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团改革进行时　工会失位当警惕

面对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所提出的新要求，面对中央对于群团改革的期许。作为中共群团组织中最为关键重要的全国总工会，是否领会到了改革上所要面对的困难，以及在中国发展新形势下所要做的工作，值得外界关注。

2015年，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群团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引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这次改革剑指团中央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历史上中共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重要“法器”便是发展“群众路线”，而当下中国的诸多误解和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中共在群团工作上脱离群众的问题亟待解决。其实共青团只是一个开头，工会、妇联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可能会有陆续改革措施出台。

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中国地位最高的群团组织。其主要职能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参加建设和改革，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很重各种社会团体的实际工作价值，将之视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上承接国家意志，在下可以团结和发动群众，在理论上将之看做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早在2013年十月，习近平便罕见的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进行了谈话，强调群众路线，突出中共在依靠工人阶级上的政治优势。相比共青团和妇联，全总本应是联系当下中国发展问题最密切的团体，然而在现实中中国工会的存在意义和位置却相当复杂。

建国后全总地位骤降

在中国看一个组织所能起到的作用，在中国很多时候看其负责人的职位就可以。全国总工会在建国初期，名誉主席是刘少奇，主席是陈云。这两个人都是做工人运动起家，刘少奇早年曾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等，而陈云同样在早年领导过上海工人运动，他们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更无须赘言。但是全国总工会的受重视程度在其后便急转直下，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其名不扬。甚至在1967到1978年见有十一年空缺。从地方大员的前线退下，进入人大在副委员长的位置享受副国级待遇，其后下一站退休，似乎更成为全总主席的定律。最近两届主席可见，时年61岁的王兆国在2002年接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在2013年再交棒给现任主席的李建国，目前已然70岁高龄。可以想见，长久以来久群团组织中被广为诟病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问题，某程度上也是来源于中央对于此类组织的重视程度低以及人员安排僵化。

然而工会在中共建国后一直形同虚设的根源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厘清，工会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团结工人力量反对剥削；既然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和承担了保护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义务，那么工会的主要职能被政府替代。而在劳动关系上，有鉴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导，若是以罢工形式停止生产，在本质上就是对抗人民利益。另外，早期国营企业终身制的“铁饭碗”政策也令中国极少出现工人运动。所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工会主要变性为群众娱乐组织。

而全总作为“纽带”性的作用也变相成为了官方单向的传达与组织联系工具而愈发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和创新动力，“离地”的全国总工会本质上难以切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波兰“团结工会”对中共的前车之鉴

而八十年代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波兰内部所爆发的二战后规模最大最持久的罢工浪潮，则从另一个角度令中国对于工会的存在产生疑虑。1980年7月，来自波兰各地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共同决定摆脱官办工会，成立全国性的独立自治工会，即团结工会。而有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则对波兰的执政地位产生极大动摇，更催化了整个东欧剧变。而中国方面则一直相当重视对“苏东波”的研究，在团结工会成立第三天胡乔木在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信中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他说：“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直接或间接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罢工自由”的条文因“极左、与社会主义发展利益相违背”被删除。

但是萦绕在中共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却依然存在：“为何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团结工会”难道不可能发生吗？

数年之后中共的这种忧虑就险些兑现了，在98年5月天安广场成立的“工自联”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中国首个有影响力的独立工人组织，虽然“工自联”在尚未开始实质性工作前已经被中共迅速扑杀（“工自联”成员在5月30日成立当晚便被警察带走，组织本身更在六四清场之后被定义为“非法组织”，组织领导一个个被通缉。），可是“工人来了”四个字对于以工人运动起家的中共，已经无异于当头棒喝。由此“工会”的“原罪”直接上升到了危及中国政治改革与国祚的层面，而这种“团结工会”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共来说一直延续至今。

全总高高在上　改革势在必行

近年来全总改革的一大工作在于“做大做强送温暖、困难帮扶、金秋助学、法律援助、医疗互助等工作品牌。”而中国劳工通讯就批评：“这些工作根本无法缓解不断升级的企业劳资矛盾，无法应对此起彼伏、日趋频繁的工人罢工局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实际上2013年10月23日，习近平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已经强调了工会维权的主次先后“工会维权要讲全面，也要讲重点，重点就是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职工群众面临的最困难最操心最忧虑的实际问题。”哪些是职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信不言自明。

今年9月全国总工会改革成效综述曾提到其自身工作定位：“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力量配备向基层倾斜力度……努力打通联系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让职工群众成为改革的主角。”其中“眼睛向下”、“最后一公里”等论述可以看到全总依然以自身高高在上的定位俯视基层工人，同时几乎照搬了中国政府的扶贫语汇在套用在全总的工作之上，可谓捉错用神。

2016年1月日中华全总农民工巨晓林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首位由中国普通农民工当选的全总副主席才姗姗来迟。参加工作23年的巨晓林，现在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网六段班组技术员。虽然巨晓林说，“工会是一条桥梁纽带，当选后会更加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维权问题。”然而其国企工人出身对于当今矛盾最为尖锐的私业劳工问题能有多少助益已然有待观察。

工人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其实是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重要方面。2015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我们必须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把工人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作用……把13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面对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所提出的新要求，面对中央对于群团改革的期许。作为中共群团组织中最为关键重要的全国总工会，是否领会到了改革上所要面对的困难，以及在中国发展新形势下所要做的工作，值得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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