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西方鼓励“多生”政策　中国有何可借鉴之处？

中国政府公布“三孩生育政策”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中国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以及低生育率等话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在其他经济体也存在，体现出经济发展和生育变化之间的矛盾关系。

欧美、日韩、新加坡和俄罗斯等都面临人口问题，也出台过各种“人口政策”。内地处于快速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生育率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不过，鉴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鼓励生育的手段稍有不同。但互相也有可借鉴之处。

总体而言，不同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主要包括生育津贴、育儿及儿童补贴、家庭补贴和带薪产假等。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等国比较常见。美国则更多利用移民政策及税收减免。

在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妇女多生育，但很多日本女性保持单身和不婚。日本文化也反对引进移民。一些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政府提供了生育补贴和0至15岁儿童的年度补贴，另外还有单亲家庭儿童补助、高额医疗费用扣除等等补贴。比如，福岛县只有7千人的矢祭町，一个家庭每生一个孩子，将收到为期10年、每年460美元的经济补贴。

韩国最新的政策是将从2022年起对1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每月发放一笔新的育儿补助，以及向准父母发放生育补贴；在子女未满1岁的情况下，父母如果分别向工作单位申请休3个月育儿假，每人每月均可领取一笔津贴。

新加坡则对育有子女的家庭增加补贴额。自2021年起，新加坡对二孩账户的补贴额最高达到9,000新加坡元（约合52,700港元），是原来的1.5倍。新加坡采用生育孩子越多政府补助越高的机制。

注重宗教传统的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难免受到信仰的影响。比如，在以色列，极端正统犹太教家庭，孩子多的家庭，政府给予的儿童津贴就越高，社区机构提供的专项资金也很充足。这种家庭当中的年轻宗教夫妇，也享受政府住房补贴。极端正统犹太教家庭妇女，平均有6个孩子，而普通的犹太妇女平均只有3个孩子。

在伊朗，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后，伊朗曾鼓励已婚夫妇尽可能多地生育，以弥补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后来又施行了伊斯兰一家两孩的政策；到了2012年，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化民族认同、对抗西方生活方式”的号召下，伊朗宣布鼓励生育的计划，废除了男女避孕、节育和计划生育的所有法令。任何限制生育的行为都被视为违法。

土耳其方面，2012年5月，总统埃尔多安认定堕胎等同于谋杀，并推动法案，限制堕胎。他曾要求一对夫妇至少有三个孩子。2017年3月17日，他又认为生三个孩子不够，最好生五胎。在他眼中，人口多少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话语权。

在欧洲，出生人数下滑尤为明显的是意大利。意大利决定自2021年7月起为每个孩子每月提供250欧元（约合2,360港元）的补贴，从怀孕7个月到孩子21岁，提供优厚补贴。西班牙甚至在2017年设立了“性爱部长”，专门负责鼓励生育计划。

在俄罗斯，只要生了7个或以上的孩子，普京就会亲手颁发“英雄父母”荣誉勋章。而且，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普京总统从2006年宣布开展一个10年项目，阻止人口持续下滑，手段就是提供金融支持和补贴。比如，2020年，俄财政拨款5,279亿卢布（约合560亿港元）用于支持生育，相较2019年增加24.3%。

在产假的时长方面, 生育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普遍延长了产假时间, 比较典型的是德国。从1927年的6周延长到1992年的3年; 俄罗斯的产假时间从初始的12周延长到4年半。在带薪产假时间方面, 为了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 扭转不断下降的生育率, 2009年俄罗斯全薪产假延长到140天。

但是，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解决人口老年化、生育率低下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是单独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很多措施都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一点在日韩最为明显。

另外，关于引进外来移民的做法，在内地也不见得奏效。一方面，中国人口问题并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而是人口质量与结构的问题。如果靠移民能够解决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西方本该早已找到解决方法；另一方面，移民牵涉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包括社会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反而会徒增其他一系列问题。

也就是说，人口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哪个国家，要想解决人口问题，都不得不考虑社会观念的改变、科技的进步以及经济领域的创新。尤其是个人主义、女性权益、自由主义的盛行，包括传统文化及宗教的影响，都很难让哪个国家出台一套既适用于自己、又适用于他国的成熟解决方案。

不过，西方先富后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应对老年化问题。中国未富先老，加上经济增长的压力，的确在解决人口问题方面面临更大挑战。但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革新，尤其是科技创新，使得中国有机会应对西方经济体面临的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