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职安健｜工人的命也是命——工业意外责任谁属？
近月接连发生多宗致命工业意外。去年12月2日，46岁棚工陈荣彬在红磡一大厦外墙工作时，疑因狗臂架突然松脱从十楼堕下，送院抢救最终不治；数天的12月6日，34岁戴姓男工人拆卸北角皇都戏院大厦时，在2楼外墙被一块石屎击中头部堕下1楼，送院抢救后不治；一个多月后的上周日（1月16日），41岁罗姓男工人在青衣西草湾道地盘工作期间，从16米高工作平台失足堕下，送院抢救终告不治。
每一个看似简单的伤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骤然逝去的生命、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在这个尚且不算寒冷的冬天，万千家庭都在团聚、喜迎新春，遭遇意外的家人却永远地失去重要依靠和经济支柱。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类似的悲剧却无数次上演，而尽管每每事发后劳工处都表示“高度关注”、“十分难过”、“深切慰问”，但相关的职安健措施和法例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如果社会各界持续轻视工业意外，不愿为承受风险的工人提供足够保障，悲剧恐怕只会无限重演。
“完善职安健”专题报道二之一
多方欠缺职安健意识
上一届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2021年9月21日公布上半年职业安全状况（见下表），其中致命个案有131宗，与去年同期113宗相比上升约15%；而伤亡个案总数有14018宗，较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约12%，其中建造业致命个案一如既往地最高。
特首林郑月娥早于2019年2月出席劳工界酒会时表示重视劳工权益，又指劳工处正在检讨已经沿用20年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俗称《职安健条例》）的罚则，期望下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有关草案。不过，及后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议会又深陷“内委会停摆”，社会再经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林郑月娥的承诺一直未能兑现。直到去年12月底，特区政府终于更新工作进度，计划半年内修订《职安健条例》，大幅提高罚则以警告雇主做好安全措施——建议将雇主一般责任条款的最高罚款额由50万增至300万元，最高监禁刑期则由6个月提升至两年，极严重个案建议最多罚款5000万元及监禁3年。
“提高罚则”固然能够对雇主起到阻吓作用，却未必能够全面提升所有持份者对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的重视。工业伤亡权益会（工权会）总干事萧倩文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职业安全问题攸关健康及性命，但许多意外都是源于“低级错误”，可见多方欠缺职安意识，导致不少职安健措施形同虚设。
工权会多年来帮助职业伤病者或遗属，帮助他们争取应有权益、重投生活。早前工权会回顾2021年工伤及职安大事时，预计全年职业死亡个案将会微增；该会又指死亡数字高企，而且多年来没有下降迹象，对此感到担忧。
职安措施形同虚设
截至去年12月7日，劳工处共录得23宗致命工业意外，建造业占22宗。历年来，建造业的致命率、意外率居所有行业之首，其中“高处堕下”是发生最多的一类意外；从意外数目来看，餐饮服务业占最多，但致命个案宗数为零（见下表）。
萧倩文解释，这是由于餐饮服务业的工伤多是由于切伤、烫伤、厨房地面湿滑跌倒等轻微案例，虽然频发但远远不足以致命。同时，由于建造业、装修及维修工程的意外数字统计结果较突出，是工权会乃至整个社会重点关注的行业。
“总结来说，发生意外的原因主要是风险评估不足、安全意识不够。”萧倩文对《香港01》指出，每每有意外发生，不少雇主总会归咎工人没有配戴安全装备，就算是特区政府也都倾向针对工人进行宣传，可见雇主和当局普遍仍然认为安全责任主要在于工人身上；然而，其实除了工人之外，承建商、政府、物业管理、项目方等各方人士都有责任提高安全警觉，共同竭尽所能做好保护措施，才能避免悲剧发生。
萧倩文提到，一些工地的安全设置本就备受限制，工人根本无从入手进行自我保护。例如工人需将安全带的独立救生绳挂在稳固的地方（地盘俗称“羊眼圈”），但业主、物业管理等持份者往往认为羊眼圈会破坏美观而不予设置，导致安全带无处固定，变成摆设；另外，很多楼宇设计之初都忽略日后维修需求而没有设置平台，工人因而需要临时搭棚工作，变相增加了安全风险和意外机率。
打工心态漠视工人性命
类似的情况，经常出现在私营工程当中，原因有二：首先，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即使前者预判工作现场存在风险，也难以要求雇主作出改善；其次，雇主本身的安全责任意识不高，通常不会强制工人遵守安全标准、使用安全用具，而是更加强调工作效率。而这两大原因，又和《职安健条例》当中没有明确规定责任的灰色地带息息相关——当难以追溯雇主法律责任，雇主自然更加轻视工人的安全风险。
不仅如此，工业伤亡意外发生后的善后机制也存在很大问题。萧倩文表示，很多工人都是家庭经济支柱，一旦飞来横祸，家人最需要的不只是情绪抚慰，还有经济援助；然而，有部份雇主并没有为工人购买保险，导致家属面临经济困境、生活无所依靠，而即使雇员补偿援助基金管理局会为工伤雇员及其他合资格人士提供“雇员补偿”及“济助付款”等援助，但在得到基金援助之前，通常需要缴交文件以证明工友无法得到雇主赔偿，整个过程耗时十分漫长。
从事工业伤亡权益工作多年，萧倩文回忆过往经验，很多时候负责工程的相关高层也很希望做好安全细节，以免影响工程进度及利益，却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到安全措施中去，而主管为了追赶工程进度往往忽略存在安全风险的细节，所以，经过项目经理、主任、督导员、主管等人员的层层执行下来，效力减少许多。萧倩文慨叹：“大家只是打份工的心态，对于中层的人而言，安全不是相对最重要的。”
究其原因，萧倩文认为现时香港工程管理不规范，施工不需要牌照，凭借商业登记证、购买工程保险后便可以开工。倘若将牌照与工程强制挂钩，用停牌等方法促使雇主注重安全问题，效果会好很多。但如今不仅没有严格发牌制度，政府部门将工程外判的同时，也连带将安全责任一并外判。
政府监管仍未到位
例如2021年11月18日，发生在小蚝湾的一宗意外中，工人在沙井内的6米高平台正进行渠务管道维修工程，由于管理方没有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安全带，最终堕下造成一死三伤。可以说，政府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杜绝风险，但始终没有重视起来。
诚然，劳工处设有职业安全服务，由职业安全主任提供，服务内容包括视察工作场所以确保相关条例得到执行、调查意外并向雇主雇员提供减少危险的相关意见等，但安全巡查的严格程度与执行结果令人质疑。萧倩文举例，安全主任名义上是突击检查，但在进入地盘之前，就已经有人为地盘工作人员通风报信以应付检查，对方就会马上收拾整齐、甚至直接暂停工作。
“当他们都没有在工作时，又怎能被劳工处职员看出工作中的危险行为？”萧倩文还指，就算地盘上有潜在风险之处被发现，通常会发以吿票警告工人要注意安全，而劳工处职员一旦离开，地盘往往继续照常开工。她相信，如果政府加强巡查和执法，例如一有安全问题便勒令停工直到有所改善为止，应该可以从源头杜绝致命安全事故。
可是，特区政府现行的其中一种职安监管，是透过1988年成立的职业安全健康局，作为法定机构提供顾问和咨询服务，包括评估机构的安全管理和措施，以及员工的职安健表现。但萧倩文认为，只要雇主未能发自内心地为工人安全著想，就无法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清除所有风险，那些官方咨询服务也不过是走走流程、为做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