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纪要．第二回】警察不满在闷烧　文官误判铸乱局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激起社会极大反弹，特首郑月娥坚信修例“初心”无错，坚持于6月12日如期恢复二读。承接上一回， 角力由文宣战、议会战，迅速升级至街头浴血战，去年六、七月开始逐渐演变成持续且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警方事隔五年再次施放催泪弹，揭开反修例风波最关键的章节。香港警察经历占中和反修例，五年间两度被夹在政府与示威者之间成为磨心。《香港01》访问警队不同层级，从前线至管理层角度看6月至7月的大型示威冲突，剖析这段时间警察所面对的心理困扰。另一边厢，政府强硬态度成为整场运动最大的助燃剂，反对阵营步步进逼，俗称“和勇不分”的新现象令暴力冲突更难降温，自此一场卷席全城的政治大战已无法回头。修例风波纪要六之二

历史总是在重复，政客总是犯相同的错误。

2014年夏，一枚催泪弹以秃鹰疾飞的姿态划破中环夏悫道的半空，惊动国际。这是香港自1999年来首次针对本地示威群众发射的催泪弹，更是梁振英政府向躁动政局投下的一枚重磅弹，炸开了历时79天、震撼全城的“雨伞运动”。

当日警方共施放87枚催泪弹，数目远超2005年韩农反世贸示，但警方没有乘势推进，示威者重占马路及进一步壮大，清场无期。社会上有声音质疑警方当日误判形势，有份参与现场决策的警队总警司级人员向《香港01》表示﹕“事后有人讨论为何没有推进，但无人认为有错”，毕竟现场指挥官判断当刻形势后作出战略决定，亦难以预估有怎样的蝴蝶效应。

催泪弹镇压未见效，反换来责难，事后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更要求警队向行会交代，予人感觉政府将责任推卸予警方，警队内部士气低落，对政府大为不满，以致罗范椒芬翌日要为言论致歉。接下来发生的“七警案”、“朱经纬案”，更令警队的形象插水，警察民望跌至回归以来新低点。随后五年的民调反映，港人对警队满意度起跌不定，但已回不去“占中”前的水平。修例风波令警队无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政治漩涡引发的风波，警民关系随之跌至冰点。

守立会护二读　警队卷入漩涡

2019年6月9日，香港岛被人海淹没，民阵指当天有103万人参与反修例游行（警方指高峰时24万人）。然而，示威者的情绪还未及平复，林郑就在当晚11时07分发出新闻稿，表明拒绝让步，文末一句“《条例草案》将于6月1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令在立法会示威区聚集的示威者怒气冲天，警民冲突爆发，拉开历时逾一年的骚乱帷幕。

为确保二读不受影响，6月12日凌晨时分，立法会秘书处发出黄色警示，警员漏夜进驻大楼。示威者彻夜留守金钟，为阻挠二读磨刀擦枪。林郑似乎未察觉暴风雨将至，当日上午仍接受电视专访称绝不会撤回修例，但警队高度戒备，部署5,000警力保护立法会及政总一带。当天上午7时55分，示威者展开占领行动，到了下午，开始有激进示威者用铁枝、砖头等物件冲击警方防线，警方随后反守为攻，一时间政总之外恍如战地，胡椒与催泪弹齐飞，警棍跟黑伞互碰，阵地战一直打到翌日凌晨。

这一天的冲突可谓香港社运史此前多年未见，并掀开了示威是否“暴动”、激进示威者是否“暴徒”的争议，也暴露警队处理大规模社会事件的能力不足，燃点了警民对立的火线。

警队成功死守立法会，但代价却是巨大的。在不远处聚集等候的一众建制派议员，最终没有走进议事厅，立法会秘书处宣布延后会议。有警队督察级人员如此形容﹕“帮你打开了路，文官却不开会，最后清算时，警察就要承担。”这也许反映了不少警员的心声，亦反映了优柔寡断政客的毫无担当。

当然，维护社会治安是警方无可旁贷之责，前文提及的总警司忆述﹕“警方收到情报，很多人想要冲击立法会，为确保立法会内议员及工作人员安危，警察是不可能失手的。当日的指挥官有占中经验，决定施催泪弹后驱散。”事实证明，相同的经验在不同时空下未必奏效，“6．12”警方面对的不再是对催泪弹毫无防备的群众，而他们的情绪早已一再被刺激升温。

