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思维主导　传统经济箝制　香港人才战略困局

“当前人力资本状况停留在传统经济时代，远远未能满足经济转型所需。”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该院近日发布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里为香港敲响警钟。
蔡洪滨笔下的“经济转型”，是指香港应该转型至“以高端专业服务业为支柱，并由知识型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在“知识型创新经济”中，高技术、高知识的人才是核心生产力，而坐拥优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的香港，人力资本水平本应很有竞争力，但为何会被诟病为停留在传统经济时代？教育投入与人才产出之间如何错位，才导致香港的经济迟迟不能转型，甚至屡失龙头地位，只能摇头兴叹？
有人把人力资本的滞后归咎于学校未能作育英才；然而，只要将镜头对准香港青年，便可发现问题源于整个教育系统长期受困于两道枷锁：精英思维模式和传统经济结构。《香港01》与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李晓迎及一众香港创业青年对话，冀能深入解构“人才荒”，为“经济转型”铺路。

香港长期被定义为“经济城市”，香港人则是“经济动物”，所以衡量“人才”的唯一指标便是经济收入的多少，而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等比较发达的经济支柱就是“人才”集中行业。正是这种狭隘的人才视角，养成了“只见树木”的精英思维，不但忽略了社会本来就由不同才能的人组成的事实，而且不断透过资源的倾斜扼杀人们贡献社会的机会，最终扭曲了人才与社会的关系，导致人才沦为生产活动的奴隶，使得经济变得庸俗、浮躁、单一。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重要系统，偏偏这套系统早就深陷片面“精英主义”的泥沼。首先，香港教育开支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1%，远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次，面对资源的紧绌，均等教育的机会被不断压缩—在高等教育方面，学额资助相当有限，导致公立院校苦苦纠缠于数字游戏，难以提高人才培育效率，私立院校则受入学门槛和政府束缚，未能发挥市场力量；至于基础教育，官立、津贴、直资、私立这四大学校分类背后又代表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资源分配逻辑，结果往往造成结构不公，尤其经常忽视基层成才的权利，令他们难以透过教育上流，遑论为社会贡献才智。

因此，若要做到“人尽其才”，特区政府必须重新梳理教育和人才的关系，继而彻底改变教育政策的思维模式，而首当其冲的是大学教育。正如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1》中所撰《香港“人力资本投资倍增计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所指，在知识型创新驱动式经济中，大学教育应以“普及”为目的，无奈香港的大学教育至今仍然沿用传统经济下的教育模式，以少数精英而非大众作为收生对象。

追逐排名“必要之恶”

面积仅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拥有五间全球排名百大的大学，经常为政府和市民津津乐道。不过，香港大学前校长、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却不以为然：“大学排名，多是数字游戏。有些数字讲出来简直笑死人。”他接着和记者分享了任职港大校长时的一件趣事，“有一年，香港大学的排名竟然高过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因为有关排名其中一个评核标准是“非本地职员得分”，而位于美国的史丹福大学自然有不少当地学者，但香港大学却有大量外聘学者，结果竟凭该项得分超过史丹福，“笑到口都大晒！”

成也“排名”，败也“排名”。特区政府高举“精英主义”，令“排名”被异化为教育资源调配的标准，导致公立院校从学位名额、学科内容、到学术研究都被迫卷入“数字漩涡”，而1965年成立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UGC），就是主导这套追逐“排名”的资源分配制度的“罪魁祸首”。徐立之直言，教资会对公立院校的评判标准“好畸形”：“内地是有学科排名的，比如北京大学的文科好过理工科，而清华大学的工科又好过它的文科，但我们香港就不是！（而是）一视同仁，用文章数字等方法去评价大学的研究水平，而且评出来（的结果）是整间大学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学生、拨款。”

徐立之形容，盲目追逐大学排名已然成为香港人才培育的“必要之恶”，因为排名的高低影响招生的优劣和资源的多少，老师和学生只好追着排名走，但排得高不代表教和学好。“排名主要看研究，不是看教育。”徐立之一再为我们厘清“排名”的迷思，强调学校排名高是因为研究好，研究好则是源于国际知名的大教授比较多，研究生通常会跟着大教授，但本科生未必如此，而大教授打分也相对严谨，又“吓怕”了本科生。

