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选】戴高乐主义沦为“骑墙”哲学

本届法国总统大选中，传统中间派的两大党共和党（LR）和社会党（PS）在初轮投票双双失利。事实上，两大传统政党的没落有迹可寻——它们因为跟随戴高乐主义而成功，却又因长期以此作论述以致思想僵化，可谓“成也戴高乐，败也戴高乐”。相对而言，马克龙的新中间派作风带来不一样气象，令人期望法国政治能重回戴高乐时代的务实精神，并抵挡极端思想崛起。

（本文原载2017年5月8日《香港01》周报第59期B16版，按此订阅周报）

欧洲的著名外交格言说：“当法国感冒的时候，全欧洲都打起喷嚏”—就是说，法国的一举一动均影响着欧洲整体发展。然而，在拿破仑下台后至二战间的百多年，法国国力一落千丈，对欧洲政坛影响力大不如前。而在二战的颓垣败瓦中，重建法国影响力的则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2005年，他在国营电视台的全国投票中击败微生物学家巴士德、原子力学家居礼夫人、以及著名作家暨欧洲主义思想家雨果等名人，荣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国人（Le Plus Grand Français de tous les temps）”的第一名。

活在巨人阴影下的现代法国

戴高乐是欧洲少数由军人出身的政治领袖，一般被称为“戴高乐将军”。他曾参与两次大战，二战时更带领法国流亡政府和法军在德国占领下奋战。作为军人，他没有传统政客的包袱，也不受左、右派思想的意识形态影响，在他眼中最为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战后，他的主张渐渐得到法国民众支持，并在1958年至1969年间出任总统。

大战后的欧洲军事力量积弱，饱受核武威胁，加上正值冷战对峙高峰，欧洲处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实有被瓜分的危机。戴高乐在执政期间致力整合欧洲各国，希望在保持国家主权的同时推动欧洲在各方面相互合作，建立不容外人干预的合作体系。因此，他推动法德化敌为友，并成立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体”。为使欧洲的合作不会被人操控，他更致力排除英、美势力于共同体外。另一方面，在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僵局中，他坚持不跟随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退出围堵苏联的北约组织；更力排众议与共产阵营的中共建交。

为确保自主能力，戴高乐在未成为总统前就建议法国应自行发展核武，法国最终在1960年原子弹试爆成功，成为继美、苏、英后第四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他又积极推动开发人造卫星科技，使法国于1965年成为继苏、美后第三个能自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由于人造卫星能在外太空不受干预地进行军事侦查以获取敌军情报，列强在太空科技领域展开新军备竞赛。法国在没有美、苏的技术支持下自行研发出核武，能够有效利用“核震慑”的外交优势。这种优势使她不再需要加入任何国际性军事同盟，也能在复杂多变的冷战格局中独善其身，甚至维护欧洲整体安全。可以说，法国国民对戴高乐的称誉，是实至名归的。

由于戴高乐的成功，后继政党以他的政策方针为基础继续治理法国，这些政策的原则于是成为了所谓的“戴高乐主义”。在当代法国，戴高乐主义更成为左右两派所公认而普遍信服的“法国原则”。然而，即使法国现时的政党与民众经常提着“戴高乐主义”，但他们口中的却只是徒有外表的皮囊而已。法国历史学家Serges Berstein在《牛津世界政治》（Oxford Companion to Politics of the World）中描述戴高乐主义是“既非一种教条，也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务实的权力运用，而这种权力运用并非完全没有矛盾，也非完全没有向现实让步”。他认为戴高乐主义没有一般政治的左右之分，只是对应法国20世纪中叶的局势的务实主义思想。

因此，戴高乐的不少政策都难以用政治分类学解释。例如他一方面希望整合欧洲，但同时反对欧洲进一步变成一个单一国家。他没有右派明显的排外情绪，外交上也没有跟随资本主义阵营的美、英等，反而与中、苏保持友好。然而他也绝非左派，虽然他主张“dirigisme”—由政府计划经济发展，但却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论述会分化法国。即使戴高乐相当相信威权主义，甚至强化总统权力，但最终亦没有背弃民意而自愿下台。由于戴高乐思想中有太多政治学难以解释的概念，最后只能用“中间派”这个模糊名词表述；一旦抽离20世纪中后期法国历史的脉络，所谓的戴高乐主义只是一堆不伦不类的奇怪政策组合，而“中间”只是欠缺清晰方向的“骑墙”哲学。

