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英殖民到主权回归　香港人与中国心的错过和邂逅

今年正值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也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中间点，“民心回归”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核心议题，国民身份认同教育自然也被提上日程。在下一个二十五年内，“一国两制”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之一，在于能否全面修正价值观念教育的偏差和缺失，方能使得香港市民重新找回以中华民族为根的国家认同和主体意识。回溯从港英殖民到主权回归以来“去国家化”的教育历程，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今天人们对于“我是谁”的困惑，也有益于教育体系更深刻地改革国民教育课程内容，让香港人与中国心重新“邂逅”。

“我是谁”：香港人的未解困惑

对于居住在香港的华人群体来说，“我是谁”从来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在英殖时期，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曾在《见证香港五十年》一书中指出：“没有香港华人会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因此在国籍一栏上会不自觉地填上中国，但持有的又是英国公民护照，这让外国海关人员摸不着头脑，遂在国籍一栏上，写上‘无国籍’（Stateless），有人因此形容香港人是孤儿。”

事实上，1842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下满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居于香港的华人和“中国人”命运共同的联系就无可避免地变得支离破碎。不少历史文件和研究都指出，为巩固殖民统治，港英政府在香港实施“去国家化”的“疏离统治”，即淡化和回避国家观念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强化殖民主义，直接影响香港华人的国民意识和身份认同。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很多人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根本模糊不清，已故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就曾指出，大部份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但他们理解的国家又好像和内地不太一样，相对来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则是直接而清楚的。尤其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面对主权和治权的巨变，作为向来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孤儿”，尽管在法律和政治身份上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国人”了，但基于由来已久的国民意识缺失、文化习惯区隔、社会制度差异等等因素，为了平衡归属感、优越感、冲突感带来的矛盾心理，就自然而然地以“我是香港人”来表述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结果却是导致香港人与中国心的再次分离，至今仍然无法清晰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归根结柢，还得回到殖民时期，从香港人与中国心的“错过”开始说起。

根据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于2017年刊发内地学者吴鹏所撰《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路径分析》，理想的“国民教育”理应包括三大内容：巩固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构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和对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中的核心要义在于“国家认同”，这是一个政治概念，指一国的公民从心理上对自己归属于祖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和情感；而由于国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认同的建构本就离不开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紧密结合。但偏偏，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的国民教育经历了艰苦历程。

英殖时期：公民教育“非国家化”

首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港英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是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疏离式的子民教育”。例如，五十年代开设的“公民科”，内容主要是灌输殖民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强调英国制度、文化的优越性；七十年代将公民科改为“经济和公共事务科”，强调公民的守法和服从责任，强化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识。在此期间，港英政府通过颁布《教育条例》明确禁止师生在校内使用“祖国”、“民族”、“国籍”等词语，在课程中排除一些政治敏感议题，一些敏感性的历史事实，如鸦片战争、建国历程，也会在中小学教材被规避。

“重英轻中”的语文教育政策是另一种“疏离式的子民教育”的呈现。“英文是主要语言，除了中文科之外都是用英文教学。”现年76岁的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李焯芬忆述自己上学时的经历，谈及当时港英政府主张英语教学，中文彻底沦为“第二语言”。直到九十年代的香港，一度有超过九成的中学都是以英文为教学语言，以至于上到精英阶层、下至普通民众都以说英文为荣，相比之下，广东话并没有享有本身作为香港社会“自然母语”的崇高地位，更遑论作为国家语言认同重要象征的“社会母语”普通话会得到重视——结果，在对国家语言认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国民身份认同无疑失去载体。

通过多种手段切断母语教学和“非国家化”教学的教育再造之下，英国殖民文化强势压制了香港人的中华文化基因，“中国”在香港人心中成了一个很近又很遥远的存在，对其充满怀疑和不信任，遑论要形成民族认同感或自豪感。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在1998年的《青少年公民意识和道德价值研究》发现，10至24岁青少年中，有逾五成表示对中国没有归属感。

其次，是回归前过渡阶段的“香港居民教育”。《中英联合声明》自1984年底签署后，香港进入回归之前的过渡阶段，及后的《基本法》起草讨论大致同意以沿用原有的“香港居民身份制度”，并以“香港居民”作为履行《基本法》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有别于一般以“公民”为主体的做法——这既是中央为了稳定过渡的特殊措施，但也导致往后本应以国民身份认同为主的公民教育变成以居民身份意识为主。例如，教育署翌年同年8月颁发《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八五指引》），在全港中小学推行公民教育——尽管当中开始打破校园政治禁令，把当代中国、内地和香港关系、国家观念等内容列入课程范围之中，并且制定从幼稚园到大学预科的公民教育大纲；然而，课程重点在于让香港人摆脱“宗主思想”，从而培养认同香港地区的香港居民，而非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和身份意识。

“香港学校经常讲的公民，往往指的是世界公民，将公民解释为世界人，无家无国。”香港创知中学校长黄晶榕形容，香港的公民教育总是放错重点，直接与相对空泛、甚至是反民族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世界公民”思想联系在一起；然而，“公民”本身是种比较实在的国籍概念，而拥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首先都是“中国公民”，即两者是子与母的关系——前者是城市身份而后者是国族身份，但以往的教育透过放大“香港居民”与“世界公民”的直接关联，变相反而把“香港居民”和“中国公民”对立起来，

最后，是从回归前夕到回归以来的二十多年来，历经国民教育不足的各种失败，导致社会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迫使中央出手拨乱反正，要求香港准确落实具有国家民族认同感的“中国公民教育”。1996年8月，香港教育署对《学校公民教育指引》进行修订（简称《九六指引》），在一定程度上把教育重点从“香港居民”放回“中国公民”概念，指出“就香港而言，学生要了解香港作为一个一度是英国殖民地的华人社区，1997年7月1日以后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区文化与政治身份”。

回归之后：国民教育命途多舛

但可惜，在回归后，特区政府并没有加紧执行国民教育，例如直到2002年，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各尽所能，发挥所长》才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为关键项目，鼓励学校将其纳入课程规划，并提出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包括国民身份认同在内的价值观和态度——但至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香港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后，特区政府于2010年才在《施政报告》明确提出研究在中小学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以帮助学生更快地建立起国民身份认同，唯及后的咨询过程引起轩然大波，酿成2012年反国教运动。

课程发展议会辖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率先于2011年建议发展小一至中六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自5月5日起就学科课程和推行细则展开为期四个月的咨询；而教育局则于翌年4月公布《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容许中小学在三年“开展期”内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行；至梁振英就任特首后更成立“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以在“开展期”内就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推行向教育局提供意见，并检视与国情相关参考教材。不过，由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的个别内容引起极大争议，被指过分吹捧中国共产党，结果引发由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主导的反国教运动，要求当局撤回国民教育科，导致《课程指引》被搁置，即国民教育暂被腰斩。

时任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席和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的李焯芬，深信应该透过历史文化教育让学生重新认识国家，但他万万想不到，《课程指引》一经发布就遭到反对，更被标签为“政治洗脑”及“奴化教育”。他至今仍然坚持，“国民教育本质上是历史文化教育，课程的五大范畴，大部份是培养学生的品德与价值观，并没有政治取向。”

十年过去，到底怎样的国民教育，才能让香港人与中国心重新“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