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流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看不见的他者

尽管香港是移民社会，不同肤色、种族、籍贯、语言或生活风俗的居民在此处流动，但其中约有92%人口是华裔人士，大体算是单一种族社会。在这座自诩为“多元包容共融”的国际大都市中，以“香港人”乃至“华人”为中心的主流社会，仍有强烈的排外情绪。
“种族”的标签因外显的肤色及外貌特征，更容易遭遇明显、甚至有攻击性的差别待遇；少数族裔这个标签本身更往往被视为“原罪”。南亚少数族裔等处在较底层的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种种歧视与不便，由于社会上广泛存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许多问题一直被忽视或掩盖，相较于在香港颇受尊重的白种人士（白人），他们更像是“看不见的他者”。

地位低难夺话语权？
标签潜藏歧视心理

无论是大众刻板印象，抑或是学术调查、传媒报道，每每提到“少数族裔”这个名词，人们通常会先想到肤色较深、英语口音不够纯正的南亚裔及东南亚裔人士。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去年6月曾委托香港浸会大学青年研究实践中心就香港少数族裔青年教育和就业问题展开研究，在该份研究报告中，“少数族裔”的受访对象，实质就等同于原居地为巴基斯坦、尼泊尔、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居民。

然而，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结果，香港约有584,383人报称为非华裔人士，这类人士约占人口的8%。在政府的统计项目中，印尼人、菲律宾人、白人、印度人等非华裔人士统称为“少数族裔”。根据相关数字来看，“少数族裔”中的白人数量，并不是多数，但社会很少将他们与“少数族裔”的标签连系起来。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当人们提到白种人士，下意识会联想到“中环返工”、“非富即贵”、“高薪厚职”、“肯定不是蓝领”等印象，而对深肤色族群的想像则是穷、懒、一无是处、非奸即盗。“标签源于无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香港没有种族歧视问题，其实是社会避而不谈，好像当这件事没有发生，用其他借口把它包装起来。”梁旭明认为，种族歧视全球都存在，对于此类问题，永远谈不上真正彻底地“解决”，而是要先“正视”，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种种不经意的差别待遇，涉及种族歧视。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香港少数族裔青年教育和就业路径问题研究》首席研究员陈德茂指出，他们做调查时也意识到这问题，曾与平机会沟通或许可尝试用“不同族裔”来形容。“什么叫少数族裔呢？如果用人数来计，应该包括白种人。”他认为，在当前语境下，少数族裔更像是形容地位低、资源少、权力少的群体，“这个字眼某程度上就是歧视”。

正如梁旭明在《认识香港南亚少数族裔》一书中所写，“少数族裔”一词很少用来形容居于香港的欧美侨民，大众惯常用“外籍人士”来形容白人，但此词是去种族化的，并无使用“族／裔”字眼。书中亦提到，惯以“印巴裔”统称所有南亚人士正反映出一种被压缩的族裔想像，仿佛认为最显见的深肤色及某些面部特征与少数族群存在必然关系。诚然，这样的联想与词汇都是狭隘的。

为何“少数族裔”这个在人口统计上本可以较中立的词语，被蒙上一层歧视的外衣、附加如此多负面意义？梁旭明指出，其中关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关系。二十世纪末时期，少数族裔人士因肤色和种族而被歧视，在教育、房屋、医疗和社会福利等范畴受到不公平对待。有鉴于此，本是外展社工的王惠芬在2001年创办香港融乐会，专门服务少数族裔，协助及组织他们参与社会行动，争取正当权益。当时为了便利，开始使用“少数族裔”来形容这些长期贫穷的边缘化社群。“这是一个倡议策略，巴基斯坦、尼泊尔每个族裔都有不少低下阶层，向政府提出诉求时，将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统一称呼为少数族裔，更胜於单独讲这些问题。”梁旭明指出，即使他们面临的问题看似很单一，但其实是结构性，而且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白上至上”VS“非我族类”
压制与被压制的优越感投射

梁旭明表示，种族歧视问题全世界都有，美国的种族历史里对黑人的贬抑亦根深蒂固。但吊诡之处在于，香港的殖民历史造就了这些种族关系政治。在香港长达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地时期，香港人一直被白人统治，造就对白人的美好想像，认为“他们高过我们”。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被殖民统治的同时，需要找到“非我族类”的他者进行投射，以找到“我们高过他们”的自我优越感，于是深肤色的人便延续了这种想像。在香港，同族——也就是华裔的人口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这种以华人为中心、带有“大香港主义”色彩的投射，久而久之变得合理化。