警方施放了150枚催泪弹及首次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不但未能有效驱散，反而有前线警察涉嫌使用过度武力，包括直接瞄准头部射击、向转身离开的传媒射催泪弹，甚至造成大批参与和平游行的示威者被围困在中信大厦无路可逃的惊险场面，为示威带来新的抗争目标。

“没有修例，就没有警民对立”

“6．12”后的四天，民阵举行大游行，亦即常被提起的“6．16”大游行，政府在游行前夕宣布暂缓修例，游行的主调也由要求撤回修例转向追究警方涉嫌滥权。这一日的上街人数比“6．9”游行更多，民阵声称有破香港纪录的“200万零1人”参与（警方称最高峰时有33.8万人）。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其中三项针对警察，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销“暴动”定性（“6．12”当晚林郑发表电视讲话，指当天冲突是“暴动”）、不检控示威者。警队士气重挫，四大警察工会会晤处长卢伟聪后，发声明表达强烈反对独立调查，并为同事大吐苦水，说警员身心承受异常巨大的压力。

有参与前线行动的资深警员坦言感到委屈，指针对警方的文宣、假消息铺天盖地；自己和妻儿被“起底”，担心会遇袭，情绪受困；政见不同的亲友疏远，身边共患难的只有同袍，彼此间兄弟情谊深厚，见到同袍遇袭受伤时感觉难受。他直言，警员处处受压，对示威者产生敌对心态，或多或少会使用较大的武力，“很难百分百避免”。对于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他说﹕“虽然没有埋怨林郑未有一早撤回，但没有《逃犯条例》就没有这些事了。现时不只是敌视政府，也针对警察，就好像在打仗。”

世事没有如果，但若真要假设，即使没有修例，也未必“就没有这些事了”。正如《香港01》“修例风波纪要．第一回”所言，修订《逃犯条例》是历届特首都会面对的“功课”，林郑推动修例前显然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风险评估。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修不修”，而是“怎么修”。事实上，社会上对修例的反应最初不太乱噪，可是政府未能把握时机，尽责回应理性疑虑，反而以傲慢态度应对，偏颇满足部分利益阶层的要求，显露“数够票”的政治计算，把自己置于民情的对立面，为诸如“送中”等充满误导却易于触动人心的反修例文宣提供了养份，也把社会在扭曲经济结构下长年积累的不满情绪引爆。

正如去年7月在网上讨论区“连登”一篇颇受欢迎的文章拮问：“点解我地呢班生于1997年前后嘅香港人，大部分善良正直嘅人，可能要穷一生精力、渡过刻苦乏味、麻木无（灵）魂嘅人生，最后只得蜗居一间，生子亦无法令其快乐嘅人生？呢啲深层次矛盾、因政治而产生嘅郁结，同埋当权者与香港资本家谋取暴利压榨人民嘅手段，一日唔消除，香港人永远唔会有好日子过。”可以说，民怨早已深种，等的只是爆炸引线。

林郑胡乱定性  “暴动”弄假成真

民情汹涌，林郑和警队尝试降温，6月16日当晚林郑发新闻稿承认政府工作上不足引发社会矛盾，并向市民致歉；卢伟聪翌日也跟着改口澄清﹕“没说整个事件是暴动……警方只拘捕五人与暴动罪有关。”6月18日，林郑再召开记者会，对“暴动”作了辩解。

不过，政府的办解如泥牛入海，抗议行动开始向暴力方向发展。6月21日及6月26日，激进示威者两度围堵警察总部掟蛋、喷漆（包括用粗口等字眼辱骂警方）、堵路（扬言堵到差佬收唔到工），要求卢伟聪现身交代。这是回归以来，警队受到最严重的挑衅。面对暴力冲击，警队未有主动驱散，前述总警司解释当日的评估，指围堵警总属违法，但在整个社会运动刚开始的情况下，强行驱散随时更严重，故警方以静制动，以反映警方可以忍耐和平表达诉求，“不过，作为警队核心的总部被包围，感觉是不良好的，同事一定会不开心。”警察督察协会向会员发信亦形容﹕“这一把极尽屈辱的利剑，已经狠狠地刺进每位同事的心坎中，同袍无不悲愤莫名，心痛不已”。

围绕警队的争议陆续有来。7月1日，示威者包围了立法会大半日，不断冲击及砸烂玻璃外墙，最终更攻进立法会大肆破坏。警方消极应对，甚至被质疑设“空城计”，引诱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受访的总警司解释，当日既有民阵游行，也有激进份子冲击立法会，警方需衡量驱散的可行性；立法会内只有百多名警员防守，却被上万人围攻，双方人数悬殊，警方未必有能力阻止攻势，故决定疏散大楼内全部人员；事后立法会被攻入，警方作出多次警告及给予足够时间，待六、七成示威者离去后才进行驱散。

