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前世今生：一段与中共关系不大的羞辱史
“支那”一词，就史言史，与香港独派讨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关系不大。“支那”羞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辈、乃至我们自身。但“装睡的人你叫不醒”，若然拿连正常日本人都不用的“死语”，来高喊几句侮祖辱宗的毒语，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话，我们也只能尽力是其是，非其非，让还没装睡的人，保持清醒，不要辱人、自侮。
“支那”称呼由诞生之初，就是一个“符号”，到今日，仍是一个“符号”。“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须赖人予以价值。而首先赋予“支那”符号价值的其实就是日本。现时香港独派所做的，是在“日本传统”上添加“香港元素”，以“支那”称呼中国，就是要透过塑造“他者”、一个可憎、可恨、可蔑视的“他者”，以建立他们的所谓“香港民族”。
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甚多，唐（から）、唐土（もろこし）、唐山、唐国、汉、明、清、清国、中华、华夏、中国、中土、南京、支那等均是（参见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新井白石（1657-1725）于《采覧异言》、寺岛良安（生卒不详）于《和汉三才図会》启开使用“支那”之风。可以说，使用“支那”之初，其实并无蔑意，甚至带有敬重之意；只是当时的文人不想以“中国”称呼中国，因为这等同把日本贬为东夷。据佐藤三郎，鸦片战争前，日方称中国，多用“唐国”，而称中国人，则称“唐人”，其中明显带有敬羡之意。
历史学家蒋廷黻有句名言：“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对日本而言，“中国”神话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幻灭。鸦片战争后，两国几乎同时经历变革，维新运动最后彻底败予明治维新，日本先后借甲午与日俄两场战争（《アジアの心―日中文化交流のあゆみ》），跃身世界强国行列，更不愿再称“中国”为“唐国”、“中国”、“中华”，进而蔑视清国，除“支那人”外，汉人也渐被耻笑为“清国奴”。
其间，有两事值得我们留意。福泽谕吉于1869年撰《世界国尽》，开首即说：
“然自文明开化后，国势颓败，风俗渐衰，而不知修德，唯我独尊，不知世外形势，高枕休眠，加之暴君污吏肆虐天下，恶政当道，欺压下民，终遭天罚。天保十二年（1841），与英吉利国不和，仅只一战，即遭败北…以致成如今之衰败状。”
福泽这段文字，可以说是赋予了“支那”实质的内涵，从此之后，“支那”在日语中，已不再是什么中性词。1873年刊行的《小学背诵十词》，更写到：
“自古即闻名遐迩的文明古国，有支那、西班牙、葡萄牙，其国势已衰败…已成微弱一小国…已变成后世之笑柄。”
可见自明治初年，“支那”已作为蔑称，进入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中。
概括而言，由明治初年至日本战败，日方（不管是政府或民间）对中方用得最多的称呼，就是“支那”。不单是政府文书，知识分子更是普遍使用此词，京都学派“支那学”宗师内藤湖南的名著，就是《支那上古史》；其更在名著《支那论》中侮辱“支那”是“蚯蚓式国家”，任人切割而无所感觉，鼓吹侵华。
相对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初，还是颇为乐于使用“支那”一词。1903年有由“支那少年”编集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5年宋教仁、黄兴等创立杂志〈二十世纪支那〉。革命分子、改革派如孙文、黄遵宪、周作人等，均曾使用“支那”一词。由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间，“支那”一词在中国颇为流行。其主因在当时中国没有明确“国号”可言，革命分子更不想用“清国”、“大清”称呼自身国家，而“中国”一词又过于自大，加上“支那”与“China”音近，使用此词，有开化之意，所以“支那”作为中性词广为人用。
但早期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已充分意识到“支那”一词的“侮辱性”。
郭沫若在〈关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谈到“支那”在日本的用法：
“英支、法支、德支、美支、俄支、鲜支、满支，中国始终是处在最劣等的地位。这些表现稍稍留意他们的新闻纸，便可以明白。而且最可佩的是他们的整齐划一。”
郁达夫于〈雪夜〉中讲述亲身经历：
“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薰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像不出来的。”
“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谢冰莹留学日本时，曾被日本孩子掷石袭击，并被骂“支那人，亡国奴！”1936年溥仪访日，谢因拒迎接而被监禁于刑务所。她记下在监仓中一事：
“我看到一个黑东西，好像‘南京虫’（按：蟑螂、臭虫），我故意勉强敷衍着她。‘瞎说！南京虫是你们支那的，日本没有！’她用嘲笑的眼光望着我，又嘻嘻地笑了，我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似的…”（〈在日本狱中〉）。
“支那”一词令中国民众生厌、反感、痛恨，正是自留学生始。但由留学生扩散至中国社会对之普遍生厌，则是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日本学者藤巻启森说，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是导致中国人对“支那”反感的主因。“二十一条”、“山东权益问题”、“九一八”等事件陆续激发中国人讨厌日人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到三十年代时，郭沫若是这样说的：
“本来‘支那’并非恶意…但出自日本人口中时，则比欧洲人称犹太人还要下作。”
郁达夫说：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更难听。”
国民政府于完成北伐后，于1930年5月26日通报日方：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日方于11月29日的内阁会议中决议使用“中华民国”，停止在官方文书使用“支那”；但民间就续用不绝。郭、郁的文章是 1936 年写下的，很快，中国民众开始普遍明白“支那”一词带来的“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战带给中国民众无比的伤痛，香港在四年后也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占领时段。日方称七七事变定称“支那事变”，占领地也广泛使用“支那”。“支那”二字，此后承载的已是国耻，是日本人对我们祖辈的侮辱与欺凌。
1946年1月7日，日本外务省以总局长岗崎胜男名义，向各省次官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的事宜〉，内中明言：
“中华民国方面极为讨厌‘支那’一词…今后亦不再申辩道理…总之，只要不使用‘支那’一词即可。”
同年7月3日，教科书中所有“支那”称呼改称“中国”，“支那”在日语中渐成死语。
“支那”一词，就史言史，与香港独派讨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关系不大。“支那”羞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辈、乃至我们自身。但“装睡的人你叫不醒”，若然拿连正常日本人都不用的“死语”，来高喊几句侮祖辱宗的毒语，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话，我们也只能尽力是其是，非其非，让还没装睡的人，保持清醒，不要辱人、自侮。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