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保护主义原形毕露 须修《注册医生条例》
上周三（5月8日）医务委员会通过全城聚焦的“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期方案——在医生业界代表对政府委任成员及病人组织代表壁垒分明的局面下，最终由医委会主席刘允怡投下“关键一票”，通过被视为政府属意的邓惠琼方案，规定海外医生在医管局、卫生署、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这几个指定机构工作满三年并通过执业资格试，便可豁免实习，直接取得正式医生牌照。惟连月来的纷扰让人疑惑，究竟为什么香港的病人要向医生业界乞求增加医疗人力的机会？
医委会票选的各方案，主要差别在于海外医生来港工作条件的松紧，邓惠琼方案是一众选项中最宽松的，提供了较大诱因吸引专科医生来港；另一边厢，于医委会占据半壁江山的16名医学界选出代表一致支持的医学会方案，在酝酿过程中已饱受非议，让人清晰看到业界企图透过设置高门槛的捆绑工作机制，延缓海外医生在港取得正式执照的时间，以维护私人执业医生的利益。
增加海外医生以解市民求医难之急，已成社会共识，社会舆论亦已认清，阻碍海外医生流入的真正关卡其实在执业资格试，而非区区半年或一年的实习安排。令人失望的是，今天即使是聊备一格的豁免实习期方案，都已经让医生业界主导的医委会“保护主义”心态原形毕露。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承担起制订医疗政策的份内责任，以修订《逃犯条例》的“魄力”来修改《注册医生条例》，效法新加坡认可合资格海外医生，理顺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的途径。与此同时，政府还可资助本地学子赴海外顶尖学府学医，大幅增加本地医科学额，如此三管齐下，长远才可真正为本港医疗困局解套，并为壮大本地医疗产业奠定基础。
医荒苦果市民承担政府卸责难辞其咎
回到问题根源，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增加海外医生？对市民来说，求医难非一日之寒，如果向公立专科求诊，轮候时间动辄一两年，奈何“病不等人”；但如果转看私立专科，每次收费以上千元计算，若加上定时定候覆诊，以至手术等收费，更令人生出“病不起”的无奈。
为什么去公立医院就“等得耐”，找私家医生就“收得贵”？说到底，就是香港的医生确实严重不足。这种局面其实也非以“救病治人”为职志的医生所乐见，一班长年服务于公立医院的顾问医生最近便组成协会，他们虽怀疑引入海外医生属杯水车薪，但也认为“多一个得一个”，更直斥医委会上月否决豁免海外医生实习期四个方案时没有交代理据，自招政治挑战。
香港的医生都是社会精英，普遍受市民信赖，但医术高明不代表擅长于制订医疗政策，更不一定会顾全公众整体利益，最近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医生业界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时，拘泥于自身利益。质言之，由医生主导的医委会来执掌医疗政策大权，违背常理。医生顾全自己“饭碗”无可厚非，但若是因此而牺牲市民基本权益，社会就必须警觉。有些人总担心放宽海外医生会导致“黄绿医生”（形容医术不高、但求敛财的庸医）涌港，但其实现阶段更值得担心的是，为何决定广大市民医疗福祉的，竟是一帮存在利益冲突的医委会委员？
是谁助长了这个局面？死抱“小政府”教条，在医疗政策上左摇右摆、不愿承担起责任的香港政府难辞其咎。2002/03年度港府以财政压力为由，短视地将医科生学额由330个减至250个，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政府在深知医生人手严重不足而“高龄海啸”来袭的情况下，学额也只缓慢地增至470个。我们不得不追问，过去十多年高居庙堂的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三任特首，可曾惭愧？市民也应反思，我们的价值观念中是否过分迷信“专业自主”，缺乏批判，以致长期纵容了这些不公义现象？
事实上，香港医疗问题正面临一个典型的结构性困局，也就是说，今天的问题源自制度设计本身，若想改变眼前局面，只有将原来的制度解构、打散，再重新建立。这才是突破结构性矛盾的不二法门，而非仅局部地架漏牵补。
看似放宽实为隔离修订条例才是根本
