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引入欧洲工程师 修建铁路掘出文物流入英国？
欧洲对于中国瓷器的追捧自十七世纪起便颇为盛行；至十八世纪，“中国风”已在英格兰蔚然成风。十九世纪后期，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风靡一时，倍受惠斯勒（Whistler）、罗塞蒂（Rosetti）、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等文化精英之推崇，乔治·杜莫里埃（George du Maurier）在1880年版的《笨拙（Punch）》杂志中也有提及。
文：Dominic Jellinek ｜ 译：邦瀚斯 ｜ 原题：Parry 家族珍藏 —— 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国艺术收藏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时局动荡，此前深藏不见的宝物流落民间，其工艺水准远超中国为西方市场制造的外销商品。许多珍品因此流入了北京和欧洲主要城市的古董店。当时欧洲派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和军队官员，如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Wright-Bruce，1814-1867）和查尔斯·奥斯瓦尔德·利德尔上尉（Captain Charles Oswald Liddell，1854-1941）等，购置了大量藏品。布鲁斯爵士于1858 至 1865 年任英国驻华全权特使，收藏了大量瓷器及艺术品，其中大部分为十八世纪的精品；他的部分藏品曾于 1913至1923 年在贝斯纳尔格林博物馆展出。
现代化历程的效应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慈禧太后不得不尝试推进其庞大帝国的现代化历程。欧洲的工程师被聘来修建铁路，无数墓葬也随之重见天日，部分出土了唐宋时期的精美瓷器。这些古董于约1906 年运抵伦敦，经数名伦敦古董经纪（其中重要的古董商如S.M. Franck、John Sparks、T.J. Larkin、John Audley 等）之手，出售给一些眼光独到的收藏家，尤以乔治·尤莫弗普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威廉·克勒弗利·亚历山大 （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和罗伯特·亨利·本森（Robert Henry Benson）为其中翘楚。这些精明的藏家对藏品知之甚少，盖因在1915 年 R·L·霍布森（R.L. Hobson）的《中国陶瓷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一书出版前，西方世界并无任何涵盖此时期的中国瓷器的专著问世。
伦敦东方陶瓷学会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的亚洲艺术品经纪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代理网络，明代以前的艺术品开始出现在英国市场上。这立即吸引了一小群收藏家，如 A·L·赫瑟林顿（A.L. Hetherington）、F·N·席勒（F.N. Schiller）、奥斯卡·拉斐尔（Oscar Raphael）以及亨利·布莱克威尔·哈里斯（Henry Blackwall Harris）等。 1921年1月，在于斯蒂芬·D·温克沃思（Stephen D. Winkworth）伦敦住所中的一次会议之后，伦敦东方陶瓷学会成立，乔治·尤莫弗普勒斯当选主席。
Parry家族收藏始于Edward Arthur Parry（1879-1946）与Angela Ida Harriet Parry（1879-1977）伉俪。他们的品味与当时伦敦东方陶瓷学会的其他成员大相径庭，而更为重视艺术品工艺之精湛、材料之上乘、及整体之美感，这从其收藏中可窥一斑。 Parry伉俪尤为欣赏十八世纪的艺术品，特别是工艺复杂的漆器、画珐瑯器、和玉器；而最为符合其艺术品味的古董经纪则是斯宾克（Spink and Son），Parry伉俪大部分中国艺术品收藏都经其之手——事实上，其收藏中最为精美的漆器如清乾隆剔红胡人进宝梅花式套盒、清乾隆紫檀嵌象牙座剔红框铜胎掐丝珐瑯镶漆地嵌宝“蟾宫月兔图”插屏、清乾隆四十一年御制脱胎朱漆御题诗菊瓣式盖碗、及清乾隆紫檀边框点翠山水人物图插屏一对，皆于1925 至 1933 年间购自古董商斯宾克。
由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编著，于 2016 年出版的《女王陛下收藏中国及日本艺术品（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f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一书中收录了大量从未出版的藏品；其中，卷三第一章“非瓷器类中国艺术品”中，收录了许多由玛丽王后购买的物品或其收到的馈赠，其中诸多藏品可与Parry氏收藏的艺术品比对。如编号1911，十八至十九世纪莲蓬式水晶水盂，可与Parry于 1928 年五月购自古董商Bluett的十八世纪青白玉莲蓬式水盂相比对，而编号1922，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青金石活环耳香炉，则可与Parry于 1925 年三月自斯宾克处购买的清青金石三足鼎式盖炉比对。
