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二宝谈中共与香港．二｜惨烈国情和特殊党情启迪非一般对港政策
曾任香港中联办研究部部长、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曹二宝，去年6月7日在中共深圳市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举办一场关于中共党史港澳专章的讲座，详细梳理香港与中共的历史渊源，以及香港之于国家来说无可比拟的独特地位。本文是曹二宝讲座《学习中共党史港澳专章第一篇（1921-1949）》的第一章第二节，主要探讨中共吸取在革命时期“惨烈国情”和“特殊党情”的教训，对港采取有别于内地的政策；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一针见世界”，《香港01》获授权转载。
“曹二宝谈中共与香港”系列之二
曹二宝谈中共与香港．一｜工运联动 香港是中共“初心萌动”之地
【02】凤凰涅槃，红色血脉
学习研究中共港澳党史，曹二宝有一个重要体会，就是中国的“惨烈国情”和中共的“特殊党情”，深刻教育并启迪了中共：港澳特别是香港有内地没有或不可替代的全局性地位功能；对港澳特别是香港，可以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方针政策。史料显示，中共这种“中外无出其右”的认识与实践，历经的重大曲折、付出的“血与火”代价：就在二次大革命期间。
1、“惨烈国情”中的港澳特别是香港
曹二宝所谓“惨烈国情”，是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中国全国（实际是内地）实行白色恐怖长达10年：对中国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人”！仅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就屠杀了31万多革命群众，其中2.6万多人是中共党员（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说过，他“就在那年（1927年）被逼上梁山”：“谁能料到蒋介石如此厉害，想把我们抓光杀光，让我们彻底消失。几次三番逼迫下，我们无路可走被逼上梁山，不会打仗都不行。”
曹二宝引用丰富史料说明：这期间，中共在“惨烈国情”中艰辛探索，隐约看到港澳特别是香港有内地没有或不可替代的全局性地位功能。先是城市地下斗争和武装起义，陆续在香港实现“凤凰涅槃”；后是为地处农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建立以香港为华南交通总站的“党的血脉”。
（1）“凤凰涅槃”。主要是两件大事：
一件就是，1927年4月17日，即蒋介石“4.12”上海大屠杀和汪精卫“4.15”武汉反革命政变后仅仅数日，中共广东区委转入地下的同时，就从广州转移到香港。曹二宝说，自那时起，直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这个中共诞生翌年即1922年，就成立的省级领导机关，在中国革命28年的漫漫长途中，22年主要在香港活动。其中两大特点：
一是，在香港的这个中共省级领导机关，是中共在华南包括东南多省党组织的指挥中心。如二次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粤桂2省（名为“两广省委”）、战后初期的粤桂闽3省（名为“南方委员会”或“南方临时委员会”等）和解放战争后期的粤桂闽赣湘云贵诸省（名为“香港分局”），等等。
二是，中共在香港的这个省级领导机关，就是港澳党组织的上级单位，但在名称上，除了1个月或2年有“香港”字眼外，名称上都没有“港澳”字眼。这就提示从事中共港澳地方党史研究的朋友：对中国革命中的中共省级机关的名称，切勿以有无“港澳”字眼，来确定它是否港澳党组织的上级单位。
另一件大事就是，1927年8月1日中共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和12月的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都是秘密转移到港澳主要是香港，才摆脱了国民党的疯狂追捕；他们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部署或研究新的起义，也都在香港秘密进行。具体如下：
一是，南昌起义胜利后南撤失败：10月，周恩来、聂荣臻就转移到香港，叶挺转移到澳门；11月，贺龙、刘伯承、李立三、聂荣臻、恽代英、郭沫若等分别转移到香港。
二是，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当日叶剑英就转移到香港；徐向前在内地躲避追捕一年多，也于1929年1月转移到香港。
三是，部署或研究新的起义：1927年10月，周恩来、张太雷、聂荣臻、恽代英等在香港部署广州起义；1929年7-8月，邓小平同聂荣臻在香港研究百色起义；同年9月，邓小平在香港研究右江起义。其中，聂荣臻在港时间最长（1927年10月-1930年初）：接任张太雷的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11月），与张瑞华结为革命伴侣（1928年4月）。
（2）“党的血脉”。
这就是1930年1月到1934年10月，一条由上海到香港，再到广东汕头、潮安和福建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终点是江西瑞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史称“华南线”或“韩汀江线”）。这条交通线以香港作为“华南交通总站”，毛泽东誉为“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一是，形成背景。“华南线”是1929年底，朱毛红军在开辟了赣西南和闽西2个根据地，并合组为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之后，由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周恩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批准建立的。“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周恩来）！中央交通局立即着手开辟，时任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负责人陈云，以2根金条部署秦邦礼（时任中共主要负责人博古即秦邦宪的胞弟）到广东具体筹建。
早在1927年汉口“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就发出绝密的“3号通告”：“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当时中共在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共有3条主线：北方线、长江线和南方线，其中南方线有4条支线。北方、长江这2条主线和南方线的3条支线，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只有南方线中的一条支线“华南线”，从开通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撤出中央苏区，一直秘密地安全运作。
