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假新闻 提升全民媒体素养
经历反修例风波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香港，陷入“后真相时代”的泥潭—“不管事实，立场先行”。在立场的遮蔽下，很多假新闻如病毒般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加深了社会撕裂。民主社会需要理性对话，而对话的基础正是对事实的正确认知。被假新闻充斥的社会难言有真正的民主，反而会酿成民粹和暴力。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早前宣布成立“事实查核中心”，冀借科技和学术的力量打击假新闻，推动全民媒体素养的提升，助香港重回理性。
去年底，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播出一条特别圣诞文告—“英女王”竟然在发表文告时拍TikTok影片，对着镜头手舞足蹈。事后才知道，原来这并非真正的女王，而是利用“深度造假”（Deepfake）和人工智能（AI）配置，将女王的面孔安在其他演员身上，真正跳舞的是演员而非女王。电视台的初衷是想针对数码时代的假新闻提出“严正警告”—我们过往相信的眼见为实，如今可能是AI技术下的假象。
“视频一定真实过相片，相片一定真实过文字，这些理论已经不成立了。”香港浸会大学新闻与社会研究所总监、事实查核中心联席主任李文说。
——挑战——
AI助力假新闻 社交媒体加速传播
Deepfake不过是假新闻借助AI技术的一个例子。事实查核中心数据分析员、研究助理王鸣昊就指出，学界和业界早已开始研究AI制造假新闻的现象。“你可能听过机械人写作，机械人可以写财经新闻、体育新闻，也可以写假新闻。”他表示，“无论是机械人传播假新闻，还是煽动制造舆论，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
在技术巨变之下，“假新闻”出现了很多类型的“变种”，市民很难凭常识去识别和判断。传统定义里，“假新闻”指报道不实。随着媒体生态的变化，“假新闻”涵盖范围扩大，除基本的事实错误，亦涵盖将事实脱离语境、拼接资讯的新闻；为例证观点而将事实加之以煽动性语言的新闻；以及信息出处不明、难被证实的新闻。例如上文所指的英女王跳舞，就是最后一类；若非电视台声明此为“假女王”，观众没接触英国王室，仅凭肉眼，又怎能求证？
除了技术的发展之外，还有社交媒体的强势崛起，也为信息环境带来更大的挑战。“假新闻”虽然有新闻两字，但并非一定由传统新闻媒体制造。“据初步的证据来看，社交媒体的假新闻问题多过传统媒体。”李文说，“虽然专业媒体有时候也会出错，但社交媒体的严重性、迫切性更强，更需要我们尽快去强调和解决。”
社交媒体为何成为假新闻传播的“温床”？首先，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主要信息来源。香港浸会大学2018年发表《香港媒体数码发展报告》，当中的《香港数码媒体用户调查》（下称《调查》）指出，四成半香港市民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而Facebook是获取资讯的主要平台。《调查》总结道：“社交媒体分享已成为香港市民最常接触新闻资讯的渠道之一。”
其次，假新闻的特征直指人性弱点，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交媒体上跑得更快、更广。美国麻州理工学院曾在2018年发表研究报告《真新闻与假新闻的在线传播》指出，在Twitter上，假新闻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新闻高七成，而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六倍。李文分析道：“假新闻通常写得好juicy（生动）、好新奇，可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转发机会自然更大。其次，可能很多人觉得转发这些东西无伤大雅，大家都是这种心态，‘转下转下’就出了个group（群组）。”
李文举例，他的太太在WhatsApp群组里看到一篇帖文，指国家气象局称今年为“史上最冷春节”，“除夕气温跌至零下”，经中心核查，得出该帖文的说法错误，是一则假新闻。“可是，后来竟然有些在英国的朋友传这条帖文给我，说香港‘好冻’，叫我小心。你可以见到整个传播速度有多快！”李文叹道。
转发、传播假新闻是否真的“无伤大雅”？当然不是。从个人角度而言，资讯影响人的行为和决策，错误的假新闻容易导致个人作出错误决策；从社会角度而言，事实真相本是民主社会理性讨论、达成共识的基础，而假新闻的流行令社会陷入集体的信任危机，最终导致民意的极化和社会撕裂。
