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
在这篇长篇书评里，作者以三本近来出版的有关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专书为引子，勾勒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与思想面貌，扼要易懂，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引介文章
译者按：本文译自Samuel Freeman, “The Headquarters of Neo-Marx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3rd Issue。在这篇长篇书评里，作者以三本近来出版的有关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专书为引子，勾勒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与思想面貌，扼要易懂，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引介文章。此外，书评作者Samuel Freeman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学生，既是罗尔斯的学说最为知名的诠释者和辩护者，本人也是英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法理学的重要学者。由他执笔的这篇书评，算是侧面反映了当今英美学界的自由主义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的理解。
评论书籍：
《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的生平》（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作者：Stuart Jeffries
出版社：Verso，440页
《哈伯马斯：传记》（Habermas: A Biography）
作者：Stefan Müller-Doohm
出版社：Polity，598页
《阿多诺与存在》（Adorno and Existence）
作者：Peter E. Gordon
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56页
1.
马克思认为，所有经济体系都有剥削关系存在：特权阶级透过占有与控制“生产资料”剥削工人而获利。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工人自他们的劳动中“异化”了，亦从他们的生产成果中、从其他人之中异化了——最终，工人从自己的人性中异化了，因为他们的人生和劳动都不再由他们自己所控制，反而是由特权阶级以及非人性的市场力量所左右和宰制。
马克思解释道，工人之所以会忍耐这样明显的不公义，是因为他们受到剥削的这个事实，被一个复杂的幻觉网络所蒙蔽了。他称这组幻觉为“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迷惑手段包括声称会给予工人公平的劳动报酬的雇佣劳动合约，也包括马克思称为“关于法权的意识形态废话”：如市场是“自由而公平的交易”、“公平的分配”，又或者那些认为资本家和工人劳动对生产一样有贡献的说法。正是这些以及其他种种大行其道的幻觉，再加上宗教以及国家，维持了资本主义这个剥削与异化的体系的有效运作。
马克思这个对意识形态或所谓“虚假意识”的分析，是他在西方思想中留下的最为持久而且重要的思想遗产。它成为了后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组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班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工作的思想基础。这个学派直到七十年代还一直有延续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成为了被称为“批判理论”的基础：透过引用和发展马克思和佛洛伊德的理论中的种种概念，批判理论旨在揭露那些决定我们文化的形态、却又隐藏于我们日常视野和意识之外的力量。这篇书评所介绍的三本书，就是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几位最有名的成员的生平和思想。
这班新马克思主义者都任职或附属于在1924 年创办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研究所旨在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去分析以及批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所在地也是这班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因。研究所的资金来自商人 Hermann Weil，他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谷物贸易商。这是因为他的儿子Felix 请求他出钱筹办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心，去找出共产革命在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探讨未来成功的可能性。由1930年到1958年，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他的任期包含了法兰克福学派由1934年起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初的流亡美国的时期。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领袖除了霍克海默外，还有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库色（Herbert Marcuse），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注一）。此外，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虽然不是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和研究所成员过从甚密，而且对他们的思想有重大影响。除了弗洛姆之外，这几位社会研究所的成员都是成功的犹太商人的儿子。就像Felix Weil一样，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资本家父亲的物质成功，但却同时享受著父亲成功的好处。
