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能指和所指——语言的任意性 - EP87
（上篇：维根斯坦：家族相似性 - EP86）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最先可以追溯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研究语言学的方法。结构主义先后被应用在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各个领域。结构主义兴起时，正值存在主义的鼎盛时期，跟强调人的主观性和意识哲学存在主义不同，结构主义强调结构的客观性，特别是深层的、无意识结构的重要性。
语言系统
索绪尔把语言视作一个系统，在系统之内的各个项目之间是互相关连的，是整齐有序的。符号项目之间彼此连接，构成不同的语法和语义，而语法和语义一起就构成了加诸在所有个体身上的规则。换言之，如果人们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必需遵守规则。然而，这些规则储存在哪里呢﹖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系统（法︰langage / 英︰language system）、语言（法︰langue / 英︰language）与言语（法︰parole / 英︰speech）。语言系统是指深深地烙印在人们意识深处的语言结构，共通于所有使用语言的人类，不管他所用的是哪一国、哪一种语言；语言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个别文化族群所使用的发音与记号的元素与法则，例如英语、法语；言语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由某个特定的人的有意识的说话行为。例如我们喜欢用语带相关的字词来开玩笑，实然在把玩著语言系统的元素与规则，但这也属于言语的一种表现。
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要素是符号（法︰sign / 英︰sign），而符号又分为能指（法︰signifant / 英︰signifer）与所指（法︰signifié / 英︰signified）两部份，它们的关系犹如一块树叶的两面。粗略而言，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法︰image acoustique / 英︰sound-image）在人们心理中造成的心理印迹；所指则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代表的意义，亦即是概念（法︰concept / 英︰concept）。人们需要谨记的是，能指并不是指物理的音响形象和有形可见的符号，而是指“声音在人们心理造成的印迹”。能指和所指一起结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号，例如“猪”这个字，当人们念出“猪”这个读音时，这个读音在你心理产生的印象就是能指，而同时地你会想到关于猪的概念，那就是所指。而你之所以能够把“猪”这个符号的音响印象和概念关连起来，索绪尔认为是心理联想的作用。
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
了解什么是能指和所指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则──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
任意性原则表达了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其实是任意的，“猪”这个能指和猪的概念的结合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组合。换言之，“猪”这个发音，这个文字，从一开始可以代表狗这个概念。即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以“猪”的发音与文字来指称那被我们驯服、饲养与食用的粉红色动物，这个心理中的意义。亦即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在本来当人们说“猪”的时候，他们心中所出现的将是关于狗的概念。
不过索绪尔并不如后来的结构主义哲学家所认为能指和所指完全没有固定和稳定的性质，索绪尔虽然指出能指和所指的最初结合乃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但一旦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被确定下来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就会固定下来，不会轻易改变，或者说能所和所指的结合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至于差异性原则，索绪尔认为内在于整个语言系统之内的各个要素并不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互相关连的。语言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例如语词，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来自它们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对立而获得的。
粗略而言，当人们说“我是男性”时，作为句子主词的“我”之所以有意义，原因是“我”不同于“你”、“他／她／它／牠”、“我们”、“你们”、“他们／她们／它们／牠们”。当在人们言说“我是生物”时，上述那五个要素充当了一个无形的背景，它们衬托出“我”的意义。虽然人们在言说“我是生物”时不需要顾及、甚至忽略了上述五个要素的存在，但它们作为不在场的要素无形中支持了这句句子作为有效的言说。
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
在“我是生物”这句句子中，上述五个作为主词的要素，随时能够和原本句子中的“我”这个主词进行互换，而这句子仍然能够讲得通，例如“我们是生物”是合符规则的言说，这种语词和语词之间的可互换关系是联想关系。
但人们不可能只靠单词就能进行沟通，肯定要用上句子，而语词和语词之间进行横向组合，从而结合成句子就是句段关系。例如“我是生物”这句句子，“我”、“是”、“生物”三个语词一起组成了一句完整的句子。
但无论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都服从于差异性原则，语词之间的互换和组合都是基于语词和语词彼此之间有所不同。
（下篇：李维史陀︰结构主义人类学 - E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