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治理｜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推动“运动产业化”？

“体育”向来非特区政府重点关注的范畴之一，直至香港代表队在今届东京奥运夺得前所未有的佳绩，方才“急忙”推出数项有利于体育持续发展的措施。但是，政府能够提供予体育界的资源依然有限，如若全面发展，确实需要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因此，特首林郑月娥在刚刚发表的《施政报告2021》提出“推动体育专业化、产业化”，从而提高运动经济效益，扩大其生存空间。然而，有关政策颇不但颇为空泛，而且错误以“体育产业化”形容“运动产业化”，可见发展理念不太清晰。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就此接受《香港01》专访，详细探讨应该如何推动体育和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体育产业化VS运动产业化

国务院今年七月发布《全民健身计划》，表明2025年要带动国家体育产业总规模达5万亿元人民币，即全国生产总值（GDP）的5%。特区政府亦适逢香港运动员在今届东京奥运报捷，推出一篮子体育持续发展政策，当中提出加强推动“体育专业化及产业化”。

“体育专业化及产业化”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但浸大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接受《香港01》专访时，马上纠正有关说法的错误：“应该是‘运动’需要产业化。我经常用‘运动产业化’而非‘体育产业化’，因为‘体育’必须要与教育相关，‘运动’产业化所包含的是商业经济，这是较为正确的名称。”

这个小小的事例，正好凸显特区政府对于体育和运动发展缺乏足够认识。有些人甚至夸夸其谈，以为促进“运动产业化”（即政府所谓的“体育产业化”）就等同加强训练精英运动员赢得国际奖项。然而，其实“运动产业化”的真正目的，是透过运动文化发扬广大，从而制造经济及社会效益。

刘永松解释，“运动产业化”的概念是结合相关产品，达致产品多元化和效益最大化，当中涉及零售推销、运动场馆建筑、赞助、传媒、运动管理服务业、运动彩券及运动旅游等等范畴。简单而言，奥运只是一项“体育”赛事，但这场体育比赛不只令群众明白体育精神，更额外令他们在“运动产业”上消费，例如周边产品、运动用品、转播权的费用等，令奥运主办国或其他参与国家获取经济收益。

厘清“运动产业化”的概念后，还须梳理其与“运动专业化”的关系，因为若要促成“运动产业化”的发展，少不了“运动专业化”这个“工具”。

刘永松指出，“运动专业化”不外乎三个重点：第一，要以专业的运动科技提升运动竞技的成绩，从而带起群众的运动参与，提升运动普及化；第二，要加大相关职业配套，推动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投放终身的事业，培养更多专业教练，吸纳有志青年参与；第三，要推动运动配件的专业化，例如运动科技手表、心跳侦测器等等。

“这些都会随着其专业化的提升而贡献在产业化之上，所以专业化是其中一个成就产业化的工具、条件。”刘永松一再强调“专业化”之于“产业化”的重要，并且指出香港的“运动产业化”水平已经大幅落后于世界。

以英国这个体育强国为例，单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英超）一项赛事，每年已为英国经济贡献76亿英磅，而根据《泰晤士报》估计，全英足球产业一年的产值接近100亿英磅，即大约1000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球迷主要消费范畴并不只球赛门票，还有赛事转播的电视订阅费、球衣及相关产品、比赛日餐饮、交通费等，可见除了运动竞赛本身，其他衍生产品对当地经济有不少贡献。

反观香港，尽管体育行业产值在2019年占本地GDP2.1%，约590亿港元，但其所涉猎范畴相对单一，主要包括教育方面的费用、体育设施的营运、比赛门票的出售；更重要的是，其实整个产业根本毫无规划，而是杂乱无章。刘永松提醒：“我们要引入新兴运动的所有文化、行为、特色等元素，同时推向产业化，不应局限于运动本身。”