当今天本地医生培训不足，不得不寻求“外援”的时候，政府仍然不愿意承担起带头擘画的责任，只交由有利益冲突的医委会处理，实属缘木求鱼。医委会票选的海外专科医生实习方案，看似“放宽”，但魔鬼藏在细节——不论是哪一个方案，其实无不要求海外医生捆绑在指定医疗机构至少三年，也保留海外医生必须通过“执业资格试”要求，才可获得正式执照。问题关键是，要那些已经考过专业试，甚至于外国顶级学府毕业的专业医生，再次像在读书时那样重新考试，真的合理吗？
对很多富有经验的专科医生来说，要他们回头考一些与其专科无关的科目，既不切实际，更无关专业，而当香港亟需广纳贤才来强化医疗体系之际，不合理的资历认证机制，反而“异化”成为隔离优秀海外医生流入香港的工具。
现时海外医生执业试内容包括笔试和临床考试两个部分。在临床考试部分，主要测试考生应用专业知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范围包括内科、外科（包括骨科病例）、妇产科及儿科。中大副校长、医委会委员霍泰辉直言，现在让他去考执业试都会“肥佬”，因为他从事儿科专科多年，若应考与其专科无关的科目存在困难，更何况同样内容本地医学生可分开六年去考，现行制度却要求海外医生一次过完成，更会令资深医生却步。
因此，我们必须探讨执业资格试之外的方式，更务实地认可海外医生的执业资格。政府应该主动推动修订《注册医生条例》，拆墙松绑；而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和民建联议员蒋丽芸分别提出修例，使海外医生可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免试正式在本港注册，绝对值得肯定。议员不分党派齐为社会问题寻求解方，有助于拓宽讨论空间，迫使政府与市民正视放宽海外医生来港门槛，以及医委会“霸权”。
采用执业资格试以外的方式，并不等同于一般理解的“免试”，更不是无条件地接纳海外医生。举例来说，新加坡引入海外顶尖学府的医科毕业生时，就让合资历医生先申请有限度注册，在实习监督期完成相关规定，便可申请注册正式执业牌照。当中，认可海外医学院学位的名单由新加坡医务委员会审定。
相较香港现行制度，新加坡经验显示，即使保留了实习要求，也无碍其引入海外医生，这是因为医生在实习期间如常工作，获得薪酬，省却停业备试障碍，保留一定经济诱因。由此可见，香港社会讨论引入海外医生时，是否要有半年或一年的实习期根本不是关键，香港医委会不去处理最关键的执业试问题，却在豁免实习期方案上纠缠不清，实在是本末倒置，混淆视听。
以战养战广纳人才争取时间壮大产业
最近有评论指新加坡当局决定大幅削减认可外地院校数目，由158间减至100间，故认为开放海外医生的做法不可行，亦是混淆视听之见。新加坡大减37%认可外地院校数目，主要是因应当地医科生人数增加，即随着本地供应充裕，就相应地控制海外医生数量。这是相当正常的做法，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反，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本地医生业界愿意以更开放的心胸接纳海外医生，“以战养战”，在引入医生同时，加强本地培训规模，恰恰是长远壮大本地医疗服务能力的基石。
医委会上周通过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的方案后，有代表公院医生的团体忧虑，海外医生随时完成三年有限度注册合约便离开，转投私人市场。这种见解显得狭隘。切莫忘记，市民求医难的症结是公、私两层的结构性因素同时造成的——公立医院“等得耐”和私家医生“收得贵”——只有确保医生可在公与私两个领域良性流动，才可打破这种结构矛盾。我们必须要问，如果只求把海外医生局限于公立医院，对他们私人执业设下诸多不合理的门槛，究竟是在维护市民求医的基本权利，还是维护本地私人执业医生的荷包？
政府必须下定决心，打破执业资格试门槛。当吸纳优质医生、资助本地学子赴海外顶尖学府学医与大幅增加本地医科学额各措并举，长远来说香港断不会再愁医生不足，行有余力甚至可输出本地医生，惠泽他方。即论短期，公立医院首先便可流入一批“生力军”，改善工作环境不理想致流失率高的问题，而若部分医生转入私人市场，也将为政府推动落实基层医疗提供资源，带给市民更多价格相宜的医疗服务。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府有魄力海纳百川，以至在本地筹建更多大型医院、医学院，甚至是医科大学，始可救民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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