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洪雯的香港梦—— 弥合两个香港，人人共享繁荣

“我的小孩跟我说他将来想当作家，可是担心作家‘揾唔到食’，于是想了个办法，打算白天做老师，晚上再写作，用教师的薪水去养他的作家梦。这一代的小孩真的很辛苦，这样的社会也挺悲哀的。”第七届立法会选委界别候选人洪雯有着多重身份——既是从贵州“十八线城市”来港寻梦超过20年的“港漂”，又是在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及多个民间智库从事10多年政策研究的学者，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的妈妈。

之所以感慨当下孩子辛苦和社会悲哀，源于洪雯多年来抛开政治分歧和价值判断的深刻思考，眼见香港已在经济上裂变成“两个香港”——“一号香港”向来繁荣昌盛，以商界精英和专业人士为主，享尽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的红利；“二号香港”则碍于产业结构单一和向上流动停滞，积聚大量中产和基层，面临就业劣质化、生活下流化——但两个香港利益明明不一，特区政府却将之混为一谈，导致后者未能公平分享前者的发达成果。

洪雯早前就此出版《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拆解经济深层次矛盾》一书，冀能打破从政精英的思维禁锢，好让他们带领香港走出迷雾；结果收获不少好评，驱使她大胆向前，决心从政策研究走向政策落地，誓要利用议会平台实践“弥合”理念——作为妈妈，洪雯希望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作为学者，洪雯希望所有阶层都能从持续发展当中获得应有利益；作为港漂，洪雯希望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像她这样以港为家，在此安身立命。

昔日香港多元包容机会处处

“过去20几年来香港就像发了一场大梦一样，当世界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以至于很多东西没能与时俱进。”早在回归之初的2000年，当香港高等院校刚刚开始放宽招收内地尖子的限制，洪雯已在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及后留港就业、结婚生子，这些年来和大家一起历经香港的沧海桑田，无论是辉煌或衰败、温情或残酷，也都同喜同悲。

洪雯来自贵州省最穷地区之一的安顺市，但高考时得以“贵州省十大状元”的傲人成绩挤身全国首屈一指的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从小穷市考到大都会，随便想想都知道有多不容易，但她说起这段读书往事时，只是很谦虚地强调自己真的很幸运，才能在当年实行非常严谨的“招生配额制”下，获得全省每隔两年才有的一个同济规划名额。

“我在同济的时候，整个中国处于一种向外寻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思维，而香港正是当时内地城市发展的楷模。”洪雯的教授们口中的香港，绝对是“亚洲城市规划的典范”——土地使用高效集约、公共交通畅通发达、郊野公园紧邻市区、中环中心驱动全港发展......凡此种种，无一不使她心生向往，于是便在取得同济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申请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奖学金。

洪雯原本只打算来港好好学习、开开眼界，但没想到，这一来，就不想离开了，并且很快就把香港这个“他乡”当成了“故乡”。“我很快就把自己当成香港人，来了三个多月就狂学狂说广东话，见谁我都说，脸皮很厚。”洪雯的广东话“唔咸唔淡”，但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被取笑或者被排挤，而是迅速地和本地朋友打成一片，“因为这里多元、开放、包容，让我很自在。”

今日香港制度僵化繁琐臃肿

“我太喜欢这座城市了，有很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每每谈及香港有多好，洪雯的眼神都会闪闪发光。她喜欢这里的井然有序，既有繁华高雅，又有市井世俗；她也喜欢这里的文化丰厚，既保留着中国传统，又紧贴国际潮流；她更喜欢这里的制度公平、唯才是用，让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不管有何出身背景，只要努力就能依靠自身力量去获得想要的东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亲身经历，开启了洪雯从事政策研究的神奇之旅。她没有任何人脉和关系，也能顺利申请研究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规划的博士论文经费，甚至得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获奖；又能在毕业前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毛遂自荐，从而超前在2003年找到工作，并且主动向港大退还奖学金；还能成为特区政府的“最强大脑”——中央政策组的全职高阶研究主任，负责跟进香港和日韩地区的选举制度比较，以及“大珠三角”研究。

