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判刑前老父离世　陈健民剖析家人与社运之间取舍

占中9子案明日判决，这将成香港社运史上的一页。而有份撰写的，包括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占领中环概念至今逾6年，这6年间，陈健民失去内地研究工作的机会，更因占中案而提早放下教席，却因此获得一丝闲暇，在判决前，得以陪伴90岁老父，走过最后一哩路，成为他这段日子里的最大“得著”。陈健民在宣判前夕接受《香港01》专访，坦言老父一直反对自己的事业，更反对占领运动，“他是1949年逃避中共来港的一代……从小教我不要参与政治”；而自己却深受钱穆等中大创办人的“新儒家”思想和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影响，对家庭、公共事务、知识分子有一套自己的批判，更成为占中发起人之一。家人与社运之间，是否有所取舍？

2014年，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的宣告下，占中提前揭开帷幕，与学生重夺公民广场的激流汇聚，熔铸成了浩荡的雨伞运动。当年许多青年人，因参与占领，与父母家人闹翻。身为50后“战后一代”的陈健民，亦曾面对如青年人一样的家庭压力。

父反对占中　“他一生人最高智慧是逃避共产党”

占领运动爆发前夕，陈健民父亲已近耄耋之年。陈父出生之年，正值民国期间，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北伐，生命中首20年都处于战乱流离之中，直到1949年才由中国大陆逃难来港，大半个世纪血淋淋的记忆，在老人脑海中留下深刻恐惧，“他一生人最高智慧就是逃避共产党”。

陈健民说，父亲反对他发起占领运动，并非基于政治立场，而是“明哲保身，不参与政治的哲学”。

有一段时间，陈健民与老父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到了互不瞅睬地步，“爸爸不会争拗，但不停叹息、失眠，他知道我是很强信念的人，他很担心我，也很不高兴”。

两人关系最近才缓和，对占中的不满，透视的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意。陈健民说，爸爸身体很差，最近更摔断了腿，是最脆弱的时候，他现在再见到爸爸，已不再谈论政治，只是互相握著手，聊聊“饮饮食食”等家常事。

陷占中案提早弃教鞭　反获闲暇尽儿子责任

雨伞后的4年多，陈健民一直受官司缠绕，原本在中大的教席，和在内地从事的公民社会研究都要放下。 而他本人，甚至可能面临监禁刑期。“人生很难计算得失”，陈健民坦言，提早离开大学，或许失去了很多薪酬，但也有更多时间探望父亲。他承认以往专注于公共事务时，很难承担儿子角色，“现在我觉得是有个交代，平衡了一个公民和一个儿子的责任”。

而未能再前往内地，反而令自己可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也算是有所得著，“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无悔牺牲家庭温馨　“传统家庭观念可以是社会控制”

投入公民抗命事业，陈健民曾经失却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也为此一度与父亲冷战。他却说，自己从未觉得懊悔，也不觉自己做错任何事，“我理解父亲的反对，但只是因为理解他的背景，不代表我同意他的想法；如果每个家庭，都为了保护孩子，而要求孩子不关心社会，那么专制政权就会继续作恶”。

陈健民专研公民社会多年，认为华人社会难以建立公共关怀，正是源于传统儒家观念，“数千年来的作恶就是这样发生，要求每个人都重视家庭，然而中国人的家的概念，又无比宽阔，可以扩展到整个宗族，很多时候‘修身齐家’已经将人的精力全部吸走，根本不会有时间再去‘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为何中国帝王一直喜欢儒家思想”。

他亦曾就雨伞运动中，年轻人面对的家庭压力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青年）最怕的不是警察的警棍，而是妈妈的夺命追魂call（电话），和父亲之间会有很多争吵，母亲则是表现出对孩子的担心，担心你被捕、被打、找不到工作。这才是最要命的，家庭可以很温馨的，但也是社会控制系统”。

盼站在体制外“先天下之忧而忧”

陈健民形容，传统社会就是“忠孝同构”，由家庭及统治者两层架构组成，皇帝亦是家长，缺少了中间的一层“社会”，没有公共力量。

然而，吊诡的是，对儒家传统诸多批判的陈健民，却出身中大，一所“新儒家”学者创办的学府，最后甚至完成在美国的进修后，又回到了中大任教。这个为公民抗民，宁愿舍身成仁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完全未受儒家文化影响呢？陈健民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他承认自己确实受到中国传统士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影响，但他也认为这种思想有局限。

“他们倾向于体制内追求家国情怀，‘学而优则仕’，终极追求是做官，做国师”。正在中大办公室内收拾细软的陈健民，指著门外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大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刘兆佳办公室的方向说道，“这类知识分子很少会想要在体制外，去监督权力，难以形成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说，自己则受到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影响，不希望加入政府工作；就算他支持政党发展，但若有政党邀请他时，他还是屡次拒绝，“我要站在体制外，扮演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

或许牺牲许多，陈健民从未后悔，坚持实践自己的理念。对家庭，他表示会尽量平衡，但不会因此而放弃社会参与。

以下为陈健民的青葱岁月：

访问后两日，早已与儿子和解的陈健民父亲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