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暴民法】“防御性武力”能否为最后手段？
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疑被白人警员执法时以膝压颈致死，事件引起众怒，示威浪潮蔓延全国。弗洛伊德死得无辜，涉事警员被控以谋杀罪。设想一下，如果你身处现场，警察和弗洛伊德就在你触手可及的位置，你会如何反应？根据美国学者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的论述，你应该出手制止，如果你有枪，你应该擘枪阻吓，如果要杀掉警察才可以挽救弗洛伊德，你应该把警察杀掉。
撰文︰陈糸
这是一个疯狂和危险的观点。但布伦南在其新著《暴民法》中主张：当政府或其授权人员行事有违公义，为保护自己或他人，平民有权采取“防御行动”并进行反抗，形式不拘，诸如武力自卫、拒捕、发假誓、作假证供、逃税、逃狱、毁坏政府设施、窃取并公开政府机密、潜伏颠覆、暗杀官员不一而足。一般情况下，杀人是错的，布伦南捍卫的是一种激进学说，在特定情况下，道德允许作出武力回击，甚至采取致命武力。
然而，何谓“特定情况”？作者列出三道普通法下容许杀人的条件：杀人者并非主动攻击；合理地相信身处严重威胁中；唯有杀死对方才可解除危机。原则不应只限于自卫，如果你旁观他人受害，就有保护他人的义务，条件得到满足，杀人就是正当的。背后唯一的道德理据，是为制止不义。
遭遇不公 应挺身还击
弗洛伊德事件正是作者在书中针对的现象。美国警暴无日无之，执法警员滥权成风，相关片段在互联网上要多少有多少。美国警民冲突夹杂着种族矛盾，执法人员又要顾及反恐需要，使得情况异常复杂。但无论如何，就作者观察所得，今日的警察大体上比以往好斗，作风和装备更趋军事化，执法过当的情况普遍，而且程度严重。
政治上，各级政府正当性愈益成疑，官僚更懂得玩弄程序，绕过监察，权力愈扩愈大。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较诸前任更乐于无视宪法约束，蔑视第四权，民主体制对上述恶行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凡此种种，使得布伦南的论述深具现实意义。作为被统治的个体，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该作何应对？难道因为守法精神、民主程序、非暴力原则，就要哑忍不义，任其得逞？
遇见恶霸欺凌，道德直觉告知你应制止恶霸；但遇警察殴打巿民，多数人认为不应阻差办公。即使明显地执法过当，不少人也认为应事后循既定程序追究，不应贸然干扰警务。但结果如何？就可能是无数宗“弗洛伊德案”。目前无法确定美国有多少平民因警方执法过当而死，但这种模糊更招社会疑虑。遭遇不公最恰当的应对就是挺身还击，歹徒立心要伤害你，除了负隅顽抗，你别无他选；警察要杀害你的家人，眼前无任何和平方法可以解除即时威胁，你只有先发制人。遇有家居入侵者，不管对方是警是贼，户主开枪射击乃情理，伤亡的风险由入侵者承担。
个体享有不受侵害的权利，当体制无法有效保障人身安全，就有必要诉诸法外途径。按此推论，如杀人被允许，侵害层次较低的行动诸如撒谎、偷窃、毁坏即全面开禁。《暴民法》的核心论述是“道德对等论”，众人对等，作恶就是作恶，不因身份而生差异，不因穿着制服，错的就变成对。政府、公务员、执法人员与庶民同等，并无特权，也无豁免。整部《暴民法》就是“对等论”和“豁免论”的反复论证。作者表明，目前没有任何主流论述可为公职人员豁免论成功辩护。
暴力手段 是下下之策
《暴民法》是台译本书名，副题为“当国家为恶、政治失控、正义失灵，人民的反抗无罪”，但想援引“暴民法”作反政府理论的人要当心，它可能不是表面看来的派得上用场，援引之先当了解“暴民法”不是什么。
作者说，“暴民法”不用作复仇，当下没有采取即时行动制止不义，就会丧失行动权利。“暴民法”也无关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其中一环是服法；“暴民法”是干脆的拒法。“暴民法”也没有想过要改变法律、改革体制或唤起社会关注。“暴民法”并不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也没主张推翻政府，对和平或暴力革命没有表态。它设想的是单一个体在面对不公待遇时应该或必须作出的道德回应。布伦南不鼓吹暴力，也没有呼吁大家一旦遭国家欺压就去放火烧政府。暴力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失败，而且难免会伤及无辜，手法极不可取。
作者再三申明，暴力是最烂的方法，防御性武力是最后手段。原著名为《When All Else Fails》，即在眼及所有对策用尽之前，不应以暴力回击。作者由始至终唯一的立场只是：平民行恶和公职人员行恶无异，没有差别对待的哲学理由。如果你认为要制止恶霸行恶，你也应该制止公职人员行恶；如果你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私自对恶霸动武，你也不应对公职人员动武。
