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委任】十年问责官生涯 徐英伟的坚持源于change
主要官员问责制2002年起实施，司局长脱离公务员团队，改以合约方式委任，六年后，问责制进一步扩大，除了公务员事务局，每个政策局开设一个副局长及一个政治助理职位，以及为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各设一个政治助理职位，形成今日问责制的格局。
扩大问责制首批政助
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是扩大问责制后首批加入政府的人。徐英伟加入政府前从事银行业，亦是民建联成员，2008年， 当时31岁的徐英伟获委任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政治助理。他娓娓道出加入政府的背景：“第一届政助安排集中统筹，我加入的局配合得颇理想，鉴于我在民建联地区网络的背景，跟民政可以跟得比较好。”
2008年成为政治助理，一做就做了九年，去年升官出任劳福局副局长，是副局及政助中最资深的一员。翻看徐英伟履历表，拥有海外大学学士及硕士名衔，曾为多间国际银行效劳，若选择再投身私人市场，定必机会处处。
“如果有，我都走了。”被问及有否想过退出，徐英伟如此回应。其实，2015年曾盛传他辞去政助一职，更获时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国谦确认。对于这段往事，他笑言：“最后无事发生过。”
体制内才能改变施政
徐英伟自言，选择留在政府是出于抱负，相信可以在体制内改变施政。他用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竞选金句：“如果真的要做到change（改变），只可以在政府内change，在外面就明显不同，在外可作为一个影响者，尝试影响人，而我们则在政府内推动，所以角色很不同。”
透明度较港英年代高
经过十年洗礼，徐英伟承认问责制有改善空间，但认为它行之有效。他说，副局和政助走出去游说、推销和解释政策，“早上9时到立法会‘咪兜’解释今日的情况如何，下午再作一次更新”，让公众更容易接触官员，施政比未有问责制，甚至比港英时代更透明。“当只有局长一个人时，其实很难分身，让副局和政助去做第二、第三层的工作，是问责制的优点，使得今时今日施政透明度、资讯性可以做得好。”
虽然对问责制赞不绝口，但徐英伟也坦言，对商界等政界外的人才而言，走入“热厨房”吸引力不大，尽管每当政府换届，不少人会争相自荐，但政府可以选择的人才不多。
他认为，有能者其中一个考虑是收入，“商界去到（主责处理）政府关系那一批，人工去到多少大家知”；从政带来的压力是考虑是否加入政府时更大的包袱：“我听一些人说，‘进来后整天不就要在立法会被人骂吗？完全没有私隐吧？比起商界，（从政者）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长远而言，徐英伟强调，香港必须引进来自体制外的思维，才能在政治上继续向前行。他又认为，从政者可以透过“旋转门”获得多元发展：“就算不在政府或出去选举，其实也是留在人才库。我们就算出去，很多都可获委任回到委员会里；就算不是这样，好像杨哲安（自由党中西区区议员、前教育局局长政治助理），出去后再被选上，这就是旋转门的重要性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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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载于第14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10日）《十年问责官生涯 徐英伟的坚持源于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