可惜的是，洪雯口中那个多元包容、海纳百川、机会处处的香港，今天已然不复存在。

“当年我觉得香港的城市规划体系非常先进，例如我家门口那块地要修一条桥，要进行几次公众咨询，可以让我去表达意见；可是，当社会一直在发展，通讯装置一直在进步，但咨询制度还是那个制度。当年一场咨询会有20个人来听，现在随随便便可以有几十万封电邮查询，你要全部回答完才能往下走，这怎么办呢？”洪雯感叹，昔日非常向往的那个“城市规划楷模”如今越来越陌生，因为早年订立的各种条例和诸多规则，大多未能顺势改良，结果日趋僵化、繁琐和臃肿，忘却制度出现就是为人服务的初心。

经济撕裂形成“两个香港”

可以说，“行政主导”之下的特区政府明明是“制度的主人”，却自我矮化成为“制度的仆人”。但洪雯认为，问题并不全然出自特区政府身上，因为“社会没有容错的包容心，对立的政治环境更加没有容错的空间，政府自然趋向不做不错，至于效率如何、解决问题成效如何，那都不是重点了”。

结果，过去20年来就像黄粱一梦，大家自以为在追求至高无上的价值进步，却陷入前所未见的政治漩涡，甚至直接导致社会发展落后。

或者用洪雯的话来说，今天香港不仅在政治上出现撕裂，其实也早就在经济上形成了渐行渐远的“两个香港”，而这种撕裂无关政治——“一号香港”向来繁荣昌盛，以商界精英和专业人士为主，享尽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的红利；“二号香港”则碍于产业结构单一和向上流动停滞，积聚大量中产和基层，面临就业劣质化、生活下流化——但两个香港利益明明不一，特区政府却将之混为一谈，导致后者未能公平分享前者的发达成果，使得普罗大众不禁焦虑起下一代的未来。

“不时，我们都会听到‘求学不是求分数’、‘给孩子快乐童年’的呼吁；只是，今时今日，我们难以回答，拥有快乐童年但没有好分数的孩子，未来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人生际遇？......‘上大学并非唯一选择’——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另一种安慰之辞。可是，其他的选择有哪些？在哪儿？有多少？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有没有为不能升读大学的孩子们提供多样化和有前景的就业选择？”作为一个普通中学生的母亲，洪雯同样紧张不安，并且早于2016年3月在报章撰写专栏，第一篇便以《香港要拯救孩子须改良经济结构》为题展开讨论。

改良经济结构拯救孩子未来

那是2014年大型占领行动结束一年半后看似歌舞升平但又蠢蠢欲动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主张“勇武抗争，以武制暴”的“旺角骚乱”，举办了一个催生“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新东补选”，但上至政府下至社会，好像全都不太在意。与此同时，在那之前的大半年内，香港累计发生超过24宗学生自杀事件，当中有11宗是大学生，另外13宗则是中小学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洪雯和她年仅10岁的儿子的一场对话，让她决心往前一步，为下一代做些什么。

“（那时）我的小孩跟我说他将来想当作家，可是担心作家‘揾唔到食’，于是想了个办法，打算白天做老师，晚上再写作，用教师的薪水去养他的作家梦。这一代的小孩真的很辛苦，这样的社会也挺悲哀的。这件事情引发我把教育制度的问题放到经济结构的层面去思考，因为整个社会都很疯狂，孩子们被教育一定要成为‘一号香港’里面的乜师乜师，家长、学校和社会也都致力把孩子们送到那条桥上去挤得你死我活的，没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洪雯在专栏开篇文章就来了一记当头棒喝：“改良经济结构，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与实体化，稳固并增加中层就业，为年轻人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发展选择，让没有好分数的孩子，都能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才是拯救孩子的治本之举！”

