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二】妥协中达成共识 参与中找到定位
作为由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刘鸣炜担任总监的MWYO青年办公室的一项地区项目，观塘彩福邨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将会在今年第一季度展开。MWYO研究员郭东旺介绍说：“过去一年间，我们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区议会，最终得到了在这条邨试一次的机会。其实有很多区议员都提出了‘参与式预算’，但由于区议会是一个特别的架构，需经过很多层的讨论，所以在区议会层面（实践）是需要多些时间的。”
他也指出，此次项目是试验性质的，所以会有很多针对过程中成败的研究—这也是智库的一大特点，善于总结要改善的地方，进而请专家学者一起探讨如何将“参与式预算”制度化，而非作为“一次性”的研究项目。“制度化”可以在很多层面进行，例如在邨中设置恒常的“参与式预算”活动；区议会层面也会从“区区一亿”中拿出一部份，给当区居民决定适用范围；甚至政府部门也可下放部份公共财政的决定权给市民。“所以，我们希望将这次经验分享给不同层面想推行‘参与式预算’的人，参考一下实际操作中的困难与问题。”
民主为凝聚共识 惟需先学会妥协
公民社会中，民主是核心价值，但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仅停留于“一人一票”选举。这样一来，其实是忽略了民主应是社会成员为实现某种公共目标或利益而形成的程序，当中会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商，以达成利益的妥协和平衡，而非一方压倒另一方。“参与式预算”则会令这个概念回归本真，向青年们展示，并让其亲身体验民主决定的全过程—当中就包括为何进行妥协及怎样达成共识。
现代世界中，很少国家实行直接民主制度，各国普遍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代议民主制，也就是间接民主制。而参与民主制又称半直接民主制，是代议民主制向完全的公民社会自治过渡过程中的一种政治制度。它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以影响政府施政。郭东旺认为，“参与式预算”便结合了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例如，公共预算可由市民投票决定，这是直接的民主形式；而市民在投票前需经过很多讨论，彼此解释、聆听、理解等，这也是协商式民主中的重要环节。
然而， 最难的一环是妥协。郭东旺表示，这个过程考验人们的智慧。很多时候，不同阵营的人不愿妥协，似乎只是为了表示明确的立场，增加自己阵营的“力量”。然而，这却将本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一步步逼向死角。
在地区层面中试行“参与式预算”，也能够令大家抛开个人以往的立场，全身心投入当下关乎居住环境的提案中去。因为在社会中，无论是何种政治立场、背景、阵营的人，都希望建立一个卫生、安全的社区—这就是大家的共识。而如何运用公帑，改善现有的社区环境呢？大家必定各有想法，但都是基于公共利益。在分享不同见解后，在不断的妥协、沟通中达成新的共识，最终就形成最佳方案。
“我们会在社区中设置不同的街站，也有介绍会和咨询，希望先给居民一个‘参与式预算’的概念，以及探讨在社区中应怎样做预算。随着大家进一步理解，就可以慢慢去设计提案。我们也组成了背景各异的专家小组，有城市规划师、教育工作者、地区组织人士或地区专家，还有学者。针对这些提案，专家小组会给更多的建议，协助居民完善自己的方案。这个过程中将会有很多讨论，当交流增加，大家就更容易凝聚共识。”郭东旺介绍道。
实践“参与式预算”的过程，本身也是公民教育的过程。当中，人们透过梳理自己的方案、聆听别人的想法、沟通如何改善等，学习公共预算的制定。郭东旺指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像是平行时空，而“参与式预算”便是一个契机，令人们因共同目标连结起来。青年们能够与制度有更多的互动，而相应地，制度也会尝试回应青年的声音，并增加透明度。
不追求票票等价 参与中找到定位
在研究民主政治时，参与式民主会面临更多讨论与反思，当中有意见指，与代议式民主不同，参与式民主强调的是“票票不一定等值”，其价值需衡量个人参与度的强弱。例如，一个经常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人和一个向来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的居民，二者的意见在公共事务的运作及决策中，理应被区别对待，前者的意见应受到更多重视。
对此，郭东旺指出，“参与式预算”能带出另一个讯息：民主不只投票和表态，还有倡议和凝聚共识。在参与的过程中，人们或倡议自己的方案，或倾听别人的方案，或听听专家的意见，经此过程后投下的一票，其影响力绝对大过随便投下的一票—因为前者自己明白、也能令他人明白为什么投这一票，这样一来，这一票的含义就会深很多，有份量很多。
公民投票有时也会被诟病为无意义的“数人头”，即盲目陷入对“量”的执着之中，忘记了票的质素。而参与式民主重视直接参与、沟通、争辩、妥协及倡议的过程。这样的参与互动，能够提升代议民主的投票品质，透过沉浸式体验进行决议的全过程，增强公民意识。
但郭东旺也指出，参与式民主中的每一张票未必等价，并非是指每票有价值层面的“高低之别”，而是期望每个人通过不同程度的参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会像小型区议员一样经常落区，跟长者、学生等居民解释这件事，鼓励他们前来提案，或者多了解别人的提案，觉得不错的就投票给他们。”郭东旺解释，这就是“参与式预算”的好处—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参与程度，比如有些人想亲身体验提案，输出自己的点子，就可以去倡议自己的方案；而有些人未必有太多具体想法，但都想成为社区参与的一部份，就可以关注不同的方案，多点了解后，选出一个更符合自己预期的方案。他也表示：“这相当于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给大家，令不同类型的人选择不同形式的参与。也就是说，我们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MWYO此次将要实行的“参与式预算”，并不只是一个项目，而是一个开端，选出一个方案后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万毓泽在2016年于《端传媒》发表《台湾推动“参与式预算”的反省与前瞻》一文，当中提及“参与式预算”之结果的评判标准，指出应正确看待“成败”，即以“公民参与”为核心进行评估。他主张从不同面向定义一次“参与式预算”是否成功，分别从制度层面与非制度层面看其广度与深度—前者指公民参与的门槛、决议是否具约束力等，后者则关注参与者个人，如性别、年龄的分布变化，以及参与者能否畅所欲言、相互聆听等。
最后，郭东旺表达了自己对此次活动的期望：“这次项目深具意义，除掌握了很多数据和经验供人参考外，在活动完成后，也可以告诉其他想实施‘参与式预算’的人们：‘我们都可以做到，你们不要再找借口了。’”
上文节录自第249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18日）《公帑怎么用 市民来决定 公民社会怎能没有参与式预算？》。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