女王的皇家收藏中有大批十八世纪漆器，多数来自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至1794年访华后，乾隆皇帝给予英王乔治三世的馈赠；同时玛丽王后也进一步丰富了皇家的漆器收藏，其中最为令人惊叹的是编号2029，一座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五层剔彩雕漆宝塔，通体髹漆，精美绝伦。而另一例由英国皇室于1948年玛丽王后八十一岁寿诞之际赠予她的清乾隆欧洲主体画珐瑯瓜棱式盖盒，盒底中心书蓝色“乾隆年制”双行楷书款（编号2132），其瓜棱式的主体则与1925年9月，Parry夫人自斯宾克处购得的清乾隆御制画珐瑯瓜棱式壶颇为类似。
Parry伉俪对珐瑯制品的热情并不偶然，事实上，同时期数位最为著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如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 Clark，1873-1950）、 R·H·R·帕尔默（R.H.R. Palmer，1898-1970）和贝尔斯泰德子爵（Viscount Bearsted）之女内莉·爱奥尼德斯（Nellie Ionides，1883-1962）等，都对珐瑯制品热爱有加。詹宁斯（R. Soame Jenyns）与威廉·沃特森（William Watson）编著，《中国艺术：小件器物（Chinese Art: The Minor Arts）》，卷二，伦敦，1963年版，第五章，收录了上述收藏中的珐瑯制品。
哪些器物吸引Parry家族
相较于漆器、玉器和珐瑯器，瓷器对于Parry家族似乎并无特别的吸引力。 1920 年代中期，Parry曾短暂地作为古董商Bluett & Sons的客户，于在 1926至1927 年购入了六件漆器；六件物品皆通过Bluett在北京的代理高林士（Captain W.F.Collins，1865-1948）所征得。 Parry于 1929 年 6 月参观了Bluett主办的利德尔收藏（Liddell Collection）中国瓷器展；据传，利德尔上尉于 1877 年至 1913 年间在中国构建了他的收藏，也许正是藏品传奇性的来源令Parry著迷。亦或者是受到古董商广告词中“ 十八世纪皇家瓷器的独特器物”的鼓舞，Parry在展览结束时购买了一小批瓷器，其中两件清康熙五彩花神杯，珐瑯釉彩纹饰精美。 Bluett的展览中共有六件康熙花神杯出售，这些如今价值连城的古董，在当时每只标价仅为十英镑。
1935年11月，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伯灵顿宫开幕。这是迄今在西方世界举办的最为重要的中国艺术展览，它彻底改变了世 人对中国艺术的看法。展览由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Percival David）等人发起，伦敦东方陶瓷学会的成员们协助参与了组织展览，并从世界各地的收藏中挑选了精品。展览中最大的亮点是之前从未在海外亮相过的一组中国历代皇家收藏艺术品，也是展览中数目最多的一组藏品；而位列数目第二多的藏品则来自大维德爵士，其藏品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其中包括各类中国艺术品，尤其是数件明早期的漆器精品。大维德爵士精通关于构建收藏标准的中文文本，其藏品高度结合了文人趣味与艺术审美。
Parry氏藏品的水准在当时的伦敦收藏界有口皆碑，其收藏中至少六件器物入选参加本届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大部分无疑出自宫廷作坊。其中，清乾隆御制画珐瑯瓜棱式壶（图录编号2191） 与清乾隆铜胎画珐瑯开光仕女图长方形瓶（图录编号2187）一同展出， 前者由Parry夫人于1925年9月30日以145英镑购自古董商斯宾克，后者或为Parry先生于 1924 年 8 月购自位于摄政街的古董商J.C. Vickery的“中国画珐瑯花瓶连座”。清乾隆紫檀边框点翠山水人物图插屏一对（图录编号 2500 和 2511）为俄国旧藏，后由古董商斯宾克经手，于 1926 年 7 月以 225英镑的价格售出。清乾隆四十一年御制脱胎朱漆御题诗菊瓣式盖碗（图录编号2957），亦于1933年6月以25英镑购自斯宾克。在1962 年 5月29日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例来自大维德爵士的同款朱漆菊瓣式盖碗被错误地标注为“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第 2957号”，后被纳入哈里·加纳爵士（Harry Garner）的收藏，现藏於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Parry氏借展的第六件藏品，十七世纪上半叶铜胎掐丝珐瑯高士图插屏（图录编号2002），则于1923 年 12 月购自斯宾克，并与一组来自中国历代旧藏的掐丝珐瑯器共同展出。
Parry氏收藏传至家族第二代Geoffrey Norman Parry（1917-1978年）与Randi Parry（1923-2013年）伉俪后，又经历了进一步扩充。 家族成员自斯宾克等古董商处购买艺术品的传统得以延续，特别是一例清乾隆御制剔红“小园闲咏五首”御题诗笔筒，于1961年 4月29日以75英镑的价格购藏。 Parry氏收藏历经三代人的传承，但除在1935年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借展的六件器物以外，未见于其他公开场合。
从艺术收藏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如此精美的一组藏品被完整地保存了近一个世纪著实意义非凡。并且除整个收藏中最为重要的一两件艺术品之外，所有其它藏品的原始购买发票都被保存了下来，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购于何时何地，以及Parry家族为其支付的金额。同时，Parry氏的收藏也彰显了Parry家族两代人，即E.A.Parry伉俪与G.N.Parry伉俪，在构建其收藏体系时超出时代的夫妻合作关系，并为英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