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复归】蓝绿共识的恶：拆解台湾人眼中的“共”

导语：当马云在中国大陆B站（Bilibili视频网站）发表的演讲《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被数以千计的评论攻击爆棚后，再看看当今的全球社会，令人不禁想问，究竟谁又能肯定自由主义才是人类的唯一解药？

马云的言论，多少带着资本主义精英对现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认知。更值得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让此前不久还受到年轻人吹捧的成功企业家遭重摔在地，成为新世代眼中不屑一顾的贪婪资本家？究竟全球有哪些变化隐藏着马克思幽灵或左翼的重现？自诩为马列继承者的中国大陆面临那些问题？其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隔海的台湾社会来看，又该如何解读左翼回归的论述？以上的问题，多维新闻将以“马克思复归”为主题，通过系列稿件加以探讨。

马克思…那个大胡子外国人？毛泽东、中共搞的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看马克思主义或左翼思想著作、开读书会讨论“进步”思想会招惹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这些问题，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戒严时期，是台湾社会最素朴的想法，但同时也是禁忌。

不过，二战后的台湾社会曾经存在过一段左翼荣景。自1945-1948年间，由于国民党的重心仍是在大陆与中共拚搏，无多余心力控管台湾，因此不论是出版业、学术界，马克思或左派的讨论随处可见，书报摊买得到鲁迅的作品、校园中不乏带有“进步思想”与“底层关怀”、远从大陆赴台的教师。

例如鲁迅至交、曾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与“二二八事件”后创作木刻作品“恐怖的检查”、在台湾师范学院（现今之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最后卷入“吴乃光叛乱案”于1952年遭枪决的黄荣灿，以及朱鸣冈、麦非等左翼艺术家。

至于台籍人士，例如像作家吴浊流、杨逵，曾加入台共的苏新与作家王白渊共同组织“文化协进会”并编辑《台湾文化》，以及白色恐怖时期遭枪决的作家朱点人、卷入鹿窟事件的吕赫若等，他们都是带有强烈左翼色彩、底层关怀与阶级意识的人物。

国共相争　“左”、“共”、“马”成禁忌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想在台湾社会的传播，却在1949年戛然而止。事实上，在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受害者被罗织的罪名，除了“叛国”、“鼓吹台独”外，还被冠上“宣传共党工作”，这大概与日据时期曾加入“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以及陈明忠、古瑞明、钟逸人等人所组织之“二七部队”脱离不了干系，同时亦代表国民党把国共斗争带到台湾，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定罪”的法宝。

也就是从“二二八事件”后，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由于对国民政府不满，因此从支持“白色祖国”（国民党）转向“红色祖国”（中共）。自1949年起，由于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决定退守台湾；因此，国民政府更要求台湾要肃清“马列毛”及相关思想荼毒，以维持社会稳定，避免在台湾重蹈大陆覆辙。

为达到高层的要求与指标，不仅政府内部、就连市井小民间也充斥着“抓耙仔”（吿密者），只要跟左派、跟马克思、更不用说跟中共有一丝瓜葛的嫌疑，当局是抱持“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心态，造成台湾社会从1949年起到1980年代冤错假案不断，白坐牢甚至葬送生命者更成千上万。

吊诡的是，国民政府虽然严禁马列毛与左派思想，但政策作为却又带有某种左翼色彩。例如“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土改措施，让广大基层农民有土地能够耕种、收获并养家活口，且借此收回部分地主与小资产阶级的特权，连带消弭阶级隔阂。不过，也因为土改的激烈程度，使部分地主与资产阶级对国民党产生不满，当时萌发未久的台独思想与赓续之海外台独活动，还因此获得旧时代既得利益者的支持。