知名度主导了大教授，大教授主导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主导了学校排名，学校排名又主导了资源和生源的分配，这正好展示出精英思维之下“资源投放”和“教育产出”之间的层层错位—大资源跟着大教授。若在传统经济时代，这套“优胜劣汰”的分配制度或许还能派上用场，毕竟大教授对旧经济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当新经济异军突起，新学者都还在适应和探索当中，大教授更难及时转型，结果，新兴学科往往不受重视，遑论培育创科人才。

为什么一个仅由24名海内外专业人士组成的教资会就足以定夺全港八间公立大学的资源分配？蔡洪滨在《建议》中指出，因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过于行政主导”，而大学办学自主权力太小，八大院校只能在同一考核指标架构下进行获取公帑资助的同质竞争，根本未能按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发挥个别优势；另外，“高等教育投入过于依赖僵硬的规划和公式，资源调配墨守成规，无法适应时代变化。”

私校未能发挥作用

计及八大直接受教资会资助的院校，连同私立院校，全港共有22所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院校；按理说，只是收取教资会极少补助的私立院校，理应能够摆脱“精英主义”的行政干预，但实际上，它们也很难做到“办学自主”，就更别说要为社会培育多元人才。

早于2010年根据《专上学院条例》注册成为认可专上学院、至两年前获升格的香港恒生大学，是全港最为知名而资源也最充足的私立大学，却也面对重重障碍。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澳门大学，现为恒生大学校长的何顺文直言，明明自资院校的学科通通经过“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的严格审核，全都具备国际水平，可是，社会至今普遍仍对自资院校存在误解；更令他灰心的是，连特区政府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私立院校，不但未曾主动担当澄清角色，好好解释自资院校的认可资历，甚至跟随社会认定自资院校质素参差的偏见，加强学位颁授的监管。

何顺文所言的“加强监管”，是指教育局早前表示全盘接纳“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专责小组”于2018年发表的报告意见，更新自资专上院校颁授学位的申请机制。以恒生大学为例，原有机制下，大学开办学位课程前，先要经过校内学院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的审批，再逐级提交至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教育局、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等部门审核；但在新机制下，教育局的审视工作将提早于评审局进行学术评审之前进行，当中会就相关行业或界别的人力需求征询决策部门，参考院校的培训策略、学术计划、专精范畴，了解类近课程的市场供求，比较拟议课程的特色和优劣，再向院校提供意见。何顺文担心，教育局和评审局的工作有所重复，可能拖慢整个评审进度至少两年，不利于开展新兴课程；另一方面，若由政府决定学校开办科目，而当局只由GDP或行业需求思考学科建设，有违教育理念。

以业界意见来指导自资院校的学科课程，恐会加深香港产业结构固化的问题。何顺文上任恒生大学校长后，一直推崇博雅教育，希望做到“文理兼备”。恒大近年也开办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新颖课程，如2015年开办的“数据科学及商业智能学（荣誉）理学士”、2019年开办的“文化及创意创业（荣誉）文学士”、2020年开办的“艺术设计学士”等。“不止于开设市场需要的学科，私立大学才能补充、平衡到公校。”何顺文叹道，恒大的学士课程大多瞄准新兴产业，可助香港朝多元产业转型，但如果以教育局现时的“业界需求”来审视，大多都需“回炉重造”，因为香港人力市场最高薪、最短缺的永远是商科和专业科。

“年轻人应有不同的理想和志趣。有些人需早些‘揾食’，有些人却未必需要。”何顺文坦言，“学生成为哲学家或文学家，我都很高兴。最重要是他能否找到满足感、能否创造价值。”为此，他最近正在筹办新课程“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学（Philosophy）和经济（Economics）三科合在一起”，虽不符合政府需求，却可为社会提供有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多元人才。“香港的本科教育一路走‘精英主义’，以政府营运为主。”何顺文认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不应只有公立学校。美国、欧洲最好的大学都是私校，美国的私校比例亦高过公校。”他感叹，私校不用公帑办学，而用市场力量提供学额，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政府操控整个高等教育的生态，根本没有发挥民间的资本与力量”，并不健康。

