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示威：抗疫疲劳下的极右与新纳粹突袭

上周六，德国首都柏林再出现大规模反防疫示威，多达3.8万人参与。大部分示威者都没戴口罩，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等地标集会，场面有如在参加一场迟来的夏日嘉年华。
示威大致上和平进行，当中只有少量极端示威者一度冲击国会大厦（Reichstag），但在德国社会出现“抗疫疲劳”这个软弱时刻，极右、新纳粹、阴谋论势力在缝隙加速滋长。

这场反防疫、反联邦政府的示威，起被被柏林巿政府以“触犯防疫规定”为由，禁止了集会。但示威前一日，法院推翻了政府禁令，使集会如期进行。来自四方八面的民众于周六来到柏林，参与这场名为“自由之日—大流行的终结”的示威，示威者多数都没有戴口罩，以及保守1.5米的社交距离，因此警方在下午驱散集会。

柏林在8月初已出现过反防疫示威，但这次规模增加接近一倍，参与者来自政治光谱任何一端，当中包括一些极右、新纳粹、反疫苗组织、病毒否定者，也有不少纯属厌于防疫的一般巿民，抨击抗疫措施是“对民主的羞辱”。

人群中，有人拿着写着“普京与特朗普，请给我们自由”的海报，也有小童拿着画作写着“人道、爱、自由”，甚至有美国阴谋组织QAnon的支持者。在游行大队中飘扬的德意志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的旗帜，则呼应了近年持续扩张的右翼民粹运动“帝国公民”。

“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是谁？
帝国公民成员不承认现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继承德意志帝国之后的国家，因而拒绝向政府交税，无视现行德国法律。组织还自行签发护照及驾驶执照，支持者以50岁以上男性为主，有反犹和纳粹思想倾向。除了刻意阻挠或捣乱政府部门工作，帝国公民公员近年亦涉及了多暴力袭击事件。

拥戴自由却与纳粹同行

当日，德国录得的新冠病毒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955宗，是自五月初以来最高。德国跟周边的欧洲国家一样，面临第二波的疫情威胁，但自由意识较强的欧洲民众，都开始出现抗疫疲劳，要求重拾“自由”，却没想到在这次集会与一些极右、纳粹支持者同行。

发起这次示威的组织Querdenken 711（交叉思考711）却声言与极端分子割席，形容自己只是民主派。组织创办人Michael Ballweg在周六集会上发言：“不分左右的极端分子、反人道的法西斯主义者，以至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径，在这场示威中都不被接纳。”

当局担心，这类反防疫示威会变成新纳粹成员的渗透地点，从而招募新血。“极端势力欲招揽更多意识形态相近的人，这类示威正好是理想环境。”德国联邦邢警联盟（BDK）主席Sebastian Fiedler说。

随着抗疫日子渐长，除了柏林之以，英国伦敦及西班牙马德里近日亦出现反防疫示威，要求政府放宽限制，推动开发疫苗的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5G网络铺设工程都成为部分示威者的反对目标。不过，两地的示威规模及暴力程度都不及柏林周六的示威，数百名激进分子一度冲击国会大厦，约3000名“帝国公民”成员在俄罗斯大使馆外聚集，部分人向警方掟石及水樽，最终全日约300人被捕。

虽然，反防疫示威并不代表德国民众的主流民意，目前约六成德国人认同需要维持防疫措施。不过，极右及新纳粹组织擡头却是显著的。由今年初至今，德国内政部已禁止了至少三个极端右翼，包括一月禁止的Combat 18、三月禁止的“德国人民与种族团结”（United German Peoples and Tribe）、以及六月下旬禁止的“北方之鹰”（Nordadler）。其中，北方之鹰效忠希特拉（Adolf Hitler）等纳粹领袖，更沿用第三帝国（Third Reich）的符号及语言，主要透过社交媒体运作，亦计划各国乡郊地区进行渗透，设立根据地招募成员。

德国内政部长赛贺佛（Horst Seehofer）今年6月便指，右翼极端主义是“德国正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极右激进分子的袭击连年不绝，当中受害者不乏移民、穆斯林与犹太人，包括去年东部哈雷巿（Halle）犹太教堂赎罪日枪击，造成两死两伤。德国安全部门估计，全国约12,700名右翼极端分子有“暴力化倾向”。去年，德国涉及极右分子的罪行多达22,000宗，极右分子持有的枪械牌照更由2018年倍增至892个。极端分子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也是一大隐忧。

虽然，这样的极端分子数目不多，但在这场疫情下，疫情助长了各类阴谋论（病毒否定、疫苗有害、反对戴口罩等），与极端情绪共冶一炉。正如美国阴谋论组织QAnon在过去数月迅速冒起，在总统特朗普与共和党默许下，渐渐染指主流政坛。德国打着反移民旗号冒起的极右另类选择党（AfD），夹杂着保守派、阴谋论者、极右激进分子，乃至新纳粹支持者，在主流政坛乘势座大，德国社会会否走向极端化，今天普通示威者与阴谋论者、乃至极右与新纳粹分子“同行”的现象，实在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