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反智、野蛮的“大众人”只会破坏文明进展
康德总结“启蒙”的要旨在于人敢于运用自己天生就有的理性，不再因为懒惰和恐惧而自愿依托他人的权威指导和保护。康德的启蒙理念（与他的道德哲学一样）关注的并不是幸福或快乐，而是人的尊严、自由本性和对野蛮特质的征服——据康德的说法，当公众不再被君王或宗教所规限时，他们的自由本性就可以慢慢实现，以普遍的理性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不再被偏见和权势欲所驾驭。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般都被理解为启蒙思想的政治延伸：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和反封建贵族统治等理念成为国家方针，但紧接大革命后发生的雅各宾专政又让欧洲很多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有所保留，不再对它怀著无限乐观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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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黑格尔等对启蒙有所批评的哲学家中，人类全体的自由本性、实现卓越的潜能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但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一种更明确的反启蒙主义成为了哲学和心理学的新兴主题：一些思想家不再认为自由、文明、卓越性等人类最深刻的成就是人类全体共同参与的，只能由少数精英和强者来实现。与康德的启蒙思想相反的是，他们并不相信人们摆脱外部规限后就会慢慢实现尊严；与“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也相反，这些思想家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会让人更有道德——大众无法改掉野蛮性格，只要他们连结起来，就会变成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甚至以大众的名义反对任何差异和卓越的事物。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 1930 年代出版的《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就是这种反启蒙主义大众理念的代表作之一。
什么是大众人？
哲学训练出身的加塞特虽然写过不少哲学著作，但却以政治和社会评论著作《大众的反叛》闻名世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当时的评论甚至认为这部著作与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有著同等的时代地位，而卡缪也赞扬加塞特是尼采之后最伟大的作家。这部著作的缺点其实相当明显，例如见解上有许多一厢情愿之处，对欧洲作为文明中心和道德复兴者的期待也无法令所有人信服，而且论述上偶有前后不一和分析不清的概念——作为理论书来说，《大众的反叛》是不够严格的。然而，加塞特的观察却有著非常深刻的洞见，对抱有人文关怀和启蒙思想（而还没有变得犬儒）的人来说可以是个沉重打击。
在今天，加塞特与《大众的反叛》已经甚少有人谈及了，但是他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察，放在当代社会似乎更为准确。加塞特在 20 世纪初宣称：“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将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虽然这句话颇有愤世嫉俗和抵抗情绪，甚至可以放在一种反民主的框架中理解，但加塞特的观察有著准确的指向。他所谴责的不是愚蠢、易受骗、易被煽动等性格，也不是自命不凡但实际上平庸的人，这些性格一直存在，并不是时代特性，也不一定会影响公共生活和文明。加塞特攻击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精神面貌：一些确知而且满足在自己平庸的人，不单拒绝改进和超越自己，反而联合其他同样平庸的人，以大众的名义来干涉那些需要深度知识、判断力、责任心、同理心、热情和天才的事务，例如政治、公共运作、文化、艺术、科学等等。
加塞特确实有精英主义主张，但他并非主张贵族制或者崇拜某个社会阶层，因为精英卓越性质或者大众平庸性格与特定阶级、特定阶层或社群大小没有关系，而是一个人的超凡性情和能力，这些特质都需要经过人自己刻苦的教化和考验才能得到，不能由出身给予。对加塞特来说，人类文明都是超凡性情和独特天才所建立出来的，而一旦缺乏这些伟大特质的大众人抢夺了文明建立的位置，就会破坏文明进展。
大众的反叛和文明的破坏
加塞特所说的反叛其实有更广泛意义，指的是人对自己的才能和性情的违抗，做他不应做的事，而并不是单指人们聚集起来参与政治动员或社会运动，因此他所谓的“大众的反叛”发生在文明的各个领域。加塞特认为现代文明的危机并不是出于平民的人数增长（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具有平庸性格的所谓“大众人”联合起来“反叛”：大众人并无能力和美德去执行文明和社会的秩序，理应跟从精英的管治和教导，但他们偏偏要反叛这种命运和地位，执意要干涉他不应也无能干涉的事，而且毫无原则地否定任何秩序。
但这种大众人对秩序的反叛指的是什么呢？美国愈来愈多人相信一些阴谋论，认为有神秘权力透过疫苗、食水等手段操控人的思想，这些阴谋论者甚至以伪科学的论述方式来宣传这些说法。美国近来就有评论引用到加塞特来分析，认为这种现象就是大众人对科学秩序和公众安全秩序的反叛：他们不了解秩序内部有许多结构和因果关系，反而满足在草率和虚假的认识，进而想要中断这些秩序运作。这种反智主义的例子虽然最为典型，但加塞特所说的问题其实渗透得更广更深。例如，他观察到愈来愈少人投身到自然科学研究，但是现代科技工业却持续发展。科学作为文明秩序一部分，就要求参与者有创新天才和对真理的热情，工业的发展则建立在人们对产品的实用需求。也就是说，科学是文明元素和精英活动的领域，而科技与工业是科学沉淀为实用性的结果，只需要平庸人参与。在这里，大众人的反叛就表现在工业自以为可以摆脱科学发展，又或者用工业发展的原则来主导科学的发展。最终，从事科技的人也摒弃科学——科技的发展反而窒碍了科学的进步。对加塞特来说这就是发生在科学领域中的大众人反叛、野蛮主义。他悲观地推测，这种野蛮主义将会破坏人类社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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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人的心灵闭锁
我们可以看到，加塞特对文明与秩序的强调并不只是出于对高尚品味的癖好，而是因为他相信文明价值是人类社会和生存状态的核心。然而，为什么大众人的反叛是一种现代问题？换句话说，是什么东西导致大众人得以取代精英参与这些文明事务？
加塞特定义大众人的本质不是愚蠢或自私自利，而是对平庸的满足和对因果秩序的漠视——他称之为“心灵的闭锁”：“心灵的闭锁、严重的自我封闭，这是一种典型的智识上的冥顽不化（intellectual hermetism）。这一类人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之中，他们对此洋洋得意，并以为自己在智力上已臻于完美至善之境。由于感到自身之外已无任何欠缺，于是他们索性在这一精神储藏中心安理得地定居下来，这就是自我封闭（self-obliteration）的机制。”
加塞特虽然也大量引用到历史和社会学分析，但对他来说，令现代社会变得平庸和心灵贫乏闭锁的决定因素仍然是精神性的：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生活水平增长，令人误以为幸福、满足和稳定是自然的事，不需要投入热情和努力就会自动实现。现代生活的美满之处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劳动成果，但出生在现代的人都沈溺在好的成果之中，没有去理解现代社会和文明的建立有多艰辛。这也是为什么加塞特憎恨贵族制和家族荣誉这类古代价值：贵族子弟也是沈溺在美满生活之中而不懂得努力建立和维持秩序。加塞特认为大众人就是现代社会维度中的纨裤子弟和野蛮人：“今天占主宰地位的是一群野蛮人，是一群崛起于文明世界的自然人（Naturmensch）。这个世界是文明的，但其居民却不是文明人：他们看不到周围世界的文明，却在运用它，就仿佛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因此，对加塞特来说，文明（他特别指欧洲人的文明，他甚至认为陶醉在实用性中的美国人将会变得极度颓废）和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教育“真正的现代人”——他们要能够感受到历史钮带、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此才能对因果秩序构成恰当的认识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