即使有土改等具有左翼关怀的政策，但整个蒋介石到蒋经国执政初期，台湾社会逢左必反，从上到下、从小孩到老人皆然，就连小学标准教材中的儿歌也曾出现〈反共抗俄歌〉、〈共匪都是你不好〉等曲目，意识形态建构如同习近平说的一样“从娃娃抓起”。正因如此，普通人无法、不愿、更不敢提到有关话题。国民政府对于左或共，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来形容颇为贴切，〈何日君再来〉、〈四季红〉等著名歌曲，就因有暗示红军与左倾的疑虑遭禁。

可以说，直到蒋经国纳入越来越多台湾本土菁英进入治理体系、加上“美丽岛事件”后西方世界关注审判结果，某种程度上使得政治与意识形态紧箍咒开始松绑，许多旧时的禁忌才陆续重新浮上水面。

台独与统一矛盾　反“共”又成台湾主流

时序进入1980年代，由于台湾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随着经济进步、收入提高而来，民众对于与自己切身相关的议题也就更为关注。“劳工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农民运动”、“原住民族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在整个八零年代风起云涌。

一方面有社会运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于政治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特别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陈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的“江南案”，皆让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对蒋家与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升高。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者，加上部分社会运动人士，意图从过去的“党外”冲破戒严时代的拒马组织政党，民进党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于1986年成立。

因为民进党筹设背景结合了反国民党与社运人士，主要从解决社会与阶级问题的左翼情怀出发，因此该党被认为是在极为右派保守的国民党对立面、亦即一个“左翼政党”。甚至，当时最支持打破两岸僵局、开放两岸探亲的，也是成立未久的民进党，这在2020年现在，可能是非常难以想象。

然而，民进党的左翼路线没能维持太久，由于1991年该党通过“台独党纲”，加上许多海外台独人士因1987年解严后陆续返台投入政治，以及海外台独活动支持者的金主、许多台湾本土企业主纷纷支持民进党，资本家的介入，让民进党不再那么左，反而往中间、甚至往“右”靠近许多。

而因为台独成为民进党的新主流、社会与阶级议题变成其次，许多社运与工运人士选择退出民进党，并陆续成立工党、劳动党、绿党等组织，但在1980年代末期到2010年代中期，可说都不成气候，无法成为市场“主流”。

主要原因在于，高举台独大旗的民进党，在李登辉的“认识台湾”教育基础上，于两次执政后不断强化台湾的“本土意识”，使台湾新生代越来越认为两岸是“不同的”、两岸不是“同一国”，民众从过去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同”蜕变成以“台湾人认同”为优势；再加上部分左翼政党团体的统派立场，更让许多民众认为，那些人就是要搞斗争、搞阶级对立、是共产党同路人！

为了彰显两岸的差异，民进党在法律、教育、国防、外交各方面都以反中抗中当做要求。十分吊诡的是，民进党似乎承接了解严前国民党的任务，成为“反共最前锋”。也因此，台湾社会的反共与“闻共色变”氛围可说从来没有消失，反“共”莫名地成为了跨时代的蓝绿共识。

左翼 其实一直都在

由于经历过白色恐怖威权时期，使得台湾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与左翼、共党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和标签，许多人在未能全盘理解马克思思想时，因为两岸因素就将其简化成为“恶”的象征。

即便如此，运作已逾25年的台湾健保体系、近年来劳权意识的上升、青年对低薪与被剥削的不满等，都是十分“左”且充满社会主义色彩与阶级关怀的。但当权者往往会以一句“不然你给共产党统治”来搪塞，却忽视左翼情怀内许多的元素早已存在、或能让社会更美好。

就像大家对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理解就是《1984》（Nineteen Eighty-Four）、《动物农庄》（Animal Farm）中的反共，却忽略他反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Stalinism）而非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台湾的左派在谈论阶级问题时，往往又会因政治立场被攻击。

其实，若大众能够静下心思考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所谓的“主义”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主宰世界迄今，人类确实进步了很多，但也有更多疑难杂症产生。或许，试著从不同角度与视野切入问题，可能还能得到不错的结果，毕竟，不去试，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