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视之死】新世代影视制作人求存记

1960、70年代，公仔箱在港仍未普及，凡有一户打开电视，家门前必有一堆人围观收看。为了这个公仔箱，家家户户只有死悭死抵，它不但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容器。时至今天，电视被智能手机取代，双星不再报喜、今宵不再欢乐，收看电视亦不再是人们的唯一娱乐，曾称霸东南亚影视市场的香港影视行业，如今眼见异国创意工业蓬勃发展，一群制作人定心感不是味儿。不过，新电视台去年诞生，本土电影亦见复苏迹象，香港影视业似乎迎来小阳春，新晋的影视生力军又该如何自处？

问问电视电影系的学生，大学四年间，既要坐定定学习电影理论，又要企定定抱着灯光拿稳摄录机，多少个通宵熬夜重看拍好的片段与剪辑。然而，毕业以后，多少人从校内的影视厂跳到真实片场，又有多少人成为霓虹灯以外的打工仔？翻查数字，去年在各大专院校修读电影电视行业科目相关的毕业生约202人，当中部分人投身电视电影行业，直接进入电视台或电影公司由场记做起，亦有人与朋友合资成立制作公司，成为自由工作者。想一尝导演滋味的，亦可申请香港电台外判节目计划，或是参与去年4月开台的ViuTV实验电视栏目，卢镇业（小野）与《夜曲13》的两位导演——罗嘉骏和曾庆宏便是其中二员。

外判制可为影视业带来小阳春？

香港电台自2000年起推出电视节目外判计划，主题有限定，特别是剧集取材必须与香港本土有关。卢镇业（小野）就是这样入行。在2011年毕业后，他把真实的社运故事拍成独立纪录片《那年．春夏之后》，其后替港台执导外判节目，对于港台外判计划能否帮助新世代的创作人有切身体会，“近年的电影系毕业生，不甘于太早进入体制内，港台外判计划正是一条出路，让他们落手试做，既不如电影公司凡事讲求商业价值，又不像学生电影般题材局限于个人经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更知道自己的风格是什么，从而找到自己的定位。”

小野记得毕业那年，同班同学中无人想在电视台工作，事关流水帐式的节目内容、倒模一样的剧集编排都令人却步。究其原因，是电视台制作的节目突破不了旧思维，抑或观众口味万年如一，最终导致香港电视产业逐渐衰亡？在小野眼中，观众不是白痴，“要是你在一边制作的同时又在控诉这件事，只会是累斗累，对整个产业起不了任何作用。观众口味如何，某程度上也反映了制作人的质素，这不是观众的问题，而是制作人应该思考的事。”港台外判制度的存在，正是要补足大台以外的资讯，对观众固然是好事，而对制作人来说，港台亦是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自己的旧有框框，“在商业以外，尝试新的制作路向，试做自己的东西。申请者也不只局限于行业内的制作人，只要你有摄影器材，又有心去拍摄，行外人亦可以拍作品。”

观众口味如何，某程度上也反映了制作人的质素，这不是观众的问题，而是制作人应该思考的事。

外判计划不独对一班幕后制作人有好处，对于一班幕前的演员来说，亦提供了一个曝光机会。导演麦曦茵爱起用新面孔，每次执导电影都会使用新演员，在构思初版的《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剧本时，甚至因采取全新演员班底而无人愿意投资。后来港台在2014年邀请她拍外判计划中的狮子山下系列，她同样坚持采用新演员，辗转之下令《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得到港台支持，最后在电影节成功放映。

新制作模式倡新内容新角度

去年开台的ViuTV主打综艺娱乐之余，其制播分离的制作模式亦引来注目。罗嘉骏的制作公司应邀拍摄一套香港纪录片，电视台只定下“One Night In Hong Kong”五个英文字，其他任由团队发挥。团队开始资料搜集，以在夜间活动的人为节目主轴，每集借他们的故事点出背后的社会议题，《夜曲13》便是由此而来。自由度大，题材任意发挥，是罗嘉骏接下这份差事的原因，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出身的他对画面力量有所坚持，故《夜曲13》与其他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节目多以沉寂的画面取代旁白说故事。“画面不是用来摄镜摄时间，怎样编排好画面也是种学问。”

难得的是，ViuTV对这种着重电影感的拍摄手法照单全收，对内容亦没有太大意见。该节目的另一导演曾庆宏认为，外判模式的好，在于电视台把节目制作权下放予独立制作公司，丰富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想像：“电视台拍摄出来的节目较为单向，但接外判计划的制作公司不同，因为制作偏向商业性，要清楚掌握观众口味。”

外判制苦在缺资金

虽然，黄金时段平均收视仅录得2.1点的ViuTV尚未能撼动拥有惯性收视的TVB；但另一边厢，ViuTV不少节目在2016年电视节目欣赏指数调查榜上有名，可谓有口碑无观众。制播分离听起来是另一道香港创意产业的曙光，然而这种模式果真全无限制吗？