对身在前线的警员而言，立法会一役是个遗憾。一名在政总静候指示的资深警员表示，在立法会被占据后，已准备好展开拘捕行动，惟上级没有发出命令，同袍间难免有所埋怨，“心中有团火，违法行为看不过眼，当差有种使命感。会觉得不值，进去（立法会）必定能拘捕（示威者）。”

确实，去年7月1日发生的事情，成为反修例风波中极荒诞的一幕，但更荒谬的事情还在后面——7月21日元朗发生“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与示威者。在这些事件中，警方作为执法者对违法行为无力制止，承受污名，其时身为警队之首的卢伟聪首当其冲。去年11月，卢伟聪黯然退休，破天荒未获欢送，而“新一哥”上台后警队作风大革新，更让人对6、7月期间警队的决策产生一个个大疑问。

和理非降底线 “ 揽炒”夺话语权

警察不满的情绪在闷烧，另一边厢，温和与激进示威者渐有合流之势。香港社会以崇尚“和理非”闻名，从去年3、4月萌芽到6月举行大规模游行，担纲的都是“和理非”，但“7．1”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大肆破坏，墙上一句“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标语，成为是次运动的分水岭——由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示威，走向激进暴力的“揽炒式”抗争。

冲在最前线的抗争者视攻占立法会为揭露掌权者“腐败、丑恶的一面”，但眼睁睁看着这个在法治体制中具重要地位的建筑物遭受肆意破坏，却也是对数百万市民念兹在兹的核心价值的莫大讽刺。

政府的强硬与许多和平示威者开始卷入警民冲突，都被视为“和勇不分”的催化剂。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中被袭击的厨师苏先生，自嘲曾经是“港猪”，但一夜间被藤条鞭醒。他以“和理非”的身份回望及观察近年社会运动的变迁，认为“占中”时和、勇各执一词，但去年6月后，彼此明白不可以没有另一方，勇武的行动需要“和理非”的背书，“和理非”感觉自己影响力有限，“割席”只会失去盟军，“难听地说是互相利用，好听点就是互相帮助，各取所需。”

“回归那么多年，市民做过好多和平集会、游行，政府理你多少呢？究竟她是听不到，还是不愿意听？”苏先生批评林郑政府把市民看得愚蠢，即使百万人和平游行仍然听不到，直至事件发酵到无可控制时，才说暂缓修例、“寿终正寝”。“和理非经历那么多，觉得原来以往一直坚持的做法，成效真的不大，这是为什么我们开始接纳勇武的行为。”

观察整场风波，苏先生很大程度说出了“和理非”心态转变的要素。然而，“和理非”背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原则，也在有意无意间为激进抗争推波助澜。可以想像，当百万计“和理非”或积极或消极地站在身后，即使对暴力行为“痛心疾首”也隐忍不发，激进示威者恐怕只会更觉得民气可用，更有恃无恐地在暴力行为上不断升级。后来发生的中大激战与“理大围城”可谓最佳注脚。

▼逃犯条例争议过程▼

“无大台”兴起　运动走向“勇武”

“和勇不分”成为反修例风波其中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议题。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和理非”为了政治诉求及打击港府，不惜接受所谓的“勇武”，即使闹市沦为战场、 汽油弹横飞，亦坚持“不割席”，变相纵容暴力破坏升级。

反修例风波成为社运新手法的雏模，表面上由前所未见的“无大台”模式主导，实际上牵动着运动走向的是“勇武”。多元抗争和文宣遍地开花，由7月开始，运动不再局限于金钟一带，具标志性的连浓墙与民主墙也成为黄蓝对立的催化剂， 不时发生“拆墙”“护墙”冲突，双方都有人为此流血。

“期望遍地开花可延续运动温度，保持议题关注度。”社区关注组织“沙田一隅”召集人梁延丰为沙田区游行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时如是说。官僚的傲慢引爆民怨，终铸成了“6．12”的暴力冲突开端，亦令整个政府团队陷入前所未有的弱势，一场席卷全城的政治大战已无法回头，整个香港堕进时代的动荡与剧变之中，而社会卷入暴力漩涡，没有人可以成为赢家，成千上万年轻人的青春和未来更沦为赌注，被白白牺牲。

（第二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