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四｜“先发展、后保育”理念落后 两者应该并行不悖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的不足之处，所揭示的只是政府技术上处理发展与保育尚有可改善的空间，但多年来政府引起与保育相关的争议，归根究柢是他们面对发展与保育出现矛盾时的心态。除了龙尾泳滩外，只要细心观察政府所有涉及自然环境的规划，不难发现他们往往会抱持着“先发展、后补偿”的态度行事。
前特首梁振英于2017年提出在郊野公园边陲这类“低生态价值”的地区兴建房屋；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更称：“当数以千计儿童居住环境恶劣，是否仍然不可以在维港以外填海、不可以探讨使用郊野公园边陲地带？”这种说法可见政府依然将保育与发展站在对立面，完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违背。
为什么发展与保育不能站于对立面？“人类，需要很多由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事物，例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食水。如果没有山林，生物多样性的量及质素都会变得很差。”记者问到具体上香港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活有何等程度的帮助，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首席讲师侯智恒指出，自然环境对于香港的食品安全有极大帮助。
现时香港主要靠进口食品，虽然香港暂时未出现过严重影响进口食品供应的天灾人祸，但始终难保有机会发生，而自然环境则可提供种植食品的条件，令香港生产更多本地食品，免却食物危机。再者，侯智恒提到有不少药物均从生物多样性生产而来，例如流感用药“特敏福”是由八角所提炼，“我们经常说生物多样性要从全球性的角度考量，每个国家、每个政府都有国际义务去做，如果有些国家做少一点，有些国家多做一点，那就会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不过，每个地区可以付出的资源不一，难以评论公平与否，但香港作为一个发展蓬勃的城市，自然应负起责任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需要明白，发展与保育的重要性是一样，更可并存。然而，政府经常本着“先发展、后补偿”的态度，对于“可持续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而最大问题是——政府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存在不少缺失。
生境补偿机制不完善
生态环境补偿（生境补偿），是通过在其他地方造林或恢复退化的土地，以抵销或中和城市新发展所造成的物种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害，是一种“无净损失”的政策，例如香港湿地公园也是其中一个生境补偿区，用以弥补后海湾地区因天水围新市镇发展而失去的生境。侯智恒指出，生境补偿对于保育是否有效，多半基于需要补偿的生境范围、生境的类种及长远管理的资源是否足够，但他也坦言香港的生境补偿并不完善。
侯智恒过往担任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他解释生境补偿主要有三项——小林木的补偿、红树林的补偿，以及湿地及鱼塘的补偿。政府需要在这些被破坏的生境范围附近找出相等或更大的土地种植树木、红树林或制作鱼塘以进行补偿。他在环咨会中曾就生境补偿提出建议，让政府找出过往所有的生境补偿区，并进行研究，调查生境补偿的有效性，“譬如过去二十年内香港总共需要补偿20公顷的林木，而这些补偿区散落在不同地点，究竟该20公顷有多少范围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树林？”
可是，侯智恒批评，政府只向他表示计划成功，一直不愿意进行研究及提供资料，做法十分“不科学”。树木种植为侯智恒的本科研究项目，他明白种植树木的困难程度颇高，但政府的树木种植合约只有三年，最多只有六年，“他们觉得林木会自动在三年内长成，当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认为（树林）不用管理便可以成林，这个想法与倒钱落海没有分别。”他认为，科学资料对于规划十分重要，假如补偿区域只有60%能够成功织成树林，未来其他的生境补偿也需要扩大范围，因为“生境补偿”的原则是“无净损失”，若成功率只有60%并不算是一种补偿。