这番论调的原因有三——首先，香港产业结构日趋单一化，制造业极度萎缩，服务业过度集中，新兴产业未见起色，经济未有新增动力；其次，产业结构出现高阶化和低端化的两极分化，尤其以低端化、劣质化最为严重；最后，产业结构两极化导致就业结构两极化，社会新增就业以低端职位为主，而中层就业职位正随着企业的跨境投资和本地竞争力弱化而流失，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即使能够顺利升读大学，也是涌往医科、金融、商科等专业服务行业，出路越来越窄——可是，特区政府仍然说不清未来经济路向，更加未能因而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产业政策。

“单向优势转移”存在弊端

那时的洪雯已经离开中央政策组好几年，成了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辖下利丰研究中心副总裁：“其实我还在中策组的时候，就已经对自己所研究推行的政策产生一定的怀疑，例如我们一直讲‘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展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这两点无疑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可是，如果只沿用‘单向优势转移模式’，其实未必会对香港有好处。”

洪雯所说的“单向优势转移模式”，是指香港向来只着力推动内地开放市场，鼓励核心优势产业到内地投资——原本盘算着通过产业转移解决本地成本上升而市场狭小的问题，转移后却未能利用腾出来的空间发展更高增值的制造业，而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也只是简单照搬原有模式和扩大规模，未能因应内地整体发展转型升级，最后只能被淘汰。

“很多时候，我们给出的发展建议也许总体上对香港有好处，但实际上往往并非‘两个香港’都能均衡收益；甚至，一个香港收益的同时，另一个香港可能为之付出代价。”洪雯从“政府”换轨到了“市场”，在第一线观察实际影响，结果更加深入体会“两个香港”的红利落差，也坚定了她必须勇敢指出“单向转移”弊端的信心。

正如洪雯今年7月出版著作《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拆解经济深层次矛盾》所形容，“国家推动‘走出去’，根本仍是为了将需要的东西‘带回来’，解决内部的矛盾。反观香港，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时，却毫无策略，并没有思考过本地人、本地经济如何能从中受益，导致从前以‘聚流’为主的模式，在金融以外的其他领域逐步转变为‘散流’”，但“不少人无能力深入分析背后因由，将之视为香港优势被内地侵蚀的结果，对国家的离心力日渐加深，本土意识膨胀，这无疑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推动“两个香港”均衡发展

一个显然易见的例子是，为了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发展，特区政府进一步为资本松绑，并通过减税等措施以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停留在港；然而，由于本地缺乏多元的实体产业和投资机遇，当资金涌入后，大多进入金融和地产市场，进一步推动经济的金融化和地产化，同时也推高楼价，并且催化其他产业的空心化，加剧了两个香港的分化。

受惠于金融和地产的坐大，主打法律、咨询、会计等专业服务的“一号香港”就像个天堂，但聚集了大多数劳动力，围绕传统贸易、物流、旅游、零售、餐饮等产业的“二号香港”，则像是地狱。

洪雯在书中写道，这截然不同的“一号香港”和“二号香港”，就像是平行时空中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其实都是真正的香港，但碍于上述各种深层次矛盾，“一号香港”的繁荣并没有带动“二号香港”的发展，反而使其竞争力下滑、就业范围缩小、上流通道收窄、阶层日益固化、收入与楼价差距拉大、两个香港的裂缝加深，形成不可跨越的财富和阶层鸿沟，导致民怨不断累积，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

与此同时，社会长期以来的重商文化和特区政府的自由放任，对兼并收购毫无约束、对资本扩张毫无限制，反而加速“赢者通吃”，造成本地市场集中，变相缺乏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高阶精英和基层单程证移民，都在就业、居住、福利、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层面给港人带来冲击，加剧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冲突，强化港人的敌视和排外。

“2.5产业”开拓经济新增点

《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拆解经济深层次矛盾》是洪雯于2019年转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研究助理总经理后，利用私人时间编写而成，当中系统地梳理了她自2016年在报章撰文以来所呼号的“产业结构实体化和多元化”，借以推动两个香港均衡发展，使所有阶层都能从中获益。

她就此提出“2.5产业”的解方——随着经济的演变和产业分工的精细化和现代化，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二元划分已不合时宜，而现代产业价值链中，有不少制造环节需要高质服务的配合，亦有不少服务环节需要依存于制造环节的存在，制造与服务因而呈现互相融合的状态，成为“2.5产业”，当中具有服务业的中心职能，但制造过程也要具备研发、加工、维修等功能，两者才能相得益彰。

