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孩子的信：游戏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近年香港人喜爱谈论集体回忆，一说到香港集体回忆，可能有人会回答七八十年代粤语流行曲、奶茶、天星码头、日本动漫等等。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对于大多数香港新生代而言，以上种种可能算不上是甚么集体回忆，反而一说到功课、考试和补习班，更能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毕竟我们大多数新生代都面对过沉重的功课和考试压力。而且，近年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补习班这个玩意，一时间全城吹起了上补习班的热潮。突然间，身边的人一窝蜂地报读补习班，不报补习班的人反倒成了异类。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如果孩子一大清早便要背著沉甸甸的书包上学去，放学后要赶上补习班，回家后又要处理功课，到底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玩耍呢﹖纵使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幸运地玩上几个小时，但社会好像不鼓励儿童游戏，甚至有时候，小朋友在游戏时，往往感到几分罪恶感，好像游戏本身是一件不应该的事。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便有“勤有功、戏无益”、“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诫言，反映华人社会认为一个小朋友爱玩耍，长大后少有出息，而且认为游戏只不过是对学习和工作的逃避。除此之外，在今天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人们更是追求回报与收益，并且社会分工愈益复杂，社会在技术、学科和手工方面变得日益专门化，而职务、技术和知识又和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相关，因此家长们总是催促孩子不断学习，在学校选择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望子成龙。

近来有本地教育工作者提出以游戏教育来补充传统教育的不足，强调课外活动、自由游戏对小朋友的成长发展更有帮助。“游乐道”是香港社会创投基金（SVHK）旗下投资持续性项目，目的是让不同经济背景的学生得到课后学习机会及课外体验。计划在课后除提供功课辅导，也定期举办外出体验活动，如去博物馆，或带学生及家庭免费欣赏音乐剧等。

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功课后，可以玩“游乐道”添置在课室的LEGO、UNO或者棋类游戏，有时也可以绘画、看书。有些孩子说，小息已满有冲劲把功课做完，课后就可跟朋友谈天说地或者玩游戏。不少家长会问：“为什么容让小朋友玩呢？”中心林主任说：“我们会解释，小朋友全日读书，脑袋不停消耗能量，玩可以充电，也是动力。过程可以激发创意，也令他们学会与人沟通。”

从破碎的人到整全的人

虽然近年有不少科学研究指出，每天给予儿童一定的时间玩耍，对于他们个人的身心成长和人际交往能力有莫大帮助，事实上，除了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儿童游戏感兴趣外，不少文学家和思想家同样肯定儿童游戏的重要性。德国十八世纪著名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对儿童教育的关注始于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在席勒的时代，他眼见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社会分工愈趋复杂和专门，个体在发展自己的天性和力量方面却变得日渐贫乏，每个人好像成为整个社会大机器之中的其中一颗螺丝钉。

在这样的社会中，席勒感叹在人群之中只能找到碎片，根本找不到完整的人。每个人只懂得自己的手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艺能。每个人只能被束缚在一小块碎片上，永远无法实现自己全面的人性。尽管席勒的身处的年代距离我们相去甚远，但不难发现席勒对十八世纪社会的描绘和现在的社会竟有著惊人的相似。而且那时候的德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资本主义制度刚开始萌芽，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即便如此，席勒还是发现社会的过度分工、专业化和实用主义倾向有阻碍人全面发展的危险。那么在香港这个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特别是我们的儿童，他们所受到的压抑还会少吗﹖而且，人们经常以对待成人的模式来对待儿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儿童不开心就会说出来，如果儿童对安排没有意见或默不作声，那就表示儿童乐于接受安排。不过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事实上儿童普遍不懂得表达，只一心想满足家长，即使不满意安排，亦只会敢怒不敢言，所以对家长的安排往往会逆来顺受。

我们的学生跟席勒笔下的“破碎的人”相差无几，功课、考试和补习班早已把小朋友变成只懂得解题的机械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席勒看来，人应该是一个整体，他有不同的天赋和潜能，应该全面发展自己的天性，不应该被培养成只会解题和一门手艺的人。另一位十九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同样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全人发展，他指出人作为人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应该被分割成众多机械技能的集合。他在小说《许佩里翁》(Hyperion)有这样的一句话：“你见到工匠，但没有见到人，见到思想家，但没有见到人，那难道不像一个战场，手掌、手臂和所有的肢体在那里四分五裂，而同时，渗出的生命之血在沙地中消失。但这样的痛苦可以克服，只要这些人对美好的生活不是无动于衷。”长期承受功课和考试压力下的儿童，跟小说所描绘肢离破碎的人难道不相似吗？到底儿童何时才能完整发展自己的天性和力量呢？