由英国著名的记者与文化评论人Stuart Jeffries执笔的《深渊大饭店》，就是记述这班法兰克福学派思想领袖由1900年起到六十年代的生平与主要思想，读来清晰易懂而且引人入胜。书的最后一章则详述了学派在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影响之下，由马克思主义向左翼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向。
由社会研究所一成立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为何共产主义不能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在三十年代，他们借用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为何工人阶级会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迷住，以及他们为什么会热情地站到纳粹主义的一边。一开始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视法西斯主义为资本主义最后的其中一个发展阶段，并且以德国的工业资本家都和希特勒结盟为佐证。但后来，除了六十年代的马库色之外，他们都开始疑惑，也许西方资本主义离终结并让路给共产主义的一天还很遥远。
《深渊大饭店》的书名来自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一句不无轻蔑的讽刺：卢卡奇认为阿多诺与法兰克福学派就像是住进了“深渊大饭店”，“舒适无比地撤退到虚无与荒谬的深渊边缘”。卢卡奇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抛弃了马克思中理论与革命行动（Praxis）的连结。他们舒服地把自己作茧自缚于理论之中，遥远地观看垄断资本主义奇观一般的兴衰，同时不带感情地评论资本主义对人的灵魂的摧残。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对他们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说，法兰克福学派根本就是背叛了他们仿佛热心地拥护的革命。在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抛弃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保持距离时，卢卡奇和布莱希特都不约而同地指摘他们的精英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有效促成革命行动感到悲观，其实不无道理。1919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失败之后，大部分的德国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另一种十分不同的革命。在极权法西斯主义在三十年代崛起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对工人阶级会促成终结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的革命失去信心。工人们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般那样行动起来。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人阶级被服从秩序的倾向所麻痺，因此不能看出他们那些不满的根源是在资本主义。在三十年代以后，其中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就是解释是怎样的幻觉与迷惑，令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变得对压迫自己的秩序温驯服从，还一步步走向野蛮，终于去到把欧洲文明一手摧毁。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法兰克福学派几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东西都批判过。
2.班雅明
班雅明被很多人（包括Jeffries）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对卡夫卡、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和其他作家的文学评论，以及他有关现代艺术和历史哲学的文章，曾经有巨大的影响力（注二）。可是，即使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帮忙，他还是不能在学院找到教职，最终也不能在三十年代末逃离欧洲。Jeffries在书中详细地描写了班雅明相当悲剧的一生，包括他为了逃避盖世太保准备取道葡萄牙去美国，却最终在西班牙接近法国边境的波尔特沃（Port Bou）自杀（注三）。
班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曾经有名地写道：“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是一部野蛮的纪录”（注四）。他另一个在同一篇文章中有名的譬喻，是历史的天使总是向后望，见证著历史的废墟残垣不断推积，尤如一场单一的灾难。“文明与野蛮密不可分”这个概念是班雅明著作中不断出现的论题，也对法兰克福学派有深刻的影响。Jeffries认为，班雅明的这篇历史哲学论纲，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的基础，而《启蒙的辩证》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名著作。在这本书的前言，两位作者指他们在书中准备做的“不过是解释到底是甚么原因，令人类没有进入一个真正体现人性的境况，反而沉沦至一种新的野蛮中去”。他们认为，纳粹的极权主义并不是历史进程的一次“失常”。反之，它的根源正是在资本主义、在启蒙运动、在整个西方文明的思想传统之中（注五）。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的理性思考已经变得主观而且工具性，不再是用来发见客观的普遍真理、真正的人性价值以及人类行动和制度中的正义与不公。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公司会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样逐利有甚么后果。这正是资本主义核心的控制教条。同时，当理性的市场参与者追求最大化他们的满足感的时候，他们会用上最为突显资本主义去道德化本质的工具理性和策略计算，去促成任何任意的甚至邪恶的目的，包括法西斯主义。