事实上，在殖民历史期间，南亚人的地位并不低于华人。《认识香港南亚少数族裔》指出，南亚人最初移居香港，主要是因为大英帝国扩张版图，在防卫和治安方面，英国人不能或不愿意雇用华人，因此最初来港的印度人、后来的巴基斯坦人和啹喀人是英军的征兵。后来，南亚人又在英国人的新领土执法。因为对华人不够信任，英国政府采用多种族的警队招募政策，书中援引资料表示，从最低入息水平来看，华人警员低于欧洲人和印度人。此外，南亚商人利用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英国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贸易活动，而从中获得不少利益，英国人和南亚人更是贸易伙伴。

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教商人和穆斯林商人也乘着香港经济腾飞的快车，享有日益提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然而，从事护卫、防卫和治安等相关工作的南亚人始终停留在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阶层，并面临逐渐遭本地华人取代的命运。九十年代大批巴基斯坦人移居香港，进一步强化刻板印象——巴基斯坦人大多属于低下层。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总体而言，早期居港的南亚人和本地华人的互动甚少，这或多或少也加剧误会与偏见。当然，毋庸置疑的是，白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始终处在较高阶层，这便是“白人至上”观念的历史沿革。

正面与负面差别待遇
种族歧视因疫情放大

谈及香港主流社会对于白人及少数族裔的取态差异，陈德茂提出positive discrimination（正面差别待遇）及negative discrimination（负面差别待遇）的区别，前者意为积极区别待遇，赋予某个群体较多特权；后者则反之。例如，就中文——尤其是粤语的表达能力而言，白人不懂广东话不会被鄙视、排挤，而少数族裔却会因为中文应用能力不足，面临歧视、排挤或职场天花板，更遑论在住房、教育及社会接纳等方面的限制。

抛开语言来看，本港对于少数族裔的歧视从来都没有消减，在疫情期间，尽管新冠病毒对人体的感染是无差别，种族歧视却被肆意放大。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接受《香港01》采访时忆及，今年1月由于新冠疫情严重，政府首次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第559J章），在佐敦划出受限区域，要求市民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受限区域聚集较多少数族裔居民，其中以唐楼的㓥房居民居多，由于住宅较密集、唐楼建筑结构特殊，病毒十分容易传播。张凤美慨叹，当时卫生署有医生在记者会上提到，少数族裔人士的生活习惯、文化等差异，使得他们更容易感染，比如除下口罩聊天等习惯。“不单是少数族裔会这么做（除口罩），但就是有一些人觉得他们不干净、口罩戴得不好。”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白人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初期，常常没有戴好口罩、或摘下口罩聊天，而他们遭受的对待却和南亚少数族裔人士有着强烈反差。

以推动社会共融为目标的社会服务机构“亲切”于今年1至4月进行《香港少数族裔职场现况研究》调查，调查对象中，有土生土长的南亚裔青年表示，在街头工作期间突然遭遇一名港人以粗口问候，并出言“返家乡啦！”事主满怀委屈和无奈，因为此处便是家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成受访少数族裔人士曾在工作及社区遭遇敌意对待，有三成半受访港人坦承因少数族裔人士的种族与肤色而不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反观白人，类似例子较少发生，即便偶有特例出现，白人遭受的歧视更容易引起关注。例如礼顿建筑（亚洲）的一名前爆破工程主管Haden Francis William认为自己受到种族歧视，要求公司道歉及赔偿20万元的情感损失，案件11月8日在区域法院开审。原告入禀时在申索书中指出，他是一名白人，拥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国籍。他在工作期间听到同事以“鬼佬”称呼他，而且经常不邀请他出席会议，事后也不会向他发出会议纪录，他更发现同事绕过他作决策，他向上级投诉后反遭解雇。辩方指出原告不清楚具体情况便向管理层作出投诉，是极不负责任，还透露原告被解雇是由于他不会中文。案件目前尚未有判决，已押后作结案陈词。

相比之下，少数族裔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或偏见不计其数，却少有类似的申诉事件及社会反应。《认识香港南亚少数族裔》提及，从文化角度来看，“少数派”的身份会让他们将经历的不公义内化为沉默和自我质疑。即使他们打破沉默、渴求公义或认同，也难以得到可与白人比肩的关注度，而相关社福机构日复一日的倡议，在大众眼里已变成行礼如仪般的重复状况。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的领袖课程副主任梁启智曾在《缺乏国际视野的国际都会：香港人的对外想像》一文中写道，把少数族裔视为“危险”，并以社教化及宗教原因来进行解释，这是常见的主流讲法。在族裔关系上，这种表达方式极度自我中心，以完全单向的融合论来排斥其他族裔的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思想。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本土思潮，使得这种排外情绪愈演愈烈。于是，被他者化的少数族裔，变得更加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