席勒和荷尔德林认为要拯救人类的天性免遭到碎片化，关键在于游戏。席勒在著作《审美教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的第十五封信中写下一个闻名于世的句子︰“终于可以这样说，只有当人在词的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继承了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人的界定，认为人就是知、情、意的整体，只有当人进行游戏时，人的各种本性，如知性、感情、想像力才能协调一致，各种本性得到充分发挥。例如当小朋友在下棋时，大多数人认为棋类游戏纯属智力游戏，但小朋友实际上除了需要运用知性外，还需要创意去思考如何杀对方措手不及，同时亦需要情感投入，如若不然，小朋友就不会认真看待棋局。至于其他游戏，例如绘画，小朋友可能需要运用想像力多于知性，绘画总得要符合某些形式、比例和对称要求，所以同样需要知性的参与。游戏使人们在专门化和分工的逼迫中解放出来，它令承受破碎痛苦的人们成为一个整体的人。反过来可以说，当小朋友每天就剩下功课、考试和补习时，也许小朋友的知性能力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但同时代表小朋友的各种本性遭到压抑。

阿多诺：一个人要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是模仿，特别是模仿自己早期所爱的人，对他人模仿的经验会深深印在无意识中。（连结）

从整全的人到社会的人

席勒和荷尔德林指出，真正的人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自己的天性。不过席勒和荷尔德林对完整的人的理解仍侧重个体能力的发展，对于儿童在游戏中与他人相处和互动中成长的探讨著墨不多。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ead)认为他人和外在环境对于个体成长有密切影响，个人的健康成长取决于个体能否和他人及外在环境产生顺利的互动。

米德区分了儿童成长的三大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这时候儿童尚不能以他人的视角观察自己。儿童只能模仿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例如父母。事实上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著作《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亦提出相似的观点，阿多诺指出一个人要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是模仿，特别是模仿自己早期所爱的人，儿童对所爱的人进行模仿，对他人模仿的经验会深深地印在无意识中。不过阿多诺的观点过于强调个体对于他人行为的无条件和被动的接受，因而未能说明个体对于他人态度和情感的主动承认和接受。依米德和阿多诺的观点，儿童在早年只能对他人作出机械式的模仿，但儿童对于他人行为的含义其实一无所知。

当儿童进入下一个阶段即游戏阶段时，儿童开始主动地扮演不同角色。在这个阶段，儿童超出了特定的角色扮演，他需要不停地转换所担当的角色。米德指出在这个阶段，游戏对于儿童的发展有关键的作用，透过游戏，儿童需要了解所有游戏参与者的情绪和态度，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情感。例如当儿童进行足球游戏时，儿童需要想像自己置身于所有参与者视角的位置，无论是己方队友还是对方球员的视角，儿童都需要进行移情体验。只有当儿童转换成队友的视角，儿童才能预计队友下一步的行动，队友可能会在那个位置把球传给自己，所以儿童应该要“走位”配合队友。又例如队友可能不幸受伤，儿童会明白在队友的视角中，他可能希望其他人安慰，于是儿童能够作出相应的同情反应。

除此之外，在游戏中遵守规则亦十分重要，人们若果不遵守规则，任何群体游戏都不可能进行。遵守规则同样需要人以第二人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当儿童决定以他人的视角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时，儿童就接受了团体的身份，从宏观层面来说，当儿童学会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即他人的视角观察自己时，儿童才能实现“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继而试探出一个稳定和持续的客观世界，如此一来儿童才能顺利融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社会的人”就是懂得以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行为。例如我们知道偷窃是错误，并非我们天生就知道偷窃是错误，而是我们知道在他人看来，偷窃是错误。

米德认为儿童仍需要由游戏阶段向前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团体游戏阶段。在团体游戏阶段，儿童需要对社会如何期望“我”作出回应。当儿童能够对团体的期望作出相应回答，他就建构起一个具有稳定、连贯性和统一性的自我。故此，在米德看来，自我通过游戏的中介，能够成为一个既有独特性又有共同性的个体。自我就是一个由独特天性和社会期许组成的结晶体，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出社会过程的某些特点，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社会期许的价值观、态度和目的。

救救孩子

早前教育局局长指青少年自杀源于没有做好生涯规划，局长的言论一出，到底有多少家长马上催逼儿童加紧学习，尽早计划前程呢﹖成为专业人士固然值得高兴，但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更加重要。鲁迅曾在小说《故乡》中描述一个朴实、活泼和机灵的少年闰土，因为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变成一个怯懦木讷的成年人，总是觉得自己很苦，但又说不出为甚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更呐喊著“救救孩子！”。如果我们仍不检讨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预计在将来，我们的社会会出现很多专业和成功人士，他们可以四处大谈自己的成功之道，但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