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贤能治港者”要懂的不只是MIRROR的人数

中央出手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过后，外界尤其关注能否产生“贤能治港者”，连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严厉提醒他们不要“辜负中央期望”，并开出“五大要求”，当中提到“接地气”。谈及“接地气”，相信全港最大政党民建联或会“胸有成竹”，因为该党早前举行“贤路”选拔人才计划，据报考核过程设有通识问答，问及本港人气男团MIRROR的成员人数，此举获党友形容“非常贴地”。然而，如果民建联的“选贤”标准仅止于此，就实在令人担忧，因为他们似乎误解了“接地气”的意思——从政者固然需要了解市民的兴趣和诉求，但目的不是“得个知字”，而应反思要为大家打造怎样的生活，才能让大家追求兴趣、实现诉求。

无可否认，今年初提出“变革香港”的民建联，的确动作频频，算是相当积极寻求转型的政党。继5月中举办首届“政道”政治理念研习课程、开宗名义志在培养管治人才之后，在6月又推出“贤路”人才甄选计划，冀能选出才德兼备的政治人才加入该党人才库，用以参选立法会、加入政府问责团队等等。当时负责简介计划的民建联副主席张国钧表示，将从四个方面评核参加者，分别是政治才能（判断力、执行力）、政治品德（忠诚、廉洁、有担当）、业务品德（诚实、尽责、顾大局）、业务职涵（亲和力、过往贡献、团队精神）。

事隔个多月，据报民建联已透过“贤路”挑选出26名“精兵”，当中包括主席李慧琼和五名副主席张国钧、陈勇、陈克勤、周浩鼎、陈学锋等高层，以及陈恒镔、柯创盛、刘国勋等现立法会议员，还有颜纹羽、林琳、李世荣、胡健民、陈凯荣等年轻党员。不过，相对于这个令外界不太惊喜的名单，甄选的标准更加引人侧目——参加者需要“过四关”，包括撰写一份3000字政策倡议书并接受政策倡议面试、进行一对一辩论、看图三分钟演说及通识问答——据悉其中一条通识考题问及气男团MIRROR的成员人数，有成员形容“非常贴地”。

“贤路”的具体试题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但如果所谓“通识”考题仅止于此，或者民建联所理解的“贴地”、“接地气”就是如此，就实在令人担忧。在内地官场当中，“接地气”意指广泛接触普罗大众的普通生活，能够与广大市民打成一片，了解大家的兴趣、利益、诉求；对从政者来说，“接地气”的目的并非只是“得个知字”，而会加以反思要到底为大家创造怎样的环境、打造怎样的生活，才能让大家无忧无虑地追求兴趣、获得利益、实现诉求。

但“贤路”的MIRROR考题，似乎只是搞点噱头、为问而问，即使能够透过对“成员人数”的了解间接考核参加者是否“知道市民兴趣”，但也实在难以借此得悉参加者在“知道市民兴趣”之后，是否明白MIRROR“缘何成为市民兴趣”、又是否懂得应该如何“打造理想生活环境”以“帮助市民追求兴趣”。当然，公道点说，这种哗众取宠、不求甚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政客通病，绝非民建联独有——事实上，经过民粹选举和僵化官僚的洗礼和扭曲，大多数治港者早已忘记——最大的政治就是为人民打造美好的生活，最美好的生活就是创建在社会的有效治理之上，最有效的治理就是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才能让人民获利、得益。

由ViuTV选秀节目《全民造星》衍生的12人男子偶像组合MIRROR，无疑是香港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而由MIRROR其中三位成员吕爵安、卢瀚霆及邱士缙主演的首套港产BL（Boy's Love）电视剧，最近亦掀起近年本地久违的“煲剧潮”和“追星潮”；由此而开设的社交媒体专页“我老婆嫁左比Mirror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组”，更为不少港人带来快乐和慰藉。可以说，如果有治港者对这种风靡现象一无所知，那当然可谓“十分离地”，但如果治港者仅仅是知道MIRROR大受欢迎而没有意识考究他们缘何大受欢迎，其实也根本称不上是“接地气”。

