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抛妻弃子的车夫 躲山洞10年死守国宝 拯救了中国文化命脉

撰文: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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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下的国宝》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佳作遗珠,2020年11月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获得100%好评,有人说自己“边看边哭”。片子讲的是抗战期间,普通中国人拼死为国护宝的故事。其中一位山东大汉李义贵原本是黄包车夫,为了守护五箱古籍文物抛妻弃子,一去千里,在四川的山洞里躲了十年,出来家都散了。

制片人刘鸿彦介绍,片中的国宝大量都是珍稀版本的古籍,却在砲火下岌岌可危。这个时候很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要小看这些普通人,危难关头是他们及时站了出来,拯救了这些宝贝,也延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命脉”,刘鸿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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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采访了《炮火下的国宝》制片人刘鸿彦和总导演杜兴,聊起了这段隐秘历史背后的种种故事。

自述:杜兴 撰文:鲁雨涵 责编:石鸣(一条)

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

《炮火下的国宝》,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书怎么办?整部纪录片中最让我触动的就是,守护这些书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默默无闻的图书馆职员,普通的工友,甚至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普通群众。

有一个叫李义贵的山东大汉,早年是拉黄包车的。后来变成了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一个私人秘书,帮著他打理馆务,做一些体力活。

李义贵为护书抛妻弃子(点图了解更多)▼▼▼

1950年回家之后,因为长期杳无音讯,儿子对他几乎没有感情,甚至有点埋怨他,对他非常冷漠。我们去乐山的时候,特意去找了他藏身的山洞。去了那个现场,你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寺庙里面还是香火缭绕的,各种各样诵经的声音,你能感受到,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外乡人,告别自己的妻子儿女,跑到这个地方来,一米八几的人,就委身在这么一个黑暗逼仄的山洞里,一呆十年,真是太难了。可为了护宝,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李义贵的外孙女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当地,在采访的时候她就哭了。她哭并不是因为她觉得外祖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她觉得那个山洞太黑了。她想到外祖父白天在外面干活,晚上回到那个地方连电灯都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几年,她觉得很心疼。这是她作为一个亲人的真实的感动。

很有意思的是,她现在就在山东博物馆当讲解员。她外祖父当年守护的这批国宝,有一部分现在就在博物馆里面,她就负责和来参观的人讲解。她的身份也让她跟这些国宝,产生了不一样的联系,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两年间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知道两千年前孔子、孟子说了什么,就是因为有书。古籍界经常会讲一个概念叫“孤本”,意思就是如果这本书没了,书上记载的东西也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们现在还会听到考古界的新闻,比如从地下挖出了一些竹简,大家欢呼雀跃,因为竹简上记载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之前的文化历史有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书的价值也是一样。从古至今,战争对书的毁坏是最大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二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部分就是抗战。

战争中被毁坏的古籍(点图放大观看)▼▼▼

郑振铎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1940年,以他为核心,上海一批文化界名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组织不计时间、金钱的代价,致力于搜集江南一带因战火而流落民间的古籍文献,两年间在上海收购了3800多种珍贵古籍,相当于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大家都知道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知道抗战期间很多学校、政府、兵工厂搬到了重庆和昆明,甚至听说过南京的一些科研机构,赶著一群种猪、种鸡过三峡。这些古籍的迁徙路线,其实跟故宫文物、学校、政府机关和鸡鸭鹅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在同一条船上。这些故事,我们都拍下来了。

为了拍这个纪录片,我们前前后后拜访过50多家机构: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我们采访了上百人。有图书馆、文物以及抗战史的权威专家,也有亲历者、知情者以及当事者的后人。片子里面提到的所有珍贵古籍,我们也尽量找到它们进行实地拍摄,这么大规模地让抗战时期保护的国宝古籍集中亮相,应该也是第一次。

史上最大胆的抢救计划

12年前,我在一本台湾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录,提到在抗战期间,中国大陆有200多箱书,都是有史以来最珍贵的收藏,被寄存到美国去避难。战争结束后被运到台湾,至今还在台北故宫的地库里。看完这篇文章我非常震惊,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道。

这批书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它的馆藏大部分来自内阁大库,其实就是皇家藏书,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此外还有敦煌卷子,还有很多甲骨文,都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一些学人——蔡元培、胡适、梁启超、鲁迅等等,齐心协力征集来的。

北平图书馆馆藏的转移工作(点图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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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批书神奇地抵达了大洋彼岸。里面有敦煌卷子,甲骨文、金石碑帖,还有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1965年,这批漂泊海外长达24年的精华古籍善本被运抵台湾。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曾经告诉我,1990年代,他和几个国图研究员在台北亲眼看到了这批书,还看到了上面的题签,就是赵万里先生写的(赵万里是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位文献学家),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杜甫和陆游,跟著我们一起去逃荒

当时很多古籍在转移时,明明都是无价之宝,却只有两三个人护送。很多参与文献抢救的人,抗战胜利之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图书馆事业或者学术界奉献了一生。

对抢救文献有著巨大贡献的人(点图放大浏览)▼▼▼

战争是劫难,但他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去面对:没问题,我们把书擦一擦,放到架子上,又可以开展教学研究了。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能做出那么好的研究,与这些书的成功南迁是分不开的。

当年参与运书的一位图书馆馆员名叫唐贯方,我们采访到了他的儿子唐绍明先生。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这些书得留著,得护著,“土地可以丢失,文脉不能断,中国还要复兴,还有人才,需要这些东西。”这就是当年以唐贯方为代表的一代图书馆员内心的真实想法。山东省图书馆的那批书,运到乐山之后,王献唐还是觉得不放心,决定要把书从城区再次转移到郊区的寺庙里。果然,转移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

王献唐在日记里描述,他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城里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这么惨痛的轰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幸好自己把书转移走了。

我们在乐山的时候,正好碰见当地纪念 “乐山大轰炸”的周年活动,当时全城警报响起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王献唐对这批书劫后余生的庆幸。《开箱歌》里面唱, “箱子里放著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著我们逃一次荒。”其实《炮火下的国宝》说的就是杜甫和陆游逃荒的故事。纵观中国整个历史,这些古籍善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逃荒中流传下来的。我们的文脉也是这样被继承下来的。

文澜阁《四库全书》走过的路(点图放大浏览)▼▼▼

当时的中国很厉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张

前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见台北故宫的一个年轻的研究员,他负责协助展览。我听他讲,每次要展览一些珍贵古籍,像《周礼》,或者杜甫、陆游的珍贵版本的书,他就负责把哪一页摊开,让大家看。他为此非常自豪。

我曾经近距离看到过王国维的手稿,他在《人间词话》里面写过人生的三重境界,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一页。它是立体的,它是物理的,是一个可触摸,甚至有气味的东西,这就是书本有魅力的地方。

我觉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书还是会有它的作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亲眼、近距离地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和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这个片子,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国人。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记录,经常发现这样的描述:“一件不少”。书是很容易一件变成两件的,或者丢失,还有很多书本来就是残本,但是所有这些珍贵古籍,在运送的途中都是“一件不少”。

为保护古籍团结一致的中国人(点图了解更多)▼▼▼

但你会发现,其实人们还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很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依然存在,很多东西是保持流通的,并不是我们想像的所有东西都崩溃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个人心里面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各司其职,内心的职责感很强。来了什么事都不慌,我们稳住。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是超越了时空的。尤其是今年以来,可能大家感受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多。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这个片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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