因此，政府若希望以这种方法平衡发展及保育，应有更紧密的研究、调整，不应再本着“做完就算”的心态。然而，侯智恒亦提出主要问题——大部份国家的生境补偿政策也不理想，原因与资源相关，补偿项目的倡议人往往希望减少项目用到的资源，尤其人力资源，所以不会有理想的效果。既然这个“无净损失”政策可行度较低，要达至发展与保育平衡就必须从根本的城市规划开始着手处理。
政府于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的愿景，计划将新界北打造成一个创科基地、香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由于新界北有不少农地、渔塘等具保育价值的土地，因此“北部都会区”应是实现发展与保育平衡的重要据点。事实上，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时已计划收地700公顷兴建三个湿地保育公园，当中包括《拉姆萨尔公约》指定的国际重要湿地，提出营造“城市与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要境。尽管政府提出收回私人拥有的湿地作保育，但另一方面却建议利用“湿地缓冲区”，甚至“湿地保育区”的湿地作发展用途。有不少环保组织均表示支持政府收回土地建湿地公园，但亦担心在成立湿地公园的过渡期间会有生态损失，希望政府长远要改变“先发展、后补偿”的思维。
城市规划应“尊重”大自然
对于这些忧虑，香港规划师学会前会长谭小莹解释，约于1997至1998年间，政府曾经进行一个鱼塘研究，当时政府强调生态价值不应有“净亏损”，即使有某些鱼塘被平整用作兴建房屋，他们亦会做相应的生境补偿措施。她坦言，以往有新界地主尝试申请将鱼塘改成屋地，但政府批准的机会亦不大。只是，最近政府土地发展压力甚大，所以计划“北部都会区”时会考虑到使用湿地缓冲区，“不过多年以来（要发展湿地缓冲区）是困难的，如果真的要发展这些地段，便应该仔细看看计划会如何影响当区的候鸟。”
根据香港观鸟会与内地调查员公布的中国沿海水鸟数量调查结果，一共录得180种约97万只水鸟栖息，但后海湾的水鸟越冬数量呈下跌趋势，原因主要是新界西北持续发展，令雀鸟落脚范围日渐缩减。因此，“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候鸟来港栖息。谭小莹认为，要在湿地缓冲区发展并非完全不可行，但要“好小心”处理，而且要进行较多研究，“到底我们要用到多少（湿地缓冲区）地？是否可以尽量少用？那些土地要用作兴建什么？”她建议，如果真的要使用湿地缓冲区的土地，应在该处兴建较矮的楼房，例如创新用的工厂，楼面面积较大，不会阻碍候鸟的飞行路线；另外，用作兴建楼房的物料亦要小心选择，不应该兴建任何玻璃幕墙，“过程中是能够做一些纾缓措施，但一定要重复进行鱼塘研究。”
另外，政府现时的计划倾向将保育范围向“北部都会区”的边界移动，中部则用作兴建房屋与创科基建，如何能够减少城市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谭小莹认为，香港应学习新加坡使用的“花园城市”规划模式，“不过地理上新加坡与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城市是由山、树围绕而成，但新加坡却是一片平地，天气比香港更热。”因此，新加坡会着手进行绿化城市的工作，谭小莹指出，他们会较在意城市带给市民的舒适感，多会于公屋邨及高楼之间兴建平台，并在平台或步道种植大量树木及建设空中花园。然而，与新加坡的城市中心相比，香港城市显然较不舒适，街道上的树木亦较少，连市民的舒适感也无法满足，遑论进行保育。
因此，“北部都会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城市规划“二次机会”，让香港的城市发展能与香港优质的自然环境融合，“我们不应该再是‘新市镇还新市镇，山还山’，而是要将两者拉在一起。”谭小莹建议，政府规划“北部都会区”时，应以“blue and green corridors”（绿化步道）连系整个城市及附近的自然环境，而最接近绿化带的建设应是愈来愈回归自然，减少以石屎或玻璃幕墙作建筑材质，用以“回应”大自然。另外，新界多鱼塘、村落等地带，它们都有独特的景观，“如果今次真的要发展这些地方，我们应该去‘玩’一些设计，但乡郊的环境与都会区不会感觉很割裂，两者也可以尊重对方。”
谭小莹所提及的“尊重”，正是政府现在缺乏的特质。事实上，人类寄于地球的篱下，对于大自然环境需要一种尊重的态度，而“可持续发展”则是人类对大自然表示尊重的行动。每一个国家、城市亦应负上相等的责任，避免过度发展，破坏自然环境及其他物种的栖息地，香港亦应如是。如果政府一直保持着对保育的“敌意”，让它与城市发展对立，实在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终受害的不止是其他物种，而是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眼中不应再沦为“口号”，应摒弃“发展先行”的原则，让“保育”与“发展”并驾齐驱，达至真正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