环境而逐渐失焦，政府政策亦因而朝令夕改，最后变成原地打转——至2009年，当局宣布微调中学教学语言，不再区分“中中”和“英中”，而是容许学校采取不同模式的教学语言安排，同时加强校内英语环境，以增加学生运用和接触英文的机会。

政治化导致教学语言讨论失焦

特区政府之所以未有清楚区分所谓“母语”到底是“自然母语”（广东话）还是“社会母语”（普通话），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可能是不想面对政治考虑，因为尽管两者同属中文，但在香港社会的使用频率、熟悉程度乃至背后的政治标签皆不尽相同。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语言本来就是政治，母语更是身份政治。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梁慧敏所著《两文三语：香港语文教育政策研究》（下称为《语文研究》）一书指出，香港广受接纳的非标记（unmarked）语言就是广东话，而香港人的语言身份意识根深蒂固，在日常生活中亦甚少以外语沟通，例如社会普遍抵触的普通话，便被港人当作“外来语言”。

近年“反中情绪”加剧，在泛政治化的环境下，“语言”成为了区分“他者”与“我者”的重要标准，“普通话”亦被置于尴尬的地位。2018年便发生了“母语风波”，当时有网民发现，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语常会）网站上载的学术论文把香港人熟悉的“母语”广东话称为“方言”，并把香港人排斥的“外来语”普通话称为“母语”，激起社会极大反弹。前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邵家臻便在特首答问大会上两度追问特首林郑月娥母语是什么；但特首批评问题无聊，并无正面回答，惟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事后表态母语为“广东话”（粤语），并强调会延续“两文三语”政策目标。

杨润雄的回答自然符合当下社会的“政治正确”，却令“母语教学”变得更加暧昧，无助于语言政策的推进。诸如此类的“母语风波”，常见于“泛政治化”下的教学语言讨论，但“政治”往往成为当中的焦点，导致语言变成“政治标签”的工具，而无法客观面对语言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其他功能，更加无法因而制定最有利香港学生的语言政策。

再者，即使是以“政治”主导语言政策的讨论，但那些持份者所认识的政治其实非常狭隘，根本未有触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属性”——“一国两制”。以往香港社会对待“一国两制”时，总是强调“两制”，自然追求“区分”而非“融合”；然而，“一国”才是“两制”的前提，当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又怎能继续只著眼于自己，认定香港必须坚持广东话这种“自然母语”并排拒普通话作为“社会母语”？正因如此，王宁才会在文章中强调，香港中小学中文课堂语言从广东话过渡到国家标准语普通话的“普教中政策”，是“民族认同的大事”，“不能含糊”。

新加坡以“社会母语”推“双语教育”

可以说，“普教中”的政治功能绝对有助塑造“中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香港一样曾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正是出于“民族认同”，而以“社会母语”推行“双语教育”——学校以英文作为第一语言和主要教学语言，另以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民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而所有学生在学习英文之余，还需按照其种族学习一种民族语。

对于占新加坡国民七成以上的华人群体而言，其民族语就是“华语”（与普通话音调大致相同，词汇有别）。据台东大学华语文学系教授张学谦《新加坡语言地位规划及其对家庭母语保存的影响》一文指出，彼时新加坡华人有十个方言群，其中闽南语人口占华人人口六成（福建话四成、潮汕话两成），但是政府仍把华语定位为“华人的母语”。他评价，这种母语是不自然的“官方指定的母语”。

新加坡之所以选择与“普通话”相似的“华语”作为“华人的母语”，少不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考虑。张学谦指出，闽南语的应用，除了和中台民间有商业来往，经济价值不高，而闽南语文化亦不够活跃。相较之下，华语有较为普及的书面语，且记录着中华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能担当“文化堡垒”。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的传承，事源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强调，放弃双语教育的话将会丧失国族文化，导致新加坡成为伪西方社会：“英语和母语存在着互补关系，前者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后者作为认同标记的语言。母语在双语教育中，扮演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满足民族认同的情感需求。”

相较之下，香港的中文教育实在难有“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当中，当然有殖民的因素，正如李晓迎所分析，“回归之前，香港是没有语文政策的，只有语言政策，因为他（港英政府）要‘去母族化’，所以不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也只学部份”，而回归后的中国语文改革，也的确承载了更多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然而，这恐怕并不足够。

“现在的语文政策是明确的，但是语言政策是不明确的。”李晓迎指出，“目标当然是学好中文，但如何学好中文这门‘语言’，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举了一个浅显例子：“我是中国语文老师，但是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不允许我把‘中国语文’翻译成‘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要我写成‘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这就是香港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强调“语言”而忽视“文学”，

“国家情怀、文化认同愈来愈少，是客观事实。”香港教育大学荣休教授郑燕祥则指，中文科课程改革删掉不少古文，沦为了“语言科”；然而，“古文学习不是为了要学生认识古文那么简单，而是学‘气节’、‘爱国’等情怀”，而现时教育中很少谈到中国国情，尤其精英学校是“全英语境”，难达“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拿英语去认同，是不是有困难？”

这种对教育语言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功能”的忽视，其实与社会乃至政府对于“效能”的过于关注是“一币两面”，最终结果便是教育政策“因小失大”的不断微调，语文教育的原地踏步。正如李晓迎所指，“一直以来，关于教学语言的讨论都集中在‘效能’，而非‘功能’”，这种莫名其妙的障碍，导致香港困在圈子里头不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