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抗疫】社会问题“风向标”　历史上帮派的独特作用

回顾历史，“黑帮从良”的个案不乏先例。正如墨西哥大毒枭“矮子”古兹曼（Joaquin Guzman）虽然长期贩卖毒品，危害社会，而且杀人无数，但他在家乡的名声却意外地好，他不时为居民提供免费药物，并造桥修路，一副“大慈善家”的模样。此等形象落差，或许源自我们忽略了帮派存在的社会因素。

古兹蔓在墨西哥家乡锡那罗亚州（Sinaloa State）的百姓眼中，是一名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比总统更受爱戴。2008年的一场大暴雨，摧毁了当地不少农作物，古兹曼于是向农民派发了约85,000美元（约66万港元）。他还曾试过在圣诞节当天送赠100架拖拉机给村民作礼物。家乡不少贫穷儿童皆视他为偶像，甚至因此走上跟他相似的道路。

日本一些黑帮过往也不时账灾，如1995年阪神大地震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他们都在短时间内派成员前往灾区，向灾民分发食物、水和毛毡等救援物资，还捐赠逾50万美元（约390万港元）的物品。此外，当地一些帮派每年万圣节也会派发糖果给小孩，改善形象之余，也淡化社会对他们的敌视感。

创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电单车黑帮BACA则致力于帮助受虐儿童。他们曾为一名遭受虐待不敢离家、却对电单车感兴趣的男童组织了20人的车队，带他出门并沿途保护。他们至今帮助了接近100位背景相似的儿童。

社会普遍对帮派存有负面印象，所谓的“黑帮从良”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不过，参与青少年外展工作逾二十年的英国作家Caspar Walsh表示，帮派并不是全然负面的群体，其存在对社会甚至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功能。他指出，青少年“误堕黑帮”，至少可以避免他们进一步失控，出现反社会行径，因不少帮派如意大利黑手党和日本黑帮等，本身有严格的规则需要遵守，尚有“管教”可言。

年轻人迷途知返有过程

Walsh补充，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容易误入歧途甚或做出越界行为。加入帮派虽然不容于主流社会，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仍处于探索的旅程中，需要和社会各界不同的人士接触。不少人在这个过程中“撞板”，或许多少能意识到自己原来“行错路”，从而改过自新。

英国人类学及社会学家Dennis Rodgers指出，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小说和电影中，暴力经常被描绘成一种近乎病态的行为，而帮派往往与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和混乱有关。现实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的黑帮，无法无天的猖獗行为令人咋舌。然而，他认为黑帮的存在属全球性现象，在世界各地和人类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得到。古罗马历史学家蒂托．李维（Titus Livius）就曾在著作中讨论了帮派在罗马共和时期所起的关键政治作用，他在书中描述了政客如何利用敌对帮派建立势力基础、动员支持者，并破坏对手的活动。

过去数十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也表明，帮派在美国、肯尼亚、南非、巴西、中国、印度、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都存在。

帮派的社会功能有渊源

Rodgers认为，帮派的“无处不在”多少揭示社会制度的一些面向。例如在1927年，美国社会学家Frederic Thrasher曾对芝加哥黑帮进行开创性研究，指犯罪组织在许多方面虽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却是很好的社会学教材，对学习投入社会和认识人性十分重要。研究也为芝加哥乃至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提供启示，其调查指出了帮派的出现与移民社区等被剥夺权利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从而引起人们关注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Rodgers指出，帮派与一系列人类基本活动有关，包括行使权力、资本积累、身份形成和性别关系等。“帮派或许是社会的‘风向标’，揭示出更广泛的社会趋势。”因此，了解这些组织的行为和转变有其重要性。例如当一个组织变得更暴力或更排外时，往往标示着社会中有某些群体正遭受形式更广泛的打压和歧视。他举例说，中美洲的帮派变得愈来愈残酷，更多参与勒索和毒品交易，可能与该地区社会日益寡头化和种族隔离的性质有关。

近期大热的英国犯罪剧《Peaky Blinders》系列就描绘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伯明翰帮派的生活，以及当时潜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身处在共产党崛起及爱尔兰独立战争的时代，原本经营赌马、酒吧、走私烟酒及收取保护费等生意的黑帮领袖一心想要建立商业帝国，不惜利用政府、敌对帮派以至叛军等势力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过程中让人看到当代社会结构如何受到帮派的深远影响，纵使各地政府致力打击，但帮派与社会发展仍是如影随形。

上文节录自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贫民窟自行宵禁　黑帮“从良”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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