新冠疫情期间，就有不少市民基于假新闻作出错误决定，例如去年3月的“抢米潮”。不少东南亚国家因应疫情推行出口禁令，有谣传越南、泰国等地将会暂停对港供应食米，虽然商界人士、消委会齐齐澄清，但依然出现多区民众恐慌性囤购食米、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的情况。
而民意撕裂在前年的反修例风波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黄营言之凿凿却缺乏实际证据的“太子站打死人”事件，或是蓝营中指控示威者“收钱上街”、有女性提供性服务等未审先判，假新闻无疑都在为香港近年政治化的社会火上浇油。
——机会——
机械对抗机械 核查力求透明严谨
资讯科技日新月异，假新闻变化多端，难以辨认；社交媒体崛起加速假新闻传播，造成社会恐慌。在泥沙俱下的后真相时代，事实查核中心又能如何为香港社会重建信任，达成共识？
“用机械对抗机械。”王鸣昊回应道，他说的是他开发的大数据平台，用于收集香港主流社交媒体上的讯息数据，目前只供中心内部使用。这个平台能够根据热度指数、流行度、时间、增长率和情感指数，将各平台的讨论热度、舆论热点呈现出来，再通过“机械学习”的方式将新闻进行分类，让机械挑出一些“近期可疑内容”。他表示，运用AI技术，可以有效减少查核员的重复劳动，以此提高整个中心筛选假新闻的效率。
王鸣昊继续介绍道，除了帮助筛选假新闻外，这个平台更能以时间轴方式展示出一些话题关注度和相关度变化，以此展示出一个话题的“传播节点”和传播网络。“学界和业界已发现有一些重要节点在广泛传播。这个节点可能是真人，也可能是机械人，大部份是机械人。”王鸣昊解释，通过传播规律去找到这些“特别重要、特别危险的节点”，有助识别“假新闻机械人”，从而对抗假新闻的机械写作。
王鸣昊又表示，这个智能平台依然处于开发阶段，亦面临着很大困难，因为优化机械算法需要数据。国外已有不少学术研究，发布了很多虚假新闻的数据库，但都是以英文为主。
“中文的假新闻数据库很少，而广东话的数据库就更加没有了。”李文无奈叹道，“就算我们做了个AI软件，但AI没得学习，不明白假新闻的规律，就发挥不了作用。”因此，现在的事实查核中心依然以人力工作为主，以机械辅助人力查核。
但若是人力查核事实，其实与新闻记者的工作十分相似，为此，记者不禁问起两者的区别。“我们不是想取代你们记者的工作！”李文开个玩笑后补充道，“光有传统新闻机构的记者已经不行了。”他分析，记者的本职是报道事实，但报道中不会提供自己核查事实的过程；记者亦更关心现实事件，很少会就社交媒体去进行调查，但由于社交媒体已成为假新闻的“重灾区”，所以中心专门核查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事实查核中心经理曾姿颖补充道，现时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亦在下降，“大家对于记者这个工作其实好critical（挑剔），好skeptical（怀疑），甚至是cynical（讥诮）。”相对而言，由学术机构营运的“事实查核中心”较为独立，运作流程相对透明。
如何可以做到公开透明？曾姿颖解释，所谓的透明，体现在架构组成及核查流程。在架构组成部份，“中心网站要列明资金从哪里来，整个架构、成员的简历要公开，甚至要申报‘利益冲突’和政治倾向”；而在核查流程部份，“撰写报告时要提供准确的信息来源，理想情况下，公众可以跟着报告自己完整做一次同样的事实核查，得到同样的结论”；而公众利益亦是核查中心在挑选“被核查说法”时会考虑的部份。团队正在筹备国际事实查核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的认证，该组织是全球认受性最高的事实核查联盟，提供了一套事实核查的守则，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透明”。
在这种工作原则下，事实核查报告围绕被查核的说法，会展示查证过程，最终得到结论—完全真实、部份真实、完全虚假或无法确定。
事实查核中心执行编辑陈璁以一则关于疫苗的核查报告作为例子。早前，“连登讨论区”上有网民称“47名已施打过中国疫苗的中国工人在乌干达确诊新冠肺炎”，以此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这个说法涉及了两个关键事实：是否有47名中国工人在乌干达染病？工人们事前是否接种过疫苗？陈璁以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官方消息证实，有工人染疫，并确认了染疫工业园的地点。又以乌干达卫生部的官方公告找到接种过疫苗的工业园区，最后用Google地图比对。
“我们发现染疫工人的工业园是在乌干达首都的南部沿湖位置，而打过疫苗的工业区其实是在首都的北部内陆，两者距离有40公里。”陈璁说。