旅游运动VS运动旅游

不过，正因香港运动产业化落后于人，所以发展空间反而会更大。相信特区政府也是看到当中的潜力，所以会再《施政报告2021》当中提出，将研究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以统筹有关范畴的发展。外界普遍寄望，该局的产生能够整合以往非常零散的体育政策体系，全面提升体育治理效能，并且积极透过与国家体育事务的对接争取更多发展机遇。

“这个局与国内省市层面的行政架构及名称是一样的，背后的意义可能是香港这个局会参考省市文体旅游局的内容去做一个模版。”刘永松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会缔造一个融合的时代，如香港可以配合内地的行政架构和政策走向，相信都能推进香港的“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和“运动专业化、产业化”，“最少会令行政效率提高，并减低（香港需要付出的）成本。”

刘永松提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其中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应该透过“盛事化”去提升“产业化”的效果。他解释，“虽然新局包含三个范畴，但其实文化、体育及旅游是高度相关，文化可以包含体育文化，旅游亦可以包含运动旅游”，而“盛事化”正是带旺运动旅游从而促进“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例如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每年均会带来庞大收益，以2019年的资料作计算，当年比赛吸引了12万名观众参与，门票收益多达港币1.2亿元；有四成观众来自海外，而每名海外观众的总消费为港币2万元，合共带来约港币9.6亿元的收益。

刘永松特别提醒，特区政府需要小心区分由“盛事化”所带来的“运动旅游模式”，到底是“旅游运动”（tourism sports）还是“运动旅游”（sports tourism）——“旅游运动”是一种不经意、没有计划的运动消费方式，例如游客到一个国家旅游，碰巧有国际赛事在当地举行，游客又对该项目有兴趣，所以会参加该项活动；“运动旅游”则是可以计划、预备的消费方式，游客会为了参与该项活动而特意到某地消费——香港若要推动“运动产业化”，所需要的正是“运动旅游”。

刘永松补充：“香港的运动产业化已经有一些眉目，只是我们未有一个有效的运动旅游模式，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地设定盛事化的项目，例如每月定期举办国际赛事，当中所带动的运动旅游消费应该非常可观。”因此，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成立十分关键，当管理体育的部门被细化及专业化后，政府可提高处理体育事务时的行政效率，亦可为盛事化作更有系统、更详细的部署；再加上三者之间的互相配合，令运动旅游及文化推广能更有效地贡献于运动产业化。

可行性研究VS执行性研究

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2021》中提到，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主持的研究体育发展工作小组，将与商界和体育界共同探讨未来体育发展。刘永松则认为，政府当下最需要进行的是政策的“执行性”而非“可行性”研究，“因为运动产业化已是一个必行的政策，应该从政府的角色、功能、政策结构进行咨询及收集资料，研究如何执行。”

由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组织名称与内地省市架构相类似，外界预料港府或会参考有关做法。不过，刘永松指出，“在体育政策里，society specific（社会特性）是十分重要。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不论是文化、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发展的制度，都是向外开放型——会吸收国际经验。”

他建议政府可对比国际现时“行之有效”的模式，研究未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应该采取的运作形式，如果以香港的特性而言，具备国际特色是必要的。当然，除了研究之外，政府与商界的合作亦固然重要，刘永松认为政府在运动产业化的角色多会是一个促进者，召集商界及体育界的持份者共同合作，“运动产业化的目的并非要政府负责更多，而是要由自由市场推动，令运动产业应够在经济体系之内存活及发展。”

香港将与澳门及广东省联合承办2025年的全运会，而这个机会将是一个让香港运动产业化“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契机。这项盛事的吸引力不亚于亚运会，单是转播权已能为香港带来可观的收益，若果未来能够通关，全运会亦会吸引不少观众来港消费。

再者，当香港拥有主办全运会这种高等级的盛事的经验后，便有条件举办更多大型国际赛事。正如刘永松所言：“我认为2025年合办的全运会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助力，让我们在未来三年计划如何好好利用香港拥有的条件及机会。运动产业化需要衔接国家、衔接世界，这才是一个成功发展的方向，否则只看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我们的发展将会很有限，甚至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