人才产出效率低下

大学生产潜能被压抑，无法培育更多人才；坊间却埋怨学位过多，造成“学历贬值”。“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应是任何人想读大学就可读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陈伟仪表示，如果将大学教育当作基本教育，那种认为学位应该“贵精不贵多”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他强调，“大学教育其实真的很基础。譬如要投票，如果连基本的政治理念都听不懂，那怎么投？”可惜，以精英思维主导的教育系统当中，大学教育仅属“聪明人”的资源，而非基本教育权利，故港府不愿提高公立院校的资助学额，又立下严苛的入学门槛，极大地削弱高等教育普及性和人才培育的效率。

首先是学额问题。教资会自1994/1995学年开始，每年合共为八间公立大学资助1.45万个第一年学士学位的学额，至2000年稍微提升至1.5万个，目前占每年文凭试考生人数不足两成。然而，“1.5万个学额”的厘定既没合理标准，又已落后时代，纯粹是港府当年曾以18%适龄学生入读大学作为目标，即使后来提出六成大专学生比率的目标，但实际增加的资助学额也只有500个；更可笑的是，教育局曾于2008年指出，资助学额的多少要考虑中学学生数量、入学学生质素、政府财政状况、香港人力需求等因素，但至今仍然未再修订。

社会上每次提倡增加资助学额，特区政府都会反驳称，目前有超过五成学生能够入读高等院校。但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澄清，有关数据把副学士和高级文凭的学额计算在内，有“谷数”之嫌，实际上只有约35%学生能入读本地认可的学士课程，远低于欧洲和很多成熟经济体的六成入学率。在他看来，有能力的年轻人应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我们的核心是，有没有给年轻人足够机会和资助去完成四年制课程，而不是去争取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学额。”

何顺文所指的35%，已包含资助学额和私立学额。理论上，当公立院校的资助学额有限，私立院校本应积极担负提高入学率的职责，正如徐立之忆述，2000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正正希望社会有多些大学生，呼吁私立机构办学，才有了现时大批的自资院校。但现实是，自资院校的出现虽然令入学率翻了一倍，但仍远低于六成的目标，到底原因何在呢？香港大学前校长、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认为，“学额”的深层次症结，在于入学门槛过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能够’入大学的学生人数并不足够。”他把矛头指向文凭试的“3-3-2-2”门槛（指文凭试考生考获中文及英文3等、数学及通识2等，可达到大学收生最低门槛）—与公立院校“供不应求”的学额相比，私立院校年年都要为收生烦恼，学位多是“求过于供”，皆因门入学门槛之高，基本上已排拒三分之二考生就读学士学位的机会。加上学生人数本来就同比大幅递减，能够达到入学门槛的考生就少之又少了。

以2013至2019年间的考生与学额统计为例（表一），文凭试考生人数由近7万跌至4.7万，成功考取入学门槛的考生人数亦由2.7万减至1.97万；然而，当政府资助学额维持在每年1.5万个，即符合入学资格而未能获得资助的考生人数已由1.2万减少至4,700，但自资学士学位学额却由6,989个增加至9,881个，可见生源竞争十分激烈。例如本港历史最悠久、以新闻及传播学系著称的私立院校珠海学院，近年收生状况奇差，连续四年实际收生不达预计学额的四分之一。徐立之慨叹，“自资院校收生时，是‘面包浸水，渣都唔剩’！”

何顺文亦同意“3-3-2-2”门槛应予以调整，“对很多国家来讲，香港的收生门槛相对较高。好多学生被迫去外地升学，或者‘无得拣’下读副学士。”他建议，政府可适当放宽收生标准，让私校可以接纳更多有体艺天赋、领袖才能的学生，“公校基本上都‘睇星星’啦！现时私校容许3%学生不达门槛，我希望可以扩大到10%，令入读本科的标准更多元化。”