二是，主要任务。史料显示，“中央红色交通线”有三大任务：
①护送人员往返上海与中央苏区。近5年中，由这条交通线护送出入中央苏区的重要人员，约200多人。据曹二宝初步统计：
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0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陈云、任弼时、邓小平；
新中国“十大元帅”6人：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全国解放前牺牲的中共名将叶挺、恽代英、彭湃、左权等；
还有“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和与董老同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陈潭秋，以及后来是正国级国家领导人的邓颖超、杨尚昆等。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中共数名重要干部和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秘密转移苏区的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等，泰共总书记等国际友人，都由这条交通线安全送达中央苏区。
②运送物资和兑换货币。300万苏区军民年需900万元食盐、600万元布匹和各类紧缺的军需物资，不可能在国民党军警特对苏区实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蚊蚁之通报”（蒋介石语）的严酷封锁下，全都从内地征集或采购。
华洋杂处、商业繁荣、通商海外的香港，给中共提供了到全球主要是东南亚采购物资的便利。加之，内地陆路关卡众多，而香港水路进出广东相对方便。有数据显示，中央红色交通线完成了高达6000多担重要战略物资的输送。
此外，苏区土改没收和反“围剿”战场缴获的金银珠宝等硬通货，都可在香港或同是华洋杂处的汕头、上海，兑换成海外或中国内地通行的货币，用于采购物资或上缴中央作为革命经费。
“把香港作为华南交通总站，突显了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特有的内地难比难替的全局性地位功能。”曹二宝说。
③传递绝密讯息和情报。中央与苏区和红军之间上情下达、下情上送的机要讯息，和中共隐蔽战线包括周恩来赞为“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提供的绝密情报，都由这条交通线传递，助力朱毛红军领导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不断胜利。
三是，历史奇迹。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交通线，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秘密传递的情报、护送的人员和物资，全部安全无损。曹二宝认为，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的历史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无数英勇机智的交通员。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本人甚至全家牺牲了，也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传递情报讯息、护送人员和物资等三大任务。中央苏区曾表彰的“四大英雄交通”：李沛群、肖桂昌、熊志华、曾昌明，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2021年中国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绝密使命》，生动再现了这个历史奇迹。
2、“特殊党情”下的港澳特别是香港
曹二宝所谓“特殊党情”，是指二次大革命中，中共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把持中央领导地位，近乎10年！结果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具体在港澳的主要表现：
（1）港澳党组织损失尤为惨烈。港澳虽不属国民党区域（或称“白区”），但在这期间中的短短7年里，据曹二宝初步统计，已转入地下的中共港澳党组织，其省级领导机关，遭港英军警特破坏至少8次；其省委书记因被港英当局逮捕等原因，就换了至少13次。最严重的是：1934年9月到1936年9月，港澳党组织完全没有省级领导机关、停止活动长达2年！正如聂荣臻所说：“我在白区工作了整整4年（香港2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处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期。”
（2）内地方针政策硬在港澳推行。曹二宝分析，这期间中共“左倾”路线在港澳工作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顾港澳特殊情况，硬性实行中共在内地即苏区或白区的方针政策。如将苏区的中心任务“武装斗争”拿到港澳，在两地开展“扩红”（招募红军）；又如将白区的反帝口号拿到香港，动辙举行“反英”游行集会。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某种局面，国民党在内地实行的白色恐怖，香港因有港英军警特的配合，致使已转入地下的中共港澳党组织，特别是省级领导机关屡遭破坏、地下党员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频密被捕：或被港英押解到广州交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英勇牺牲，或由中共以特殊方式营救、秘密转送他方。
如1928年到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邓中夏（获救），中共建党时期著名领袖、1931年任两广省委书记的蔡和森（牺牲），同年12月任两广省委代理书记的章汉夫（获救），1934年先后任两广临时省委、香港工委书记的郑怀昌（牺牲）等。他们都是在香港的群众活动或游行集会中暴露了身份，被港英警察或国民党特务现场或跟踪逮捕的。
据聂荣臻回忆：他在香港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时，就曾建议时任省委常委的香港“五一”游行总指挥邓发，取消了这次游行，避免了中共在港的许多地下党员和负责人被港英抓捕，却为时任总书记向忠发批评为“右倾逃跑主义”！
（3）“左”也可以葬送中国革命。
曹二宝引用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说明二次大革命中“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的错误，就是“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
正是党内受三次“左倾”路线近10年统治这个“特殊党情”，使中共深刻认识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