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现代的科学方法也是用上了这种工具理性，因为它的目标正正是用来剥削和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都变了资本家的压迫工具。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界定了那些科学会关注和回应什么问题，以及科学研究的方向。除此之外，在“实证主义”所描绘的那个科学的世界图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视之为西方哲学中的支配思想——其实扭曲了现实，因为它坚持只有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即通过观察外部世界并用数学或逻辑作业处理这些观察，但却把道德与美学价值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放到一旁不作关注。
在六十年代的所谓“实证主义争论”中，波普尔（Karl Popper）针对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评来为科学方法辩护。他认为，科学方法是超越阶级利益的。即使科学方法用到社会科学时会有诸多不足，但那始终是唯一一种批判且不偏不倚地找寻真理的方法。批判理论在这方面就远远不及：它在研究之中嵌入了太多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激进主张。
在〈文化工业——启蒙作为集体欺骗〉一文中，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到美国大众文化之中，并猛烈地批评所谓的“文化工业”。他将流行音乐、电台、电视、荷李活电影、以及广告都描绘成毫无灵魂而且是压迫性的（这个对大众文化和音乐的抨击为阿多诺引来了拥抱精英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批评——这见诸他对爵士乐的态度）。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并不是大众的自我表达，而是由上而下、人工捏造出来的虚假叙事，强行塞给大众用来转移他们视线，令他们不能关注和参与到真正有价值而且带来满足的活动。阿多诺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所鼓吹的所谓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意识形态，反映著管治阶级对大众的经济压迫。
3.阿多诺
阿多诺普遍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中在哲学上最为复杂的成员（注六）。他对齐克果、胡塞尔和海德格的批评，是《阿多诺与存在》这本书的焦点。《阿多诺与存在》是哈佛大学思想史学者Peter Gordon 的一部敏锐的哲学研究。阿多诺批评海德格和沙特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自我中心和主观性。Gordon解释，对阿多诺来讲，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本真（authenticity）这类行话”正正是资自恋和自我沉溺、拒绝面对社会现实的终极表现。他认为“本真”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和其他法西斯哲学家”的理论中，不过是反犹主义的门面装饰。
阿多诺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否定的辩证》（Negative Dialectics）批判了海德格和存在主义的本体论，Gordon对此的讨论充满洞见。阿多诺这本书的中心论旨是，由笛卡儿开始的现代哲学错误地把反思的焦点放了在自我意识之上；这个错误的焦点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观念论中更是明显。他们“主观的必要性的谬误”忽视了阿多诺称为“客体的优先性”，也就是物质与社会现实以及历史处境在塑造我们的意识与自我意识时的关键作用。
根据阿多诺的说法，观念论对自我的主观性和它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观念论最终把现实当作全然的自我建构——“绝对的 “我”作为世界的根本”。这个“至高无上的心灵”拒绝容忍大自然的客观存在是先于而且是独立于自我的主观性。他认为，这是观念论“对大自然的愤怒”，驱使著他们理论中的主体去把所有的“非我”或和“我”不同的东西征服和宰制，还要把它们视为比人或我低等的存在。阿多诺视存在主义为突破观念论的主观性的一次失败尝试。他认为自已的哲学工作则成功令我们由观念论错误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注七）。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是极度的悲观主义者。弗洛姆则比较乐观，马库色亦然，虽然程度比不上弗洛姆。他们都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之后继续留在美国。弗洛姆是在三十年代带领法兰克福学派注意佛洛伊德理论的人，但他在1939年之后却被社会研究所开除，原因则是他对佛洛伊德的诠释并非正统（注八）。弗洛姆主张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与佛洛伊德的看法，认为自主的个体能从动物本能和社会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中，也能做到有限的自我转化、得到自由、能真正的爱与被爱。
马库色则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新左翼（New Left）运动的理论领袖。在他的《单向度的人》（注九）中，他认为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平令到工人阶级太过舒服，而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则和宗教一道成为“人民的鸦片”，于是工人便失去了造资本主义反的意志。但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应该感到造反的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为他们带来了自我的异化和不自由。马库色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成为了自己的陌生人，也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归属感，亦和其他人关系疏离。我们都被吸进了物质消费的桎梏与流行文化的空洞之中走不出来。而且，消费主义在我们身上做成的虚假需求，令我们工作得远比必要的多。我们的品味都被操纵了，我们都没有自由去发现我们的“真正的需要”。