“3-3-2-2”的门槛不止影响自资院校收生，更令中学教育变得“应试化”，造成学生心理疲劳与迷茫。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讲座讲授贺洁婷早前发表获政府“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资助研究项目《探讨香港学生如何筑构未来愿景》报告，为有关问题断症：“大部份学生都希望获得大学文凭，然而，现实情况是本地大学的录取率仅约两三成，这意味着只有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获得进大学的入场券。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学生更加感受到来自教育体制的压力，并形成了心理上的症结。几位学生均以‘令人窒息’等字眼形容该情况，其中一位更直接指出问题核心：‘学校中有太多阻碍学生发展的枷锁。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然后参加工作，那时候他们发现社会强调的反而是创新和突破。’”

在学额限制与门槛限制下，香港一流的教育资源无法有效地转化为人才产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同塔塔通讯（Tata Communications） 发表的《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显示，香港排在全球第27位，排名低过首尔、台北、新加坡和东京。其中，培养人才这项的评分有三个细分，分别为主流大学排名、青年入学率和社会连接度，在排名前30的城市中，香港的主流大学得分排名第四，但青年入学率就只有27.9分，排名垫底（表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15年的资料， 25岁以上成人的人均教育年数，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只有11.6年。蔡洪滨在《建议》中分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人都有9至10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反映的是成年人获得大学教育的比例”，可见，香港总体教育水平落后于很多OECD成员国。

基础教育基层缺位

在落后的总体教育水平背后，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从小学至中学的基础教育已形成“贫者愈少，富者愈多”的结构困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香港未来教育协会总干事李晓迎直言，虽然特区政府长期声言推动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却依然不能摆脱“精英思维”，“你数一数，杨润雄局长上任后去过几次基层学校？不会超过十次！”

香港的小、中学教育系统中有官立、津贴、直资及私立学校，然而，私立学校与普通官津学校之间存在极大资源差异。“国际学校是什么资源？本地课程又是什么资源？”李晓迎以他所在的国际学校（属私校）里的“飞盘运动”举例道，“我们学校发现最懂飞盘的是西方人，就请了一帮西方老师来教，学校有钱嘛！那没钱的学校呢？就只能请香港本地的老师，但根本没有资源让他去进修，他也没有参加比赛，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年就在飞盘比赛里拿了全国第二。学校都可以给学生提供飞盘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能不能上升到对他升学有用呢？我的学生去哪里升学都可以说自己是全中国第二，而你的学校只能拿来做个兴趣班。”

私立学校虽好，但学费由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因而基层家庭大多会选择官立及津贴学校。但是，优质的官津学校对基层亦难言公平。官津学校的收生、派位存在“世袭制度”，亦即有兄姊在校就读或父母在校任职的学童将有更高的机会入读名校，这种制度上的精英“保护主义”，令基层很难入读部份传统名校。以小一收生为例，官津学校每年入学有约四分之一的学生是“世袭生”，自行收生阶段成功获派学位中有超过一半为“世袭生”（表三）。一些热门学校由于面向世袭生的自行收生名额供不应求，不得不动用统一派位学额，令普通家庭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大减。以2020年中西区排名第一的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派位情况为例，今年180人中有120个是“世袭生”，即有三分之二学童是“世袭”入学。

世袭制度令欠缺家世背景的基层进入优质官立学校的机会大减；经济能力不足的家庭亦很难支持孩子接受直资、私立教育。基层家庭在整个基础教育系统中尤显被动。更残忍的是，被政府所忽视、无法享受公平教育资源的基层孩子其实是香港的多数。据《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近十年来，有儿童住户的贫穷率维持在两成以上，即每五户有儿童家庭，就有一户为贫穷家庭。对基层乃至贫穷家庭而言，教育本是他们改变命运的赛道，但不公平的起跑线早已将大部份基层孩子挡在大学门外，他们只能沦为精英及中产家庭的陪跑者。