后继者日渐离地 失却原意

现时中间偏右政党如共和党正是自称秉承戴高乐政治遗产的政党。即便不认同戴高乐的各阵营，也会对戴高乐主义邯郸学步而强调自己是在实践中间温和的政策方针。像1970年代法国民主同盟（UDF）的总统德斯坦，虽然表明反对戴高乐主义，但整体上仍承袭了中间偏右的路线。击败德斯坦的左派总统密特朗，即便是戴高乐的长久政敌，但他亦没有完全放弃戴高乐的政策，在外交军事政策上更是因循旧制。

可是，无论支持或是反对戴高乐主义的人，都容易落入将戴高乐主义看成是教条式政治纲要的陷阱。当他们讨论戴高乐主义时，普遍喜欢割裂戴高乐的某些主张作独立讨论，例如“是否在军事外交方面亲美”、“经济政策应否继续由政府主导”、又或者是“是否应该支持欧盟”等。这种割裂式的讨论视戴高乐主义为政治教条，很容易忽略了这些政策本身在历史上对法国整体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可以说，当下的“戴高乐主义”，已日渐偏离了戴高乐的政策理念—务实地为法国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例如戴高乐主义反美成为教条后，政治家只能看到“反美”的一面，而忽视了戴高乐意欲在冷战中“独善其身”的原意。

割裂式理解戴高乐主义的代价，可以非常沉重。总统萨科齐在任时（2007至2012），就一反戴高乐主义，在2009年令法国重返北约，更参加了美国在中东与利比亚的战事。但自从萨科齐介入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中后，法国便深陷反恐泥沼，成为激进份子的攻击目标，从近年巴黎接二连三遭到恐怖袭击，便可见一斑。另外，因为法国无法解决恐袭问题，更深化了国民与伊斯兰难民的矛盾，间接助长极右势力近年的崛起。

“中间”成选举牌头 欠缺实践方针

法国主流的两大党都自称“中间派”，但是这个“中间”的内涵跟戴高乐的“中间”有很大差异。在两党各自的政治表述中，中间只是否定偏激的手段，至于如何实践中间理念，却苦无方针。这些政党坚持中间派路线，只是为了不得失既有支持者的同时，在选举中争取最多游离选民的支持。现代政治光谱中，左、右派的忠实支持者都难以改变立场，“中间选民”变成政党重要的争取对象，谁占据“中间”就能占据“选举高地”，甚至占据“道德高地”—只要将对手标签成“极左”或“极右”，就能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甚至赢得选举。

这种政治把戏屡见不鲜—本年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不久后，成功晋级第二轮选票的玛林勒庞突然宣布，暂时辞去其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的主席职务，以专心处理本月初的第二轮竞选活动。无论她如何包装这个举动，也难以掩饰其意欲获得更多中间选民支持的目的。当然，以吸纳中间选民作为选举策略，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为何固执于“中间”？

民心寄望马克龙带来改变

Serges Berstein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核心：戴高乐塑造了战后法国，但由于戴高乐主义广为法国人接受，“那些希望成为戴高乐后继者的人却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些中间派的普遍问题是他们的政策实在太相似了，根本看不出个性。长久奉行戴高乐主义使政党运作僵化，甚至变成只是为选举和党利益所服务的官僚机关。选民看在眼里，自然明白传统政党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当法国失业率长期高企，经济不见起色，民心自然思变。

在1980年代冒起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FN）即求变形象鲜明。现任主席玛林勒庞的父亲老勒庞以反犹太的新法西斯主义作招徕，重施纳粹故技，将政经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而得到不少选民支持。2002年的总统选举，他更成为首个打入第二轮投票的极端政治主义者。在本次总统选举，玛林勒庞虽然没有其父亲的反犹太色彩，但同样以极右的反移民、保护主义等民粹政策作主打，成功进入第二轮投票。另一方面，自称毛泽东思想追随者的极左候选人梅朗雄，也获得意外多的支持。虽然未能在第一轮投票晋级，却也超越主流两大中间党的候选人，位居第三。庆幸的是，在第二轮选举中，持激进思想的玛琳勒庞得胜机会偏低，这也反映了选民对极端思想的忧虑。（本篇撰稿时，第二轮投票尚未有结果。最后马克龙击败了玛琳勒庞成为总统候任人。）

传统中间派乏善足陈，而极端主义又引来中间选民担忧。此时有一位特别的候选人同样以一个不同形象的“中间派”出现。马克龙和其“前进！”（EM！）党以中间派自居，但他没有传统中间派的包袱，在戴高乐主义走上穷途的法国自然引人注目。2月4日，马克龙在里昂发表演说时，就声言“我就是戴高乐，我就是共和国”，表达了自己以成为第二个戴高乐为目标。成为第二个戴高乐跟支持戴高乐主义不能混为一谈—假若马克龙真有此大志，则首先必须突破戴高乐主义思考问题的框架，为今日的法国制定合适的整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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