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在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布拉格见证89年革命

1989年爆发的一连串东欧民主化运动，象征著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衰落。东欧民主化进程被称为东欧剧变，或“苏东波”（苏联、东欧改革风波）──自波兰、匈牙利等国于89年成功民主化后，东欧的“老大哥”苏联，亦于1991年瓦解，自始冷战宣告结束。

这次介绍的《我们人民：在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布拉格见证89年革命》(We the Peopl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是了解1989年东欧剧变很好的参考。本书作者艾许（Timothy Garton Ash）是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者，1989年东欧发生连串民主革命之际，他亲身到访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一年后的1990年出版本书。

本书初版共分六章，首章为序，简单概括了1989年的东欧局势；其后的二至五章，记述了作者在上述四国的亲身见闻、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件。作者颇有寻找时机置身于历史现场的触觉：1989年6月，在波兰举行二战后首次议会选举期间，作者身处华沙；1989年6月，匈牙利成功民主化之后，曾在1956年尝试推动匈牙利自由化、后被苏联视为“叛国”并处决的前总理Imre Nagy得到重新评价且被重葬之时，作者身在布达佩斯；同年11月，柏林围墙倒下之时，作者身处柏林现场；最特别的时刻，要数同年11月尾至12月初布拉格发生天鹅绒革命之时──作者当时正在运动领袖Václav Havel以及民运团体“公民论坛”成员的身旁。第六章则为全书总结。

阅读本书，有助了解1989年东欧民主化运动的始末与经过。1989年，其实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很重要的一年，只是结果与东欧全然不同。东欧成功的政治改革历程，有助思考各地民主运动何以有不同走向、运动有何成功要素。

“refolution”改革与革命的混合体

作者指，不可将东欧剧变简单称之为革命，原因是当时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实际上是“重组”（reform）与“革命”(revolution)的混合体，因此作者自创新词“refolution”以指称当时东欧的改变。

他认为，在当时东欧共产国家的变革之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皆有贡献。“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来自共产政府中少数开明掌权者，“自下而上”的力量则顾名思义来自人民。但不同东欧国家，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改革力量各有不同分布──按作者观察，在匈牙利，前者占较重角色，而在波兰，则是后者更为重要，但总括而言，东欧民主化的一大重点，在于上下之间的合作与妥协。

波兰六月选举与中国六四事件

1989年的东欧剧变最为人称道的是，是当中大部份国家（除了罗马尼亚外）的民主化过程，都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能够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和平移交权力。

波兰二战后首次民主选举的日期，定于1989年6月4日，这日子对华人读者而言，绝不陌生──正因为选举与中国天安门六四事件同日发生，作者在述说波兰议会选举时，也有提到该事件。

作者指，1989年6月4日不只是波兰战后历史的重要一页，也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史的重要一刻。他提到，领导波兰民主化的波兰团结工会的多名领袖对民主进程不无隐忧──一方面为权力移交和权力背后的重责感到忧心，因为团结工会在民间抗争多年，却不曾有过参与议会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顺利，中国的六四事件，提醒了他们军队暴力镇压的可能性。

中国发生六四事件时，作者正和一群波兰记者等待选举结果，期间他们看到电视画面之中，中国军队、坦克进入北京，并对学生投放摧泪弹、然后尸体堆积。作者指，类似情境其实也曾在格但斯克、华沙发生，故此担心“军队屠杀平民”的历史重演，这正是波兰民运人士危机感的一大源头。

在1999年本书的新版之中，作者在书末加进了新的结语，内容是他在东欧剧变10年后回望这段民主化进程的新观点。作者说，当年东欧剧变的和平进程并非理所当然，事实上89年东欧民主化运动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有可能变成血腥冲突。他提到，离开波兰之后，在东欧、中欧其他国家的采访，都不停听到“天安门”一词，天安门的流血结局，成了作者日后遇到的不少民运人士的“恶梦”。

中国与东欧的不同结局——能动者在历史中的重大作用

作者指，1989年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终结年份，但若要探求这场终结共产主义的运动的起源（beginning of the end），作者会认为， 197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访波兰是当中的一大关键，他是第一位波兰裔及斯拉夫裔教宗，也是首位到访共产国家的教宗。

作者认为，教宗的重要政治影响，是一方面团结了波兰的反共势力，另一方面奠定了日后波兰民主化运动的和平抗争模式。带领波兰民主化的团结工会在教宗访问波兰一年后成立，作者相信，若然教宗不曾到访，团结工会根本无法成立。

团结工会在共产世界之中领导政治变改的历程，颇有传奇色彩。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代，是苏联主导的华沙公约签约国之中，首个不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最初有近1000万人成员，他们主要是波兰国内天主教徒与反共左翼人士、主张非暴力抗争、曾多次发动罢工示威。

共产政权一党专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曾持续打压团结工会，但由于党政府管治下的波兰经济、民生状况转差、共产党的统治认受性基础持续减弱，这最终逼令党政府与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商讨波兰未来，结果双方共同决定举行6月的民主议会选举，团结工会在选举中取得大胜，其领袖Lech Wałęsa亦于1990年当选为波兰战后首任民选总统。

作者认为，东欧和中国的民主运动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东欧拥有两批政治领袖：反对派中的精英，例如波兰的Lech Wałęsa、捷克斯洛伐克的Václav Havel，以及掌握莫斯科权力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Gorbachev group）。前者以“自下而上”的力量带动“revolution”，后者则以“自上而下”的力量带动“reform”，在两者的妥协间成功形成“refolution”、作为东欧民主化的成功关键；即便在作者眼中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波兰民主化运动，假若当时执政的共产政府不同意举行“圆桌会议”，日后的民主选举也难以谈起。

社会科学之中，经常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二元论争。作者强调，1989年证明了能动者(agency)──包括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波兰的Lech Wałęsa、捷克斯洛伐克的Václav Havel，以及教宗──这些历史人物都能凭一己之力在历史之中发挥巨大作用。

本书能令我们了解更多何以中国的民主化发展，与东欧有回然不同的结局。1989年在苏联掌权的政治领袖，是较为开明、“容许”东欧民主化而非选择“平乱”的戈尔巴乔夫。而在1980年代的中国，中共内部虽有赵紫阳、胡耀邦等开明改革派，但他们却未能强有力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同时，中国当时的反对派，亦未能组成相近于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反政府势力，不足以逼使中共政府以沟通作为主要应对方式。最终中国1989年6月4日的民主化结局，令人凄然。

解释过去，往往较预测未来容易；比较东欧与中国的民主化轨迹，或多或少，都会令人有种历史发展系于因缘际会的感慨、感到东欧民主化的成功关键“refolution”，实乃可遇不可求。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