马库色早年的《爱欲与文明》则比较乐观。在这本书里，他主张我们应该放纵我们对快乐和性的追求，来挑战资本主义的道德观，也透过将理性与爱欲混合起来，以建构革命意识：“对持续的快乐的追求不只令我们的力比多关系（即“社群”）的秩序扩大，也令…… 爱欲用理性的语言来界定了理性。理性的行为就是维持快乐的关系的行为。”这里马库色明显偏离了佛洛伊德的理论。回看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库色明显是说对了一半：欲望的关系是扩张了，但革命意识却没有。在享乐与欲望横流之中，资本主义与它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强大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自由的理念，用伯林（Isaiah Berlin）的讲法，不过是一种“消极自由”，或者是免于他人的干预的“自由”。他们认为这会引致社会的原子化。“积极自由”则是指人们可以实践他们的人性的真正价值。只有当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令个人不再异化于他们自已和他人，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积极自由。
自由主义认为个体应该有自由去为自己决定甚么是好的，并且有自由去跟从自己的选择与偏好去行动。资本主义原则上有助于这种自由主义人性观的实践：因为商品与服务的供应是回应需求而生产，而整个制度（声称）会逐渐把每个个体的偏好满足最大化——当然，这仅仅包括那些人们愿意花钱满足的偏好。在这个角度看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无情批判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自由主义与主观价值的抗拒，而背后的动力，就是一种伦理上的致善主义（ethical perfectionism）。
这些思想家们并不关心欲望满足与消费者偏好这些问题本身。他们的著作里其实有著一个总是存在著但又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观点：“解放”就是意味著人们自我实践“真正的人性的需要与价值”。只有在社会的所有人都可以行使和发展人之为人特有的能力，即参与到那些有益的合作活动——如在生产、政治和文化中的民主参与——的时候，人们才能这样自我实践。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讲，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令解放变得不可能，因为它在人们身上触发了他们一些虚假的需要，并将之变成了强烈的欲望。这些虚假但强烈的欲望并非自然的，也不是自我实践人性的能力所要求，更不是在社会实践真正的人性的价值所需要的。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认为马克思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夸大了劳动的重要（注十），但他们也认同，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问题，正在于它鼓吹虚假的追求和目标。这阻碍人们自主地实践真正的人性的价值。他们指责资本主义强调对财富的追逐，也就是强调不断的追求满足经济欲望。他们也批评资本主义把理性矮化，变成为了支配自然和人类的纯粹的工具性思考。他们亦认为资本主义透过广告和其他手段对人们的偏好进行操纵，令他们偏向追求消费品和不断消费，却压抑了人的创造性、自发性以及自我的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领袖们不是价值怀疑论者，也不是价值相对主义者（注十一）。“虚假意识”这个概念就是指人们对真实有错误理解，对价值有虚假的信念。但法兰克福学派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对真正的人性的价值的明确描述，也没有提出一个理论去说明，一个怎样组织起来的社会，才可以令这些价值实现。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相对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之下是否有可能找到真确的哲学与伦理知识相当悲观。
4.哈伯马斯
哈伯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的首要代表。在美国过去的四十五年间，他都被视为德国主要的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Stefan Müller-Doohm的传记是对他的思想事业的一部详尽、仔细的编年史。
哈伯马斯在1956年来到法兰克福，担任阿多诺的研究助理。他在社会研究所待了五年，之后就在德国的不同院校出任教职。他在1983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在1993年退休。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对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以及文化评论这几个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而自五十年代开始，他也同时是一个相当投入德国公共讨论的公共知识份子。这始于1953年：当年他发表文章公开要求海德格解释，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主义——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是甚么意思。这本书出版于1935年，于1953年再版，但海德格并没有从书中删掉这一句，也没有更动或提供任何解说。
