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靠“商业赞助”栽培奥运选手　真的较中国“人道”？

里约奥运来临，媒体焦点都会落到不同国家在运动场上的表现。近年中美在奥运奖牌榜上激斗，然而不少西方媒体报道时的取态，却颇见差别对待的味道，甚至相当意识形态化。以美国传媒为例，有关中国队的报道，不时都存在这样的潜台词—中国唯金牌至上，在所谓举国体制之下，国家机器不惜掷巨资栽培金牌明星，过程中运动员备受残忍虐待，反观当美国队获胜，则是美国体制较为优越的证明。然而，这是否属事实？

在前往奥运的黑暗道路中，躺满了中途失败女孩的‘尸体’，她们被操练、压力和屈辱所压垮。有女孩在13岁回到家时发现父亲已经抛弃了家庭；有女孩要鎅手脚自残，不然无法承受心中的痛苦；有女孩在出席毕业典礼前，要先到精神病院休养两小时。有女孩弄断她的颈和背。更有一名女孩为了追求体操渴望的无重身体，活活把自己饿死。

体育制度突显意识形态之争

美国老牌杂志《The Nation》在上届伦敦奥运期间就曾指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在奥运期间充斥着“棒打中国”的报道，批评中国的举国体制压搾运动员，选手被迫自幼与家人骨肉分离交到国家手中，至于叶诗文的游泳金牌更被质疑是靠禁药得来，尽管有关指控根本是“零证据”。“就像冷战时代，奥运变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中国在奖牌上的成绩，被极尽能事地以批判、丑陋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角度来解释。”

美国舆论经常都强调，与苏联或中国依靠国家强权银弹的体育制度不同，美国没有国家资助的精英运动员栽培制度，而是讲究民间自下而上、依赖民间企业赞助和有组织的高校运动员培训计划成就出来的。这个描述背后所反映的，正是美国社会一贯的意识形态：国家主导意味强权和压制人民，市场主导才是更优越的王道。

有别举国体制的美式压榨

问题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式”精英运动员栽培制度，是否只是换了另一种方法压榨运动员？是否一样是金牌至上主义？

与中国由国家代理的物色训练制度不同，美国运动员大多是由私人教练或学校所发掘。美国有制度化的体育奖学金制度，青少年运动员通过在校际比赛表现，博取优秀学校及名教练的赏识，取得奖学金，一层层地上升到全国水平。当中开支，则依赖经理人及教练为他们争取商业赞助。一些美国评论就指出，在栽培精英运动员上，美国所花的钱，比起中国等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金牌同样是靠钱堆出来的，分别只在于财源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各式商业赞助。

只有训练比赛的美国少年

美国舆论常批评，在中国，儿童运动员极早就要投身体育训练，被硬生生地夺走童年，失去正常读书学习机会，反观在美国，这些青少年都是在普通学校中上课。然而现实是，这些少男少女根本不能过正常的校园生活。他们的校园生活，同样只有训练和比赛。一名美国高中运动员曾在《华盛顿邮报》上描述自己一年最少比赛90次，而他在13岁时，更试过１日内穿州过省在3个不同的城市内比赛。学校声称会提供的正统教育，更多时只是考试前的“补堂”或一些毫无实用价值的资格证书。不少美国大学运动员退役后，发现自己的学历根本不被承认，最终要靠散工过活。

在中国，间有穷苦人家送子女到体育学校训练，冀望子女成为国手跃上枝头变凤凰，为全家带来经济保障。这种情况看似不会发生在相对富裕，也没有“举国体制”的美国。但事实上，只要看看一些美国篮球运动员的故事，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在美国同样常见。贫民窟的父母，特别是少数族裔，同样会为了脱贫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体育教练手中。

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折磨

在《Why Johnny Hates Sports》中，作者恩格（Fred Engh）就描写不少家长都将希望子女的篮球成就，能成为他们的长期饭票。

那么，这些父母的期望实际吗？美国运动员的收入相对依赖商业赞助，若然能够成为热门运动的明星选手，自然赞助及收入同步上升。但若投身非热门运动，即使是首屈一指的选手也可能相当拮据。根据美国田径总会的估计，超过五成在各自专长田径领域位列美国前10名的运动员，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月薪不足9,750港元）。

谈到中国的“举国体制”，西方舆论经常批判的另一点，是中国教练虐待运动员。然而在制度截然不同的美国，是否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尽管美国体操名教练卡罗伊夫妇（Béla & Márta Károlyi）为美国带来多个奖牌，但多位受他们训练的运动员，在退役后都指控他们在训练期间虐待运动员，包括1996年奥运金牌得主莫恰努（Dominique Moceanu）、1987年泛美运动会金牌得主菲利普斯（Kristie Phillips）等体操精英。当中莫恰努指她曾被卡罗伊夫妇用电话掷向她及在她颈部受伤时，仍然强迫她作赛。

教练性侵运动员丑闻屡传

美国体育记者赖恩（Joan Ryan）在1995年出版的《Little Girls in Pretty Boxes》及1986年美国全国冠军Jennifer Sey的回忆录《Chalked Up》等，都详细地描述了美国体操训练制度中无处不在的饮食失调、抑郁、虐待等问题，甚至指控在美国体操界中不少男教练对尚未成年的女生起色心甚至性侵犯。

Jennifer Sey指出，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体育界和整个社会对这些事的态度：视而不见、对受害者袖手旁观。2010年，美国游泳协会爆出教练性侵运动员的丑闻，而在案件中游泳协会不只没有协助受害运动员，更包庇犯事教练，协助他们转去新州份任教，逃避罪责。而即使丑闻“落幕”6年后的今日，仍然有迹象显示美国游泳界的性罪行个案严重。

美官员对禁药嫌疑视而不见

自首届现代奥运，各国就视奥运为宣扬国威、爱国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场合，美国也不例外，由此衍生的不健康现象，不会因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制度而改变，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不同。美国法学教授高勒（Dionne Koller）曾发表论文，谈论体育民族主义与禁药问题，指出美国精英运动员栽培制度的“民间性质”，令每次有知名运动员诸如女飞人钟丝被揭服用禁药时，美国官方都可与之划清界线，也令国人相信美国选手的禁药问题只是个别害群之马所为。

然而她认为，必须点出政府与奥运竞技、禁药问题的复杂关系，了解到背后的“金牌至上不择手段”思维，并认清政府在当中扮演着的“真正角色”，才有机会真正根治禁药问题。高勒在论文中提到，政府官员对很多美国奥运选手涉嫌靠禁药摘金的“堆积如山”证据视而不见，其实岂是偶然？

美国老牌杂志《The Nation》就直言，中美的体育制度都存在问题，都需要改革，可是美国不少舆论对美国运动员的问题和痛苦却视而不见，与其花时间大肆挞伐中国，还不如先医自己，“实现更人道的精英运动员培训，应由自己家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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