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周年｜端正历史态度　别让“六四”成为禁语

昨天（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纪念日。《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尽管特区政府没有明文禁止市民“悼念六四”，但相关国安案件仍然未有定论，不少市民难免担心，香港已经不能集体“悼念六四”，甚至不能提倡“平反六四”。然而，在“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六四”本就不是“政治禁语”，而香港可否继续举办任何相关悼念行动、甚或可否继续以“和理非”的方式促请中央当局重新评价事件，都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因此，特区政府既有责任向市民明晰“底线”，也要小心区分个中问题性质，不能把“纪念历史”与“政治抗争”混为一谈；至于香港市民，同样需要端正历史态度，当我们不断回忆伤痛，也有必要加深对国家、对中共、对事件的全面认识， 不应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令“悼念”或“平反”诉求影响香港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更不能上升成为对抗国家的政治操作。

“一国两制”下“六四”不是禁语

以往每逢周年纪念日，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支联会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发起悼念集会，与数以万计市民一起为当年不幸伤亡人士燃起点点烛光，寄哀思、祈安息、促平反。不过，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港独份子和激进反对势力的放肆倒逼中央祭出《港区国安法》，另一阵营旋即借题发挥，多次狙击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结束一党专政”具备“颠覆性质”、质疑历年集会旨在煽动及挑起市民对政权的不满及仇恨，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及后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反复，警方又以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集会，集体悼念无以为继；加上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幸彤等人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就算相关案件仍在审讯当中，已有越来越多人把“悼念六四”等同“颠覆政权”，甚或担心“六四”将会成为“政治禁语”。

然而，面对市民的困惑和忧虑，特区政府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例如特首林郑月娥及候任特首李家超日前分别被问及假若市民前往维园公开悼念、或在家中燃点蜡烛自行悼念等等会否触犯《港区国安法》时，他们都只是重申任何公众活动不论具备什么目的都必须符合法律要求云云，但并没有直接回应有关行为本身是否违法。一些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立法会议员，例如法律界林新强和选委界谢伟俊，也认为公开悼念六四是否违法可能存在“灰色地带”，但相信不涉及组织群众的自发悼念活动仍有一定空间。

由此可见，香港可否继续合法举办任何相关悼念行动、甚或可否继续以“和理非”方式促请中央当局重新评价事件，都已不再清晰。不过，这种模糊似乎源于他们比较看重有关行为的“政治性质”，甚至“一刀切”地把与“六四”相关的“悼念活动”或“平反诉求”视为“政治对抗”，而忽略大多数市民只是单纯从“人道主义”和“关怀国家”角度出发，希望中央重新评价“历史事件”，从没想过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稳定。

也就是说，一些人混淆了问题性质，把纪念历史与政治抗争混为一谈，但这显然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而事实上，“六四事件”发生以来，尽管当中存在三种不同性质，但33年来，也总有人把三种性质捆绑起来，而这同样也不是真正尊重历史的做法。

三种不同性质理应切割区别对待

19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内地同样风起云涌——部份崇尚西方思潮的知识份子和高校学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政制改革过慢，因而衍生官倒、腐败、通胀等社会问题；至1989年4月15日被视为“开明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人们藉著在天安门广场发起悼念活动，提出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诉求，并就此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示威集会和绝食活动；可是，中央当局与示威人士未有达成共识，至4月26日更经《人民日报》社论把示威行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引发各地学生游行声援；官民双方更加争持不下，后来示威现场更出现社会流氓趁机“打砸抢”等行为，事件最终在6月4日以武力清场，成为流血悲剧，死伤人数至今仍然成谜。

事件非常复杂，即使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却有三种不同性质：第一种是中共党内对于改革路线分歧的“政治斗争”，第二种是知识份子、高校学生、普罗大众希望国家改进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三种是少部分社会流氓打砸抢的“刑事罪行”——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本应采取切割处理、区别对待，而非笼统、简化成为同一事件——

在“党内政治斗争”方面，基于观点差异难免出现路线分歧，但有分歧并不必然就是“搞分裂”，而有纷争也不应殃及群众；对于“爱国民主运动”，学生本就充满理想主义，挺身而出也是因为胸怀祖国，在运动期间也是坚守和平理性精神，实在不应因为“党内政治斗争”而受到牵连，也不应被打成“反革命人士”而蒙受谴责或无辜入狱；至于“刑事罪行”，如果有人“打砸抢”，理应承受相应法律后果，不该文过饰非。

大多数香港人多年来所提倡的“平反六四”，所针对的正是“爱国民主运动”，希望中央正视当年低估运动复杂程度的错误，重新给予无辜牺牲的学生和平民一个公道说法、并向死难家属赔偿致歉，而非要以此介入“党内政治斗争”、借此推翻国家体制。不过，尽管三种性质各有不同，多年来却被相提并论，因而衍生不同的历史观点——

对香港非建制阵营而言，往往避谈“刑事罪行”，并且把“党内政治斗争”和“爱国民主运动”相扣连，深信只有建立民主体制才能重新评价事件、以为只有“推翻中共”才能真正告慰亡魂，而尽管他们多年来并没有就此采取任何实质行动，但由于社会充斥意识形态政治偏见，悼念活动难免被别有用心人士利用，演变成为汇聚各种反对声音的场所，在本土思潮崛起的近年更引来独派从中搅局，令悼念集会蒙上不同含义政治色彩；