社会通常对“追星”抱持负面观感，认为“追星一族”丧失理智、浪费金钱，相信治港者们亦是如此，所以从没正视“追星”对于由1980年代开始兴起并且席卷两岸、日韩及东南亚的流行文化热潮、文创产业发展、乃至精神面貌塑造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大贡献，自然也会忽略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生活品质及社会气氛等等因素对于“追星”文化究竟有多大影响。

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剧整合就了“港产片”的辉煌，周润发等人撑起的警匪片成功闯出香港红遍亚洲，“无厘头”的周星驰电影是香港文化不可磨灭的经典，从许冠杰、谭咏麟到“四大天王”等人开创和继承的广东歌潮流屡屡在整个华语乐坛称霸——回想那些年，有人写出忧国忧民的侠义情怀，有人演出肝胆相照的英雄本色，有人道出荒诞夸张的港式幽默，有人唱出同舟共济的拼搏精神——那是个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产业发展兴旺、向上流动活跃、公共服务充足、生活负担较轻，香港人不至于只为三餐奔波，没有太多焦虑和怨气，可以有些闲情逸致“追星”，但大家“追”的可不只是“星”，而是文化层面的精神满足。

不过，“黄金时代”已不复在，经济发展停滞、产业结构单一、向上流动缓慢、资源分配不均，人们生活压力面临“爆煲”，而“港产”文创亦江河日下，基本已经无“星”可“追”，人们也在社会高度政治化下转为追求“民主自由”，以为这是令香港“回到过去”的灵丹妙药。

如今MIRROR窜红的时代背景，明显有别于以前，不是一种创建在“衣食饱暖”之上的心灵追求，而更像是陷入一种政治热情退潮的虚无主义。因为MIRROR崛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粤语流行音乐面临低潮的背景下，有一班年轻人努力不懈地追梦，矢言要重新振兴广东歌的辉煌、“浩浩荡荡迎来另一个新世纪”，确实带来一点令人振奋的敢于“挑战不可能任务”的希望；加上政治问题衍生的“世代矛盾”导致不少年轻人被视为“废青”，这班年轻人仍然脚踏实地、迎难而上、打破旧有娱乐霸权，也难免令观众有所情感投射甚至心灵寄托，认为可以暂时逃离高压的气氛、寻找点滴的快乐、填充精神的缺失。

可是，虚无总会过去，人们总会醒来，但特区政府及一众治港者们，似乎都没有借此深刻反思，继而着手长远规划——到底应该如何透过夯实经济基础、实践公平正义、提升生活品质，从而帮助市民从焦虑和怨气中解放出来，得以安居乐业、享受心灵满足？又该如何检视文创产业发展弊端、推行什么产业政策，好让中西荟萃的港产流行文化能够在两岸三地继续占有一席之地，使得大家重新创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但遗憾是，治港者们没有反思又缺乏视野也都算了，有些竟然只懂借着MIRROR热潮“整色整水”，实在浪费时间，而且自暴其短。

更重要的是，尽管最近的确有不少人“追星”，但其实香港也有不少人根本“追”不起“星”。物价指数上升，但市民的收入却永远追不上开支的增幅；全港最低工资目前维持在每小时37.5元，远远不及团体推算所需的最低生活工资时薪70元；专上教育学费不菲、公私医疗差额巨大、房屋支出负担沉重、公交成本越来越贵、安老开销更不便宜——每一个问题都把不少香港人压得喘不过气来，遑论有时间和金钱去“追星”！

例如昨日DSE中学文凭试放榜，有报道指考获4科5**的元朗天主教中学基层学生何文谦，由中一开始和父亲蜗居㓥房，至中三每逢放学便去麦当劳兼职帮补屋租，到中五才获亲友资助得以辞去兼职专心上学，而在六年中学生涯当中，他只去电影院看过两出电影，而且从没去过任何主题乐园——自以为考核MIRROR成员数量就等同“贴地”或“接地气”的民建联，看到这单新闻不知会作何感想？

民建联又是“政道”又是“贤路”，但与其去数MIRROR到底有多少成员，倒不如积极响应夏宝龙上周五（7月16日）出席《港区国安法》周年专题研讨会时对治港者们的千叮万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工作的实际成效来赢得广大市民的口碑，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撰文者是香港01首席记者黄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