曾任亚太教育研究学会会长的香港教育大学荣休教授郑燕祥在其著作《香港教改：三部变奏》中，反思教育改革对基层家庭的不公：“教改形成的局面是，弱势区域及低下阶层的高能力学生也处于不利，难于进入英中及较强的中中，而这些中学几乎垄断所有政府资助的大学学位及高增值学系。整体来说，低下阶层学生升入政府资助大学的机会大减，若要读其他专上课程，将要自费承担。”早在2016年，《香港01》据学生资助处资料发现，在2006至2015，公立院校资助学额虽一直增加，但获得助学金（须经入息审查）的学生人数及比例却录得跌幅。郑燕祥在书中评价道，“就读于八大的清贫学生，由2006/07学年每10人中有3.8人，减少至2015/16学年的2.4人”，“清贫学生在公营大学的人数及比率在过去十年不断减少的现象，只是这派位机制弊病的必然后果，非常不公。”

低估应用科目效能

基础教育的课程设计亦同样存在问题。应用型教育本是产生科学及技术人才的重要路径，但在香港却成了“差生”的标签。李晓迎说，学科分为应用科和学术科本是“因材施教”，最后却成了“标签作用”：“你是学应用科的，说明你学习不好。”。他更直言，社会对应用科存在误解，反问：“学旅游就是叠被子、端茶倒水吗？”据考评局数据，2020年中学文凭试中，报考应用学习科目的中学生人数为3,651人，占比仅有总考生的6.8%。

社会的偏见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政府由上至下对应用科的忽视，导致整个考评制度的断层，最终令应用科的认受性大减。本港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在2019年报告《应用教育：成就非凡多元出路 迎接崭新数码时代》中就建议政府应重拾应用教育。报告针对应用课程的低报读率列出两大原因：第一，应用科目认受性有限，学术科目考生表现实际可分为七级（一级至五级，五级又设两个星级），但应用科目最多只有四级，分数上限令学生却步；第二，职专文凭缺乏升学阶梯，修读职业训练局青年学院或学校/业界结构提供的文凭课程，不能直接升读学士学位；职专国际文凭课程成效有待观察。

据团结香港基金资料，在OECD经济体中，毕业于应用/职业型课程的高中生平均占比为42%，但香港只有12%（图一）。在芬兰及德国，高中实行职业与学术并列体制，学生完成初中课程后，可选择升读职业型或学术型高中，毕业后可升读普通大学或应用科技大学。根据德国联邦数据统计，在2018至2019年，德国共有426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216所是应用科技大学，106所是综合型大学。当地应用科技大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在工程、经济、社会及资讯科技领域提供应用型高等教育，以培养相关的应用型专才。

反观香港，政府在发展基础教育时仍抱着传统的精英思维，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低估了应用型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令整个应用型教育的系统发展滞后于学术型教育。整个基础教育虽有“多元学科”之名，却难行“因材施教”之实。李晓迎叹道：“家长普遍会认为孩子还是选择学术科比较好，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适合学术科呢？”更重要的是，此事不止关于青年的多元出路，更关乎城市发展。应用学科升学渠道阻塞，令科技型人才产出效率大减，香港在未来以科技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只会显得滞后和被动。

《香港01》曾倡议政府应考虑主流中学以外重办高级别职专高中。香港中学教育以前有“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之分，其中后两者是为了培育具备工业知识与技能的年轻人。基于时代转变，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的课程被视为陈旧过时，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许相关学校删除校名中“职业先修”和“工业中学”字眼，随着时间过去，文法中学、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最终合流。工业中学和职业先修学校的“死因”在于课程不合时宜，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让课程切合时代需要。现在政府希望在创科方面大展拳脚，课程自应以此为设计及投资依据，包括推广其他高端服务业的价值所在，改变市民的固有认识，培育适合新时代的高技术创新型服务人才。

【编按】
本文原刊于第251期《香港01》周报（2021年2月1日出版），可点击同期周报阅读以下相关文章：
精英思维窒碍人尽其才
传统产业抑制新兴人才需求
港青北上创业重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