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法兰西斯・福山推迟了历史的终结（下）

作者｜Louis Menand翻译｜史庆法意导言：2018年9月3日，《纽约客》杂志官网刊登了其特约撰稿人路易士・梅南德（Louis Menand）的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斯・福山推迟了历史的终结〉。文中，与福山同龄的梅南德通过步步挖掘福山1989年〈历史的终结？〉一文的创作背景，同时追溯其主要参考座标柏拉图和科耶夫的思想，不仅从源头上批判了其“不同身份群体对认同的欲求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威胁”的观点，还质疑了其“历史的终结”背后的方法论。他认为，福山对“认同的欲求”这一论点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其在〈历史的终结？〉中对自由主义所使用的策略——使其普世化，而福山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其一以贯之的“惊人的自我麻痹假设”——西方思想是普世思想。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福山在不断推迟历史的终结。

三、

来源不是黑格尔。正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他采用的是黑格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源自一个半不知名的知识投机者，名叫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50年后，科耶夫的想法进入了华盛顿的政策期刊，这是一个知识份子抢椅子游戏中的不同寻常的故事。

1902年，科耶夫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莫斯科家庭，他在一个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画家瓦西里・康丁斯基是他的一个叔叔。科耶夫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知识份子；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能说流利的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还能读懂拉丁语。后来，他为研究佛教学习了梵语、汉语和藏语。1918年，他因为某种黑市交易而入狱。在他出狱后，他和一个朋友设法穿越了封闭的苏联边境进入波兰，在那里他们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短暂入狱。在波兰当局的鼓动下，科耶夫离开去了德国。他与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并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活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1926年，他搬到了巴黎，在那里他继续过著奢侈生活，同时写了一篇关于量子物理学的论文。

科耶夫将他继承的遗产投资于一家法国公司，该公司生产的是乐芝牛（La Vache Qui Rit）乳酪，但他在股市暴跌中失去了一切。1933年，为获得收入，他接受了一个朋友的邀请，参加了法国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关于黑格尔的研讨会，一上就是六年。

科耶夫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笔记的英文译本，由艾伦・布鲁姆安排出版，布鲁姆是福山在康乃尔大学大一时希腊哲学课的导师

科耶夫的周围的人似乎把他看作是一个魔术师。在黑格尔研讨会上，他只教授了一本《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于1807年首次出版。他会用德语大声朗读一段话（这本书还没有被翻译成法语），然后用一种完美的法语（带著迷人的斯拉夫口音）即兴提供自己的评论。人们发现他能言善辩、才华横溢、魅力无限。入学人数很少，大约有20人，但一些未来的知识界名人，如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和雅各・拉冈（Jacques Lacan），要么参加了这个课程，要么就在旁听。

对科耶夫来说，黑格尔的“现象学”的关键概念是承认。人类想要他人的承认，以使自己变得自觉——认识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个体。正如科耶夫所言，人欲求本身，以及他们所欲望之事物，要么是他人所欲望之事物，要么是他人的欲求本身。“人类历史”，他谈道，“是欲望渴求的历史”。让这一切变得复杂的是，在争取认可的斗争中，有赢家和输家。黑格尔所使用的术语可以被翻译成领主和农奴，但也可以被翻译成主人和奴隶，后者是科耶夫所使用的术语。主人赢得了对奴隶的认可，但他的满足是空虚的，因为他不承认奴隶是人。奴隶，由于缺乏主人的认可，必须以另一种方法寻求它。

科耶夫认为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劳动。奴隶通过劳作实现了自我意识，把自然界变成了人类世界。但是奴隶首先是因为主人拒绝承认他而被赶去劳动。这种“主人—奴隶辩证法”是人类历史的发动机，人类历史在不再有主人或奴隶的情况下走向终结，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认可。

这正是马克思所采纳的将历史描述为阶级斗争史的观点。这场斗争也有赢家和输家，其倒数第二阶段是资产所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随著资本主义的瓦解和一个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到来，这场斗争终将会结束。科耶夫戏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听他讲话的人会将其理解为他的评论的潜台词。认可的平等是历史的目标，无论这意味著共产主义的平等还是自由的平等。人们会以尊严和自尊的名义停止互相残杀，生活可能会很无聊。

战争结束后，科耶夫的讲座被整理为一本《黑格尔导读》，这本书在法国多次再版。那时，他已经停止了教学，成为了法国经济事务部的一名官员，且在建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时扮演了有影响力的幕后角色，也成为了日后欧盟，也即共同市场化的先驱。他也爱说自己负责终结了历史。

1953年，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科耶夫位于巴黎的办公室与他见了面。（这种联系大概是通过移民政治理论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他当时在芝加哥教书，并与科耶夫进行了长时间的通信。）“我被吸引了”，布鲁姆后来说。他开始与科耶夫一道研究，一直持续到1968年科耶夫去世。1969年，布鲁姆安排出版了其黑格尔讲座笔记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并作了介绍。他当时是康乃尔大学的教授。