外判节目自由度大，但针无两头利，资金有限一直是最大问题。“港台外判纪录片20万一集，大概是ViuTV三四倍。如果要排名，中国的电视台酬劳一定最多，其次是海外，再往下数是港台，最后才是ViuTV。”因资金问题，《夜曲13》拍摄团队只有九个人，两位导演一人分饰多角，既要掌机拍摄，亦要负责剪接调色，其他力所不及的事要刷人情卡，叫朋友帮忙，如混音、场记等都不是制作公司的全职员工，但天天还得回公司帮忙执头执尾；最后出粮，那位中大毕业的场记只收到月薪6,000多元。“我宁愿自己蚀多一点都不想让我团队的其他成员蚀钱，今次（拍摄）真的欠了很多人”，罗嘉骏无奈说道，听起来尽是悔疚。

新一代制作人宁拥自由弃安稳生活

说到这里，从事影视行业的创作新丁似乎一直在过苦日子。不过受访者都摇摇头，急着澄清外界的误解。向往自由是这班人冒险办制作公司的原因。罗嘉骏说起公司成立初期，生活有点捉襟见肘，让他坚持下去的，是一份不想再做打工仔的倔强：“替别人打工，拍些不愿拍的东西，倒不如开制作公司。”于2012年成立制作公司的导演麦曦茵亦有相似想法：“新一代创作人崇尚自由，不甘于专注只做某件事。今天拍网片，明天说不定就跟剧组到外地拍摄，这便是自由工作者的弹性生活模式。”要是说创业苦，失自由更苦。

根据政府最新数字，2016年发行了61套港产片，不少制作人选择了北上替内地的影视公司工作。去年香港与中国内地合拍电影总数达89部，较2015年增加11%。内地的影视行业发展炽热，求才若渴，对新人来说，发展机会愈来愈多。

小野忆述，当年读书时期只有最标青的一两位同学能够在电影公司做场记，但现在已经截然不同，几乎所有在学的电影系学生都有机会到片场工作。不但是电影业，新媒体的兴起亦带来不少商机。很多广告商从传统媒体转到网上媒体宣传商品，倾向聘用制作公司制作网片吸睛，他们的工作机会源源不绝。

说到薪金问题，他们都坦言收入足够过活，虽然电视台给予制作公司的资金比较少，但制作公司可多接广告或网片这些相对高回报的工作，以补偿制作电视节目的亏损。“接拍广告与电视节目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有利，但后者有名又有情。所谓的‘利’当然是指赚的钱比较多，而拍电视节目的‘名’是用来增加公司的名气，而‘情’则是能够把自己希望社会关注的事情放到大荧幕上，一种是赚钱，一种是赚满足感。”罗嘉骏解释。

政策倾斜新导演忽视幕后技术人才

在国外，不少政府为支持本地创意产业，都会举办各种影展为本地创作人作推广。虽然，近年施政报告总是提到以拨款方式支援影视业，不过自2013年电视发牌事件中，政府拒绝发牌给当时筹备充足的港视，令大众认为政府对业界的支持原来只属空头支票。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于2013年3月推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及由香港艺术发展局推出的“鲜浪潮”，两项计划同样以培训新晋导演为目标；而针对导演以外的幕后技术人员的培训的电影专业培训计划早于2010年结束，此后政府亦再没有举办过类此计划。曾参与鲜浪潮的小野认为，各项比赛重点培训导演，而很少著重培训其他工作岗位的人材，相对台湾及釜山每年均举办电影学院活动，培训整个幕后团队，不只导演，还有编剧丶摄影丶或音响设计，香港的培训计划明显过於单一。

香港电影视产业可重回六七十年代？

截至2014年，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总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5%，在电视电视这一块版图上，就业数字亦由2012年的19,640人稳步回升至2014年的21,700人，数字正告诉我们加入影视工业的人愈来愈多，但从前创意产业百花齐放的局面能否重现眼前？

现在的免费电视市场是各有各做，互不抢夺对家的目标观众。这样只会令各电视台安守本分，但求守得住各自的市场占有率，而不愿投放更多资源与对方一较高下。

“一天没有电视台敢正面抢TVB的观众，一天一台独大的局面仍会存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丽娟叹道。她一直认为本地电视台必须要有正面竞争，才可为整个死气沉沉的市场带来新希望，“现在的免费电视市场是各有各做，互不抢夺对家的目标观众。这样只会令各电视台安守本分，但求守得住各自的市场占有率，而不愿投放更多资源与对方一较高下。”对梁丽娟而言，香港电视电影业从不缺人才，缺的是来自政府、电视台的资源，才令曾经繁盛一时的影视产业无以为继，日渐被外地排拒、甚至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