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 一门新科学

佛洛伊德正正是运用激进的理性主义，通过研究被科学拒斥的现象，而发明精神分析的。 而如果说现代科学的兴起摆脱了神学的桎梏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神学的理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精神分析的发明也可以让我们扬弃现代科学僵化的理性，创造了一种新的理性，如拉冈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佛洛伊德以来的理性》？

科学的本质

在探讨精神分析与科学的关系时，人们经常将这种探讨化约到一个问题上：“精神分析是科学吗？”因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往往变成从科学的立场对精神分析进行评价（大多数时候是批判）。显然，这种做法本身依赖于一个很大的假设，即科学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本质。但情况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学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占据著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到宏观的社会和商业层面，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政府和企业不断聘用科学“专家”来进行事务管理和广告推广；小到每个个体，人们生活中的每个决定也慢慢被科学话语所中介，看看那些用手机程式来管理自己每天摄入的卡路里、走路的步数的人就知道。科学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科学的本质好像不言自明。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满足于一个模糊的科学形象（这个形象通常与物理学或者生物学这些模范科学联系在一起）而将科学的本质这个问题扔到一边。同样地，在以科学的立场评判精神分析的时候，人们怀有的就是这种模糊而又理想化的科学形象，然后将精神分析与这种形象进行对比，以回答“精神分析是科学吗？”这个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个科学形象可靠吗？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放弃这些以“常识”为标准的科学形象，转而对科学进行详尽的历史分析和哲学分析，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糟糕──这里甚至没有一个模糊的科学形象。随便翻阅一本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琳瑯满目的关于科学的理论：归纳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实在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游离在种种“主义”之外的人物：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等。既然连严肃的学术研究对“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定论，那之前的那种觉得可以依赖于一个模糊的科学形象来评判精神分析的想法就难免显得“sometimes naive”，因而运用一个虚无缥缈的形象来排除精神分析的这种做法就更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直接探求科学本质遇到了死胡同，怎么办？我们不妨遵从笛卡儿的方法论，将一个事物拆解成简单的部分，再研究这些部分。我们暂时给“科学”下最低程度的定义：科学即是用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某些对象。然后，我们来看看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理性”这一概念。

佛洛伊德的理性主义

佛洛伊德生活的19世纪末，尽管现代科学理论的实际成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但科学的态度却早已深入人心，这种态度最能体现在人们对运用理性获得的知识的尊重上。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种态度意味著康德在《何为启蒙？》中宣扬的“敢于运用理性！”（Sapere aude！），即不诉诸于权威的教条，只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问题。这种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佛洛伊德，大体上，科学对他来说，即是：基于观察到的现象，利用系统的方法去研究某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本身又遵循著一些规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规律来理解它。

这种理性出现之初便与现代科学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大多数人眼中，理性与自然科学几乎成了同义词。改写一下黑格尔的话，当代的理性主义就是科学主义：“凡是理性的都是科学的，凡是科学的都是理性的。”这种做法僵化了“理性”和“科学”的概念，后果就是“理性”的实践仅仅依附于一些看似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例如统计数据、形式逻辑等等。似乎没有这些“科学”元素，就谈不上理性。

在这个层面上，佛洛伊德比一般理性主义更加激进，他怀有的是一种“去到尽”的理性主义，而没有简单地将理性和当时的科学──包括牛顿物理学、热力学和生物学──等同起来。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捍卫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理性的。