至于中央，则是倾向放大“党内政治斗争”和“刑事罪行”的问题，并把三种性质划一看成一种“政治对抗”，认为当时学生已被参与斗争的某一阵营所利用，如果不加以制止恐怕导致国家陷入无法挽救的分裂危机，而当局的镇压则成功避免国家步上苏东解体倒台的命运，亦使得中共意识到必须彻底改革才能迈步向前的必要，及后国家上下也都集中火力推进经济建设、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一旦重新评价事件或会掀起政治漩涡，甚至影响中共政权稳定或中央权威，所以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评价。

无论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这种分歧所引伸的更深维度思考，是整个国家民族到底应该秉持怎样的历史信念和治理意识，又将如何面对民族复兴路上的历史考验和治理挑战——因为中国的伟大历史文明从来不是建立在“伟光正”的盲目信仰之上，而是在历史跌宕起伏当中时刻审视自身与历史的关系，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扬弃错误、不断自我更新。

端正历史态度诚恳保持良性互动

中共之所以避谈“六四”，与其向来以民族统一和国家稳定为首要任务息息相关，面对政治问题总会极速提高安全系数，采取从重从严的压制措施，所以把“六四”的三种性质简化成为一种“政治动乱”。可是，改革开放过后的国家变得复杂多元，加上世界思潮纷纭激荡、全球政经格局洗牌，那种“一概而论”的历史习惯和官僚作风明显已不足以回应社会关系的更新，而是需要一种更加精细化、合理化、坦诚化的治理。

直到今天，不少知识份子都不会否认中共对于国家崛起的贡献和成就，甚至已经无奈接受当年平息运动的必要，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认同中共必须采取强力镇压的平息手法。相反，在这些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份子心中，始终无法罔顾武力镇压造成民族伤疤和历史悲剧的事实，更不会因为往后的经济成就而把“错误”决策当成“正确”，甚至仍然认为中共只有直面历史才可避免悲剧重演、给予世道人心交代，也只有直面历史才能更好地重构发展理论、重建社会价值，而不是像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那般将“六四”从公共记忆中抹去，更不是一味坚持当年那个不公不义的历史定性——毕竟这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最低要求，也是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应该践行的责任和担当。

至于香港，同样因为捆绑了“六四事件”的多重性质，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累积成为香港与中央的“心结”，甚至相互扭曲成为一种不断深化信任鸿沟的“政治对抗”——例如当时以“平反六四”作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组织迅速崛起成为最受市民支持的团体；尔后以“反共”或“抗共”作为道德号召和政治启蒙的悲情操作也是选举常见；每逢周年纪念更是不断集体回忆伤痛、不断简化前因后果，甚至越发片面地强调对执政主体的悲愤和对西方政体的追求，那就难免被一些政治极左人士曲解成为一种企图利用“民主”凌驾“爱国”、再借此以民主政体与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竞争的政治抗争。

也因此，每当香港提起“六四”，总是一边记忆，却又一边遗忘——只集中记忆“武力镇压”，却忽略深入认识“八九民运”、忽略整场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内外交困的转型时刻，所以无法客观理解中共举措，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一种“中国很惨，发展落后，没有民主”的刻板印象，不但越发偏离问题核心，甚至无法与时并进地看到国家的改变。

经过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折腾，迎来措手不及的《港区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全新选举制度，也著实有必要吸取“重两制而轻一国”的历史教训，并且需要重新端正历史态度，从国家民族和全球历史的角度加强对国家、对中共、对事件的全面认知。

国家之所以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中共能够对此前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当时乘著否定文革风潮，社会渐渐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和中共执政的各种疑惑；加上声势浩荡的东欧“民主化浪潮”，自由派更加相信西方自由主义才是唯一正确道路，自然力主仿效欧美体制引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推行西方民主政改，而非中共所坚持的走出中国特色道路，也就形成一股否定中共执政的崇洋力量——凡此种种，使得坚守社会主义信仰和江山意识强烈的中共元老如邓小平及陈云等人焦虑起来，难免过度政治化了整场运动，从而更加坚定必须遵循“国家价值本位”严肃应对，以免他们终身奋斗之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目标跌入万劫不复深渊。

如果香港人在记忆“六四事件”的时候，不是狭窄地抽空这些历史场景和意识形态博弈背景，也不是毫无主体性地盲目跟随欧美资本主义政体丑化社会主义的论述框架，即使大家仍然无法接受武力镇压，相信也不至于陷入极端本土阵营操作的二元对立而使得“悼念”或“平反”诉求影响香港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更加不会因而越发失却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初衷——“将来香港人如有什么摩擦，应该记住曾经共度过那么一个日子。”——“八九民运”期间，面对国族身份和前途困惑的香港，连续发起多场动辄百万市民参与声援学生的大型游行，于是作家梁玳宁便在专栏写下这样的话。她笔下的那个“日子”，也许就是百万香港市民对“六四”念兹在兹的初衷——找到不是“经济动物”的自我价值、呈现跨越地域的同胞友爱、反映爱我中华的赤子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