哈伯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完全认同。尽管如此，他在六十年代的早年著作中也承认受到该学派的影响：“我是由老一代的批判理论——几乎是逐字逐句的跟从——开始的，它历经法西斯主义和史大林主义而来…… 但1945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就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哈伯马斯开始时也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制造出来的有关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幻象，是对个人与政治自主的障碍。但他反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有关启蒙理性的批评：
我不认同批判理论的基本前设，即认为工具理性已变成那样的无孔不入和控制一切，人被困在一个完全的蒙蔽系统之中无路可逃，只有孤立的一些个体偶然的灵光一闪可以洞察到（真理或人性）。
为了取代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悲观的、将资本主义比作法西斯主义的“否定的辩证”，哈伯马斯提出了一些我们还可以抱有希望的理由。他预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会有积极的转型，也就是转型为一个能够有“免于宰制的沟通”的民主社会。社会的公民能够意识到并公开地认同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并能够民主地决定他们的命运。他认为，这些都是使我们能摆脱意识形态幻觉掌控的最重要条件。
哈伯马斯认为，我们人之为人的特点，并不是如马克思所指的透过劳动的社会合作，而是由“论述”或“沟通”构成的社会互动。他认为，人类通过交谈发表论述的真正目标是达致互相理解，这也是社会团结的根本。批判理论的工作就是发现理想的言说沟通有什么形式条件。理想的言说沟通就是令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免于宰制，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会被另一参与者或其他人所操纵。由此，参与到沟通之中的个体就可以自由地达致理解自己和他人。哈伯马斯认为，只有到达这样的情境，解放与自主才能真正实现。
哈伯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与他对理想言谈的描述，就如Jeffries 在书中指出一样，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想像。哈伯马斯仍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但这不是因为市场本身──他认为市场并不是问题所在（注十二）──而是因为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财富的不平等也扭曲了政治民主的健康运作。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哈伯马斯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倡议保障人权自由和代议民主的宪法、市场经济、工人权利有充份保障、工人可以集体参与企业决策和资本家平起平坐，也就是一个实践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
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政体制，其实已经隐含在哈伯马斯对理想言谈处境的条件的描述里。换句话说，其实自由主义宪政，对哈伯马斯来讲，就是公民理性沟通和达致互相理解的必要条件。公民要有效运用他们的自由和参与到民主讨论之中的话，他们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就要受到一视同仁的充分保障，而且也要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发展他们的理性能力。
Jeffries认为，哈伯马斯的理论是自康德和黑格尔以降最系统而且详尽的哲学－社会理论。亦正如罗尔斯（John Rawls）对我说过，哈伯马斯也是自康德以来第一个愿意接受并为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辩护的主要德国哲学家。我认为，正是这里可以见到哈伯马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在德国的哲学传统中，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以至大部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都是抗拒民主自由主义的。
5.
在阿多诺于1949年由加州回到德国之前，他与同僚完成了一个在1950年出版的研究，这就是《权威性人格》一书。这份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指明“一个新的人类学种类”，即那种会倾向认同和支持威权领袖的人格结构。他们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用来量度受访者的“法西斯潜质”──他们称之为“F－尺度”（F-scale）。他们最后访问了2,099人。全部受访者都是中产非犹太裔的美国白人。阿多诺认为有权威性人格的人，有下列的九种人格特征：
．对传统中产阶级价值观有僵化的支持
．对群体内理想化了的道德权威有毫无反思的服从态度
．对主观感受、想像力、敏感思维的反感
．对违反传统价值观的人，倾向觉得需要谴责、拒绝、甚至惩罚
．对人际关系中的“宰制－屈从”“强－弱”“领袖－跟从者”向度特别关注；倾向认同强者…
．总的来说对人类怀有敌意和轻蔑
．倾向相信有一些野蛮、不受控制、危险的事物正在世界发生；将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向外投射。
．对社会规范以外的性行为有夸大的关注
“F－尺度”的不足，在当时即引来不少的批评。有些批评指出，它事先假设了保守主义与威权主义是紧密相关的。批评者也不明白为甚么威权主义的人格并没有扣连到共产主义上去──一个比较清楚的对比应该是自由民主制和或左倾或右倾的极权主义的对扬。法兰克福学派当然也严厉批评苏联的极权主义，但却和他们批评纳粹的力度不可同日而语。这似乎部分是因为他们作为德国的犹太人的个人经历──对他们来讲，纳粹可是摧毁了他们整个世界。