在《精神分析导论》的第二讲的一开头，他说道：“我们以调查研究而非以假设开始。我们选择那些很普通的、很熟悉的、却很少受到关注的现象……‘失误动作’(parapraxes)……”这些失误动作包括口误、暂时性遗忘等等。显然，佛洛伊德知道，人们面对这些现象的最普遍的反应就是：这些现象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因而他想像听众如此反驳：“在广袤的宇宙里和在我们的心灵中有许多大问题，在精神错乱领域中也有诸多奇妙的的事情，它们都需要并且值得重视，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过失花费精力，实在是太无聊了。”佛洛伊德回答道：“精神分析……观察的材料常被其他学科视为琐碎的、不重要的，其他学科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把它看作现象界里的渣滓。但是，你们的批评难道不是把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表现混为一谈吗？难道重要的事情不能在某种条件、某种时刻借琐碎的事情表现出来吗？”接下来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青年男子只要通过一些小的细节（一个眼神、一个小的动作、一个手的触碰的瞬间）就可以确认他已经赢得了某个女孩的芳心，而不需要她明确的表示和热烈的拥抱；第二是一个侦探只需凭借现场留下的一些小的线索就可以找到凶手，侦破案件。他总结道：“由于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联系，包括小事与大事的联系，你甚至可以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深入到大的问题。”他认为没有一件事是“小事情”，是“不值得解释的”，因为所有事件都有著“普遍联系”，“无论何人片面地违背自然事件的决定论，就意味著他把科学的宇宙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意味著，佛洛伊德认为，如果有人认为一些发生了的事“可有可无”，脱离了事件的“普遍联系”，那么这种想法就违背了理性主义。原因很简单：如果有些东西无法用理性去解释，那么理性就被这些超越理性的东西所限制，而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范围。这样一来，理性主义就会变成一种宗教──如斯宾诺莎所言，人们只是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归于上帝，而上帝只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东西的一个集合。因此，佛洛伊德认为，一旦理性被认为不能解释所有现象，理性主义就毫无意义可言。理性必须要照亮哪怕看起来是无理性、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精神分析的理性主义：所有东西，无论看起来如何地微不足道，看起来如何地偶然，都应该被分析。

如果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应该被分析，那是因为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中，理性依然在运作著，而这才是一种真正普遍的理性主义。在这种理性主义中，理性这个概念没有被实体化，即理性的定义没有被固定下来。反而，这个概念被普世地运用所有事情上，避免了理性任何“排除”的操作。这时候，我们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科学对精神分析的一种批判，它难道不正是在执行这种“排除”吗？这种批判先把一种模糊的科学形象固化，然后将精神分析排除在科学之外，并通过这种排除来巩固“科学”这个概念。这样的做法凸显出这种科学和理性的弱点，因为排除不过是说明了这种科学自身没有办法解释精神分析处理的现象。更讽刺的是，在佛洛伊德眼中，这种科学观甚至还不如宗教，因为“即使是宗教观，也表现出很强的连贯性，因为它明确地肯定，没有上帝的旨意就不会有一只麻雀从屋顶坠落。”即使是宗教，面对一些似乎难以用上帝解释的事情（如“为何世上有恶？”），起码也敢于承担起解释的责任。而这种所谓的“理性”与“科学”，仅仅选择了回避与拒斥。

精神分析──新的科学？

佛洛伊德正正是运用激进的理性主义，通过研究被科学拒斥的现象，而发明精神分析的。 而如果说现代科学的兴起摆脱了神学的桎梏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神学的理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精神分析的发明也可以让我们扬弃现代科学僵化的理性，创造了一种新的理性，如拉冈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佛洛伊德以来的理性》？

甚至，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门新的科学，那么我们在探讨精神分析与科学的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甩掉那个老掉牙的问题“精神分析是科学吗？”，转而考虑一下，精神分析的发明怎样改变了“科学”的概念，把问题换成“什么样的科学才可以容纳精神分析？”。

让我们回到德国观念论，回到《德国观念论的最古老纲领》，这份由荷尔德林、黑格尔（正如傅柯所言，我们好像总是要回到黑格尔）和谢林撰写的手稿中，里面写道：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有道德的造物，世界如何构成？我想给我们的物理学，这在实验中缓慢艰难地前行的物理学，安上一双翅膀……只有在哲学提供理念而经验提供材料之时，我们才终于能获得全部的物理学，这是我期望能在下一个世纪出现的物理学。当代的物理学看起来并不能使一个有创造性的心灵感到满意，比如我们现在拥有的、或我们应该拥有的那种心灵。”

这些话包含了德国观念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自由如何可能？”而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把这个问题与科学联系起来。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有多“坏”，无视人类伦理世界的现象。问题毋宁是当时的物理学还不够“好”，没有“安上一双翅膀”，无法解释“一个有道德的造物”的“世界”。那么，精神分析，作为研究主体的学问，是不是这种“插上翅膀”的“物理学”？为什么不呢？精神分析，一门“自由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