1970年，福山作为一名新生进入康乃尔大学。他住在特路来之家（Telluride House），这是一个为学生和教师精心挑选的学术社团，布鲁姆则住在当地。福山参加了布鲁姆关于希腊哲学的大一课程，根据阿特拉斯的说法，他和布鲁姆“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在一起吃饭、谈论哲学”。

碰巧的是，这是布鲁姆在康乃尔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因厌恶政府处理来自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武装学生占领大学大楼的方式而辞职。福山于1974年毕业，获得了古典文学学位。在详细注解了耶鲁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变为政治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他于1979年毕业，去了兰德。

那时，布鲁姆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学作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1982年，他在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国家评论》中发表了一篇关于高等教育状况的文章。他不认为情况很好。在他的朋友索尔・贝洛（Saul Bellow）的鼓励下，他决定把这篇文章写成一本书。这本《美国精神的终结》（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在1987年2月出版，从此掀起了一场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曾停歇的批评运动。

《美国精神的终结》即是一个大书卷主义者（Great Booksist）试图解释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而布鲁姆认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祸根。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几乎没有人对销售抱有很大的希望。有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当负责这本书签约的编辑欧文・格莱克斯（Erwin Glikes）准备跳槽去自由出版社时，他曾被邀请带著布鲁姆的书，该书当时尚未出版，但他拒绝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错过那十年的一个出版现象。开始缓慢，但此后《美国精神的终结》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位，并保持了两个半月。到1988年3月，它仅在美国就售出了100万本精装本。它使布鲁姆成为有钱人。

就是布鲁姆和芝加哥的另一位教授弥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邀请福山在1989年2月发表这场关于国际关系的演讲。如果福山还未曾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么很容易想像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谈一些科耶夫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四、

当〈历史的终结？〉在那年夏天排进《国家利益》，布鲁姆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天空中的一颗明星，而他也是该杂志为这篇文章所安排的六名点评人中的第一位。布鲁姆称赞其“胆大而机智”。也许是听到了风声，格莱克斯资助了福山6万美元，让他将文章写成一本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于1992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畅销书，但不是很厚，也许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的兴奋感已经降温。福山也花了时间完成这本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不是一篇关于血清素的期刊文章。它对这篇文章在《国家利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研究，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血气，且占据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许多《身份》中的问题是对福山在那时已经说过的话的回顾。

除了科耶夫以外，其他作家也都强调了承认的重要性。例如，加拿大哲学家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著有《自我的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elf），该书出版于1989年，与〈历史的终结？〉同年。他认为，现代的自我意识涉及到一种文化上的转变，从少数人的荣誉概念，到所有人都渴望的尊严概念。1992年，在“认同的政治”这篇文章中，泰勒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就像福山在《身份》中所解释的那样。（泰勒也是一位黑格尔专家。）福山承认，身份政治做了一些好事，他说，右翼人士夸大了政治正确性的普遍性和平权运动的效果。他还认为，左派人士已经沉迷于文化和认同政治，并放弃了社会政策。但他自己的政策建议却出奇的少。

他对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这些自由主义者通常采用的适应多样性的解决方案毫无兴趣。例如，泰勒一直支持魁北克人的权利，想通过法律保护他们省内的法语文化。福山承认，人们需要一种民族认同感，不管是种族的还是宗教的，但除此之外，他仍然是一个同化主义者和一个普遍主义者。他想要消除分歧，而不是保护他们。他建议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强制性的国民兵役要求，以及为移民设计更有意义的入籍途径。

不幸的是，福山将他的权威靠在了元历史的主张上。在其他的书中——特别是《大分裂》（1999），《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两卷的世界史以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他区分了文明的差异，并运用经验资料来解释社会趋势。但是，在理解当代政治的过程中，血气是一种非常笨拙的工具。

区分那些最终不想让差异变得重要的人，就像那些参与 #MeToo 和黑人平权运动的人，以及那些最终希望差异变得重要的人，比如 ISIS 武装分子、英国退欧选民以及分离主义民族主义者，这难道不是很重要吗？那么，那些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移民的人，但对墨西哥移民待遇感到愤怒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美国黑人冒著生命危险争取公民权利，但美国白人也是如此。苏格拉底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分类？借助于血气吗？

这将也是一件好事：将“如果当前趋势持续”这种线性的、仿佛将朝著某种稳定状态稳步发展的历史概念，替换为黑格尔和科耶夫事实上使用的辩证历史观。目前的趋势不会持续。他们会在社会基本面上“反弹”和“转手”。人们今天所接受的身份是他们的后代明天想要逃离的身份。历史是永无止境的翻筋斗。这就是为甚么它如此难以书写，又如此难以预测。除非你运气好。

* 本文编译自文章：Francis Fukuyama Postpone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3 2018.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经01哲学编辑，并补译被省略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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