洪雯举例指，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维修，奢侈品的售后维修和服务，疫苗、医药、医疗相关产业等等，都是非常适合香港发展的“2.5产业”，通常具备四大特征——

第一，均为知识、技术、工艺或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不低，增值水平较高；第二，大多属于轻型制造服务，对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的需求量不太大，符合香港现实条件；第三，可配合亚太地区不断上升的消费需求，有潜力服务更大市场；第四，产品供应链比较复杂，其生产过程对产品研发、管理水平、生产工艺和效率、知识产权保护、物流运输效率、社会诚信等等要求较高，充分符合香港服务业和制度上的优势，有望带来更大的乘数效应。

除此之外，洪雯还提出要正视财团垄断，改善《竞争条例》，促进市场竞争；建构完整的科技产业生态体系，以促成上、中、下游的紧密结合，借此不断培训、吸收、挽留人才；积极探索电子商务浪潮所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和经营领域，以协助贸易物流升级转型，当中尤其需要关注“全球生产，中国销售”、“中国生产，中国销售”的模式的崛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新心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推动也有助“亚洲生产，亚洲销售”模式的兴起，而制定一份产业发展蓝图则是香港调整角色的起点；打破传统单向转移模式，创建双向优势互动，即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既发挥自身优势，也致力补齐短板，既要“走出去”，“带回来”，实现“全球”和“本地”的均衡发展。

为下一代找出崭新路向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大湾区发展，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意愿离乡别井。我为什么就不能守护家园、发展香港呢？那你要给我创造机会对不对？而不是说你给我一套公屋就能让我实现我的自我价值，还要为我创造贡献香港社会的机会。”洪雯的著作抛开政治分歧和价值判断，客观考察香港不同阶层的真实处境，从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深度思考这座城市的机遇和挑战；可是，尽管书籍出版之后收获不少圈内回响，但整体销量并不算高，“可能没有太多公众会看这种书，受众就是那一小批会关注香港问题的人，我能做的就是自己花钱买了500本，送给政策制定者。”

洪雯坦言，香港的想像力被禁锢太久了，她也曾感到无能为力：“我到处打电话给案例和读者收集回馈，才明白如果我想真正推动一个政策，并不是打打电话就可以的，例如书里提及的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维修产业的扩大，需要政府带头来创造这个产业，理顺整条生态链的配合，而不能单靠某个庞大企业就能撑得起来。”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早已水深火热，加上中美大国博弈、新冠病毒疫情来袭，经济总算走到十字路口，而当选举制度改革完毕，社会重心也从虚无的争拗转移到如何促进良政善治，洪雯越发有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与其在路口左右徘徊、互相指责，何不善用危机、推动经济改革，为下一代找出崭新的前行路向？

于是，平时连架都吵不赢儿子的洪雯，决定参加是次立法会选举，希望借此把她的“弥合之路”传播开去，“看看能不能有人，可以和我产生共鸣、跟我一起践行”。

被问及当选后会否辞去现有地产商工作全职从政，洪雯坦言仍在思考当中。一方面，她是以个人身份参加选委选举界别选举，代表的是所有香港人的利益，而非个别界别；另一方面，她相信地产商是社会非常重要的持份者，无论土地问题有多严峻，都不应把他们排除在外，而是该把他们带进共同解决问题的群体。但她强调，如果两种身份出现冲突，她将毫不疑虑地选择香港整体利益，因为她的初心就是想为香港做些实事。

洪雯有信心，能够善用她对国家和香港的认识，与社会合力，塑造一个更为均衡、多元的经济模式，从而开启死结，让 “二号香港”得到新的发展动力，与“一号香港”齐头并进。作为母亲，她希望让每个孩子实现自我价值；作为政策研究学者，她希望让各个阶层都能共享香港繁荣；作为港漂，她希望让五湖四海的人才都能以港为家、安身立命。

立法会选委界其他候选名单，请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