这样的证据，看似已经足以推翻这则新闻的真实性，但事实查核中心更为严谨。他们不能排除工人依然有前往40公里外的工业园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所以，同时参考了内地官媒《环球时报》匿名引述中国医疗队成员的采访，当中医疗队成员表示工人事前并没有打过疫苗。但由于官媒的信息来源是匿名，所以最后事实查核中心对“工人是否打过疫苗”依然持保留意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工人染疫”为事实，但是，“工人们事前已接种疫苗”则为“无法确定”。
——未来——
媒体生态遽变 更新媒体素养教育
曾姿颖曾经在反修例风波期间进行一项学术研究，发现受众的个人立场会影响其对记者动机的评估，进而影响对报道是否为假新闻的判断。研究参与者会先就引渡条例进行表态，然后阅读一则与自己立场相左的媒体发表的Facebook帖文。条例支持者会阅读《苹果日报》发表的帖文，而反对者会阅读《大公报》的帖文，但两条帖文的内容和设计完全一样。
研究结果显示，条例支持者认为，记者在鼓吹个人立场、试图影响舆论，因此判断《苹果日报》的帖文是假新闻；而条例反对者会认为记者在保护当权者，判断《大公报》的帖文是假新闻。（见图）
由此可见，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用自己的立场去预设媒体机构的动机，选择性不信任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信息。“有事实都不信，绝对不出奇！”李文说，“好多人习惯看那几家媒体，信息来源比较固定。无论‘蓝’或者‘黄’，都已经相信了他们那一方的一些说法，告诉他们这些说法不一定正确时，他们不会马上相信的。”
当社会陷入“立场先行，不管事实”的后真相时代，事实查核中心的出现又能为信息环境激起多大的火花？
李文相对乐观，相信事实查核中心未来能通过透明度和高质量的报告来建立信任度，最终提高香港社会整体的“媒体素养”。事实查核中心成立伊始，提出了一个口号：“唯真为善，人人有责。”李文解释道，“唯真为善”是浸会传理学院的院训，强调追求真相；而“人人有责”则是希望每一位市民都意识到假新闻的问题，更希望公众能够参与事实核查当中。
何谓“人人有责”？过去，当专业媒体作为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时，需要承担公共责任，向公众保证报道时秉承真实、客观等专业守则。但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的媒体生产资讯、受众接受资讯的结构，被动接受资讯的“受众”亦变为主动接受和生产资讯的“用户”。传播角色转变之下，每位“用户”应该反思自己手上所掌握的传播权利及由此而生的“责任”。
“以前的新闻传播理论里，专业的传媒人担当着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筛选和传播信息，现在肯定‘唔得’！”李文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受众能担当自我守门的角色。”
用户的“自我守门”，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
首先，在社交媒体上看见可疑新闻时，用户应该怀抱质疑精神。“这包括信息来源是否可靠，过往记录如何，是否有所谓的党派立场等等。如果有（立场）的话，我不是说它一定是假，但就要alert（警醒），特别是和政治有关的新闻，是否应该同时看看另外一方的？”李文表示，市民现时只看一两家媒体的报道，就会困在自己的“回音壁”中，应该打开眼界，“才能更接近真相”。
李文又指出，民众亦倾向于相信朋友发给自己的消息，“是不是一定信得过？其实都应该质疑的。”在质疑之后，用户应该审慎面对自己手中“转发”的权利，对于未证实的新闻应小心转发，减少假新闻的传播范围。
其次，用户可以参与到核查工作当中，自己去查核事实。
“你听过众筹，我们就是参考众筹，希望做到crowd sourcing（广众信源）。”李文介绍道。现时，事实查核中心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市民可以将怀疑不实的新闻通过手机程式上交给中心进行查核；亦可以就正在查核的事件提供线索；更可以查看已发布的查核报告，跟着查核的流程和资料，自己查一次。李文希望，这个程式通过长期的发展和良好互动，可以变成一个拥有专家学者和普通市民的事实核查平台，提高查核的效率。
除此之外，浸大事实查核中心亦会从学术机构的角色出发，通过制作手册、视频、开办工作坊等方式，与教育机构合作，将媒体素养课程推广至中小学。“媒体生态已经发生巨变，以前那一套已经不够了。”李文说，“我们需要发展新的媒体素养教育，需要更多人参与。”
上文节录自第262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26日）《走访浸大事实查核中心 打击假新闻 提升全民媒体素养》。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