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panda罢工｜香港零工经济政策到底有多落后？

香港主要外卖平台之一Foodpanda送递员上周六（11月13日）发起罢工，至周四（11月18日）与资方会面后结束。对大多数市民来说，这只是一场见惯不惯的劳资纠纷，而且资方正面回应大多诉求，事件可以圆满落幕；然而，这场短短的工潮所折射的，却是新兴零工经济模式的极大挑战，因为外卖平台并不承认与送递员的雇佣关系，而特区政府亦未能与时并进地为这些看似“自由”的自雇人士提供足够的工作保障，导致他们备受剥削和限制。可以预见，如果特区政府再不正视零工经济所衍生新型工作关系，并为相关企业和工作者订定合理权责，日后冲突难免再起。

真假自由？外卖员真假“自雇”定义模糊

Foodpanda工潮事源Foodpanda今年首10个月反复修改条款，当中包括扣减送递员服务费底价，至今每单累计已剥削约10元，而且不时停止他们接单或对他们胡乱派单，导致他们流失不少赚钱机会。200至300名送递员遂于上周六及周日发起罢工行动，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最低服务费水平每张单不能低于50元（电单车手）及30元（步兵及单车手）；当送递员有理据地拒单、转单时，不应强制暂停或提前完结送递员的更份，或冻结送递员的账号；取消削减孖单的服务费政策。事件经两场劳资谈判，于周四结束。

可是，由零工经济衍生、涉及香港就业市场的平台工作问题，根本未有解决。

零工经济是指工作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快速匹配服务予有需求者，经平台调配，工作者按需工作的新型经济模式，服务提供者以“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即“自雇人士”身份与平台签约。零工经济乃大势所趋，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影响市民日常生活，外卖平台市场需求变大，越来越多市民以自雇人士的身份与平台签约。

全港目前未有整体平台工人数目，但据三大外卖平台Foodpanda、Deliveroo及Uber Eat日前回复传媒查询，前两者分别都有超过1万名送递员，Uber Eat也有逾5000人。

然而，现时未有法例厘清“自雇人士”的权益及概念标准，倘若按照工作事实与合作关系来看，这些送递员究竟是否属于自雇人士也令人存疑——简言之，他们的工作权益未必获得保障。以Foodpanda为例，一开始根据《雇佣条例》以雇员合约形式聘请送递员，保障员工享有薪年假、强积金供款等权益，收入为基本时薪加上订单分成；但在2018年未，Foodpanda改与送递员签订《独立承包人服务协议》，当中规定送递员是自雇人士，与之不存在雇佣关系，他们也不拥有任何员工福利。

拥抱自由雇佣关系VS更加不合理剥削

根据劳工处资料，区分雇员及自雇人士的常见重要因素有五点，包括是否对工作程序、时间及工作方式等安排的控制权；是否拥有工作时所需器材、工具及物料的生产工具；是否有权自行雇用帮工协助工作；是否自行经营业务及负上投资及管理责任；对业务财政风险的承担。

然而，即使送递员可自行掌握工作时间及工具等因素，但吊诡之处在于，作为“独立承包人”的送递与平台处于“合作关系”的同时，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对于服务费、津贴福利有单向控制权，面对朝令夕改的平台规则，送递员毫无议价能力。例如今年7月，Foodpanda便曾因降低服务费底价引起送递员不满，引发他们到Foodpanda上环办公室要求与公司代表直接对话，并提出提高服务费底价、制定有效的接单率申诉机制等五大诉求。类似的情况已反复发生，难免让人质疑，送递员存在“假自雇”的现象。

在暧昧的界限之间，送递员能享有的权益及保障也模糊起来。即便互联网外卖平台灵活、自由，但系统规定，出勤率、评分和取消派更率会影响送递员排名。曾有送递员反映，对排名过分看重、追求送递速度容易导致精神紧张，从而遭遇交通意外，如若不提前24小时通知平台取消排更，则会影响个人排名，而排名决定送递员可选择的工时时段及数量。因此，为保证个人排名，送递员必须准时上线、尽量减少踢单、尽量获得更高评分，被迫困在平台制定的规则中。排名规则更像是平台变相对外卖员全方位的隐形控制，使得合约中声明的“合作关系”，变成不公平的单向控制。

不仅如此，送递员收到的意外保险赔偿额远远少于一般数目，工联会曾有调查显示，51%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平台有为送递员提供意外保险——这对于常年在外奔波送货、面临安全风险的送递员而言，无疑是“剥削”。

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组织干事何鸿兴指出，不少送递员，尤其是参与罢工及示威的多数南亚裔人士倚靠送外卖的收入养家糊口，平台轻而易举的改动会对他们的生活掀起风浪，加上疫情期间曾多次有顾客写明“拒绝南亚裔人士送餐”，压抑已久的不满在本次罢工中爆发。

外卖平台只是零工经济的形式之一，互联网本可以帮助外卖员等服务提供者进入全新工作模式，并创造更多机会及收入，但特区政府却未与时并进针对这种新型模式修补法律空白，如不明确个中细节，零工经济并不能让送递员等服务提供者享受到互联网灵活自由的红利，反而使得他们面临更严重的剥削。

何鸿兴还表示，这样的剥削状况难以被打破，即便劳工意图证明自己与啤平台拥有雇佣关系，可享有合法权益，但平台公司有法律团队，相较于基层劳工，二者在冗长的法律程序中高下立见；即便裁定雇佣关系成立，公司也可上诉，有资本与实践和劳工周旋，“他们（送递员）通常也会担心律师费、诉讼费等问题，进而放弃维权。”

零工经济兴起已久，而政府似乎在劳动保障方面毫无寸进。根据立法会秘书处制作的《选定地方就加强保障独立工作者的政策检讨》报告，劳工处2017年接获22宗关于“假自雇”的投诉，并离地地回应道，已采取“加强公众教育”、“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咨询或调解服务”和“加强巡查与执法”三大措施打击假自雇。然而，《雇佣条例》至今都没有涵盖包括零工在内的自由工作者权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曾在2018年回答提问时表示，政府暂时没有计划扩大《雇佣条例》的涵盖范围。

是次罢工风波又一次提醒政府，不能再逃避，必须尽快厘清概念，正视零工经济中存在的劳动保障问题，以助零工经济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