然而，“暴民法”即使成立，作者也不建议你每见不平，马上动粗。因为道德上认可的行为，不一定是明智的行为，道德正当也不代表没有刑责。出手袭警，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武力回应，甚至被送上法庭。
个体即使有义务阻止不义，但这种义务非恒常首选，履行这种义务可能会妨碍你履行其他更重要的义务，譬如照料家人的义务，个中权衡难以一概而论。而且你可以行使保卫权，也不等于你行使得正确。公民都有权在选举中投票，但我把票投予明确主张种族歧视的候选人就是明显的错误和罪恶。
再者，你也不一定掌握事情的背景和细节，你有可能会搞错。防御性杀人的合理性取决于其必要性（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严重性（不公构成严重性命财产威胁）、相称性（攻守程度要合乎比例）、有效性（行动能否有效制止恶行）、行动代价和后续结果（会否因此造成更大的不公），而且你必须说明何为“严重”、“迫切”、“威胁”，并负有举证责任。
读者读到这里会发现，“暴民法”的应用范围极狭窄，前提极严苛，个人根本无法在事发当刻对处境作如此通盘考虑。由此观之，布伦南的“暴民法”不是一部“用家说明书”，而更像一套“判准原则”。前者用于事前；后者用于事后。情形好像法庭以法律原则裁断嫌疑人有无犯罪。原著的副题是《The Ethics of Resistance to State Injustice》，作者试图建立的是一套伦理学，它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它最大的用场，可能在行动者事后抗辩。
道德公义 乃亘古问题
布伦南是学界顽童，他在前著《投票的伦理》（The Ethics of Voting）中反对全民普选、赞成买卖选票，招来批评无数，《暴民法》也注定引发争议。作者高举道德公义，具有无上凌驾性，是善恶的终极判准。布伦南是位哲学家，抱持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他说，法律不能约束公义，只有公义约束法律。法律不等于公义，恶法也不应遵守。个人权利不来自法律，即使法律没有订明，天赋权利也不会消失。他又说，民主只是工具，程序确当不代表结果具有道德正当性，个体没有服从民主结果的必要。
由此而见，布伦南心目中有种道德，不但允许欺诈、刑毁、杀人，既独立于法律，又独立于民主程序，似乎不是经验层次的东西。批评不难想及，“防御行动”几完全诉诸个人道德直觉，标准太过任意，难以取得共识。彼之恶乃吾之善，人人各行各法自求我道，则谈何社会？今日人人自居正义，警杀民而民又杀警，暴暴相报如何了？
但笔者的疑问还不只是个人道德直觉太独断的问题，而是何以布伦南认为个人的道德直觉如此可靠？很顺理的追问是，布伦南所谓的道德公义既非此亦非彼，到底是什么？持之何据？“暴民法”要制止不公义，然而，何谓公义，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流行的说法是，站在不公的对面就是公义了，此声称有欠稳妥，我们实在不能只取公义的消极定义。世界从来不黑白分明，政府不公，不代表反政府就是公义，更大可能是不公对不公，邪恶对邪恶。何谓道德公义是亘古问题，笔者相信布伦南有自己的说法，只是没有在《暴民法》中交代。
百姓有权杀警的主张相当耸人听闻，布伦南称这种“防御行动”为“非文明抗命”（uncivil disobedience）。人类愿意进入现代社会奉公守法，为的是换取政府保障，走到二十一世纪，又回到自力保卫的蛮荒时代。但“人民自卫权”是个深具美国特色的议题。《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订明，人民有“持有和携带武器”作防卫的权利，任何削弱拥枪权的举措都被视作违反美国立国精神。自卫权不单为击退贼匪，也为防政府侵权。持枪问题在美国讨论了二百年仍然未决，《暴民法》引起的争议恐怕也没有众口称是的答案。
《暴民法》
副题：当国家为恶、政治失控、正义失灵，人民的反抗无罪
作者：杰森．布伦南
审订者：杨理然
译者：刘维人
出版社：联经出版(台北)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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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2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9日）《《暴民法》有权反抗，不一定要用暴力！》，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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