Jeffries在书中也补充，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反对将苏联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是因为他们认为某程度上，人对人的宰制在所有形式的社会都会存在，即使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库色都倾向将很多我们视作平常的东西都批评为“法西斯”──购物与消费主义社会、流行音乐与文化、电台与电视、广告，全都无一幸免。这令到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和现代的自由主义的感知相当遥远。我们有时的确会反感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与消费主义空洞，但我们不会因此就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在道德上腐化人的自我、令我们不能实践我们真正的人性价值，或者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真实。
可是，近来的发展似乎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对我们的时代又有了新的时效性。刚过去的总统大选（译按：即美国总统大选）用上了威权主义式的误导宣传和资讯操纵，而这些手段正是用在那些最会受这些操作影响的人身上；大选的结果是一个政党的近乎完全的胜利──而这个政党的纲领是混合了放任市场主义式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如果不是完全消灭公共服务的话）和强化集中在资本家手上的财富对经济与社会的宰制；而这场大选也把一个有意挑起冲突、有明显威权主义倾向、对真相和民主体制毫不尊重、对公益毫无概念的人送上了总统的宝座。无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与威权主义结盟的批判曾经是多么的“离地”，他们的分析现在似乎又再次变得十分对题了──我们正在面对的，正是愈来愈强烈的本土主义、对煽动家和经济力量不经思考的信任、还有对科学和理性讨论的厌恶，以及人们对一个有意散布假消息和操纵资讯的政权的热情拥护。
注释：
注一：其他重要的成员包括Friedrich Pollock、Franz Neumann、Otto Kirchheimer，还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Henryk Grossman，以及Leo Löwenthal──他在加洲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至八十年代末，在1993年去世，也是最后一个去世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
注二：这些文章在1968年被结集成文集《启迪》（Illuminations），由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编辑，鄂兰也为文集写了一个有名的导言。也可参考Mark Lilla 在1995年5月25日在这里（译者按：即《纽约书评》，下同）发表的〈班雅明的谜〉，他评论了那时刚出版的班雅明书信集。Lilla在文中认为，班雅明对后现代主义者的影响是令人遗憾的，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们扭曲了班雅明思想的真正关注点所在。也可参考Charles Rosen在1977年11月10日在这里发表的，对班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的书评。
注三：曾经有人怀疑──虽然Jeffries 认为并不可信──班雅明是被史大林的特务谋杀的。可参考Edward Rothstein〈线索：一个认为班雅明是被史大林暗杀的大胆理论〉，纽约时报，2001年6月30日。
注四：这句话刻了在班雅明在波尔特沃的衣冠冢的墓碑上。
注五：阿多诺后来甚至说“没有资本主义的主观性的基本原则，就没有奥斯威辛集中营”。
注六：阿多诺同时也是一个古典钢琴家，跟随Alban Berg 学过作曲、写过无调性音乐，也写过很多文章讨论艺术和音乐中的现代主义。其中的不少议论（如他讨论马勒、勋伯格、泽姆林斯基的文章）都对理解现代音乐有过重要贡献。可参考Roger Scruton〈为什么读阿多诺？〉，收于《理解音乐：哲学与诠释》（Continuum, 2009）。但阿多诺同时也说过他认为爵士乐是“适合法西斯主义”和“不过在歌颂压迫”。
注七：Gordon也解释了阿多诺如何批评沙特和法国存在主义者仍在依赖“主体的自由行动这个老旧的观念论范畴”。阿多诺指他们忽视了“不自由”的文化条件，是如何强加于我们表面上自由的选择之上，也忽视了我们已绝望地被淹没于虚假的信念与价值之中这个事实。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自发行动的“无条件的自由”不过是幻觉。见《否定的辩证》，页50。
注八：他不认为有所谓伊底帕斯情结存在，也反对佛洛伊德有关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可能和谐的判断。
注九：可参考George Lichtheim 在1964年2月20日发表在这里的书评，以及Georg H. Fromm, William Leiss, John David Ober, Arno Waserman, Edward J. Wilkins 等人向编辑的投书回应，以及George Lichtheim在1964年3月19日，也是在这里的回应。
注十：Jeffries写道：“对人类能够从劳动中解放自己、为自己找到意义这个讲法的怀疑，是三十年代以降的批判理论的标志”。他说，阿多诺曾经说过，马克思想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巨形的工厂”。班雅明也说过“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的理解“已经有后来法西斯主专家治国论的特征”。
注十一：阿多诺说“资产阶级的怀疑主义，也就是相对主义教条的具体展现，是愚蠢的”。而且，“相对主义……从来都是和反动的势力纠缠不清，由雅典的诡辩家（sophists）乐意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开始已经是这样”。见《否定的辩证》，页37
注十二：哈伯马斯在他1990年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著甚么？〉中写道：“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革命性转型让我们上了清楚不过的一课：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不把经济运作留给经济的逻辑的去调节——也就是让经济经由市场来自我调节——那么，社会再生产是不可能的。”见《新左评论》，卷183，第一期（9月至10月，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