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香港需要改变】邓国骞：又要怀疑，又要相信

香港人好叻，有小聪明，懂得游走在不同角落，找到发展自己能力的地方；但有时叻过头，慢慢忘记自己的位置及核心价值。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放下平时稳守的生活习惯，稍稍怀疑自己，可以成为不同于你的另一个你。

混合媒体艺术家邓国骞自小在围村长大， 活动范围一直只在锦田永隆围村之中。母亲把他保护得很好，他从没试爬树摔断手肘或通山跑四出闯祸。做过最叛逆的事，是到村落废弃之地寻找瘾君子留下的针筒和咸书，也试过偷钱，但都是跟随著堂哥堂弟去做而已。

于是他记忆中小时没做过什么叛逆脱轨的行为，只特别记起某次偷钱时，他擡起头，在镜子中目睹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的脸那一刻，他记住了自己的阴暗面。那年他十岁。

镜子里的另一个自己，一直如影随形。这个“他”，可以比喻作天秤的另一头，永恒地以“反对者”的面目，与自己面面相觑。 在创作艺术过程中，邓国骞亦不住地摇摆于这种思辩逻辑，永远处于相信与怀疑之间。这种“面面相觑”的视觉，让他无时无刻地存有质疑，质疑所处身的极端资本化的生活场域，质疑日常生活习惯，甚至质疑自我。如果质疑是一种追求可能性的举动，大概这每一位艺术家甚至人最应份的“叛逆”。

摄影︰曾梓洋

温和与极端中间

“中间性”是邓国骞说得最多的字眼。他早期的创作，每每将象征资本主义的物件还原至“中间状态”，重新观察它的意义。例如剔走啤酒罐及汽水罐表面、把废弃家私磨走颜色，直到将之变回原木等。故此，他的愠怒常被一种美学符号所掩藏。定性了其作品温和、不走极端的风格。

“我觉得‘中间性’是最能改动的力量，它可以是‘极端中间’。有的艺术作品保持着极端性，但因为自己游走于围村和城市，令我有这种相对性的思考方向，将被过度追捧或拥抱的价值，带回中间位置，那种中间性可开放予每个人去重读自己。”

邓国骞常提及他乡下仔十八岁第一次出中环时，惊觉香港有繁华急速的一面，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围村作为香港最古老传统的村落，中环令从小与树木、小店与祭祀为伴的他，受到冲击。正正由于巨大的落差，令他自觉地将资本社会的面目从极端带回中间，既可接近，又可批判及质疑。

执屋也是艺术

“中间性”另外有趣的地方在于，可借着打磨，让物件回到它的自然属性，而介入自然材质的过程中，却留有人的痕迹。邓国骞深受香港雕塑家麦显扬的铜铸观音作品触动，后者铸像的蜡模用手捏出来，再将之注铜，整个铜像充满他的指模。他从来没有见过造铜的方式如此人性化，铜像带有一种木的温度，甚至能看见它烧热过的质感。“人到最后什么也带不走，令我常想在物件身上留下痕迹，或把它安放好，经由人而展现一种感觉。”

听起来很像抽像，邓国骞却想起他最日常的习惯──执屋。除了父母的房间外，家里都由他执拾、整理，带著不同的情绪将物件收纳在各种空间，就像进行创作，他乐在其中。“远古年代，人类在洞窟画一只牛，为了绑住牛的灵魂；但画多了人又有要求，持续完善，甚至成为一种美学，这关乎人的天性。”艺术的原初意图便是如此，执屋也充分体现艺术的原始性。

艺术如何回应时代

2015年，邓国骞迎来艺术创作第一个十年，田湾个展《百货》将他出道以来重要的作品完整地陈列。也因著一个创作阶段结束，他得破旧立新，思考创作如何进一步回应社会。

围村十年一度的“酬恩建醮”也正值此时， 他一连好几天往醮棚里钻，与宗族亲友为筹备醮会忙这忙那，在街上随鬼王出巡，亲历奇景。他第一次想认真地将围村的历史纪录下来。

邓国骞形容“酬恩建醮”这个奇异的情景：乡民擡著纸扎鬼王到大街巡游，到各个村口赶鬼，警察封路，尾随几百人在街上跑。他觉得这个仪式非常叛逆，但因为惯性，当中没有一个人意识这是“叛逆”，有些事情仍保持传统与迷信，例如乡民叫现场所有女士拧转脸别看鬼王赶鬼。种种都让他记起雨伞运动时占领的画面。

那时邓国骞正值到美国参与艺术家驻留计划，没得亲历见证占领场面，但以远距离观察香港现状，仍然感受深刻。田湾的十年个展里，他一批新作品就是关于雨伞运动前后，他对香港政局及社会气氛一种“埋身”的观察。有别于以往冷静、理性的艺术手法，作品明显流露他的愠怒与无奈，包括他一笔一笔直接素描冲突场面，将之嵌入日常物之中；他又拍下维多利亚港的沧海桑田，投映于堆积一柜的《一国两制》白皮书等。占领运动的出现，令他思考究竟艺术该如何回应时代。

“有人说，与其我们做作品令社会改变，倒不如以社会行动去作出改变。其吊诡之处在于，如果行动本身制造创意思维，行动就会变成艺术。艺术被定义的方式，最后也是关于独立思考。”

丁权的另一种用途

两次访问都在咖啡室进行，喝咖啡、聊天作为邓国骞口中所形容的“都市化样式”，却毫不寻常轻松。他察觉到，一杯咖啡所盛载的，不只是消解疲劳，还消解了人在政治上漠不关心，或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近年越开越多的咖啡店，正好回应香港人心灵匮乏一面；而极端资本化的社会结构，亦令一切变得不可动摇，年轻人追随单的一成功指标，或主流定义的人生模式，变得无望与虚幻。从部分不敢想像未来的学生身上，他目睹生活种种捆绑和重担，所以他一直关心，香港人在生活层面上能否多一点释怀。

“当下是重要的，因为它铺陈出你将来可选择的路。但现在年轻人应付的当下，是解决别人要求的当下，而不是对应自己的需要。”他希望 ，2016年香港人可以在生活层面上多一点释怀。“香港人好叻，有小聪明，懂得游走在不同角落，找到发展自己能力的地方；但有时叻过头，慢慢忘记自己的位置及核心价值。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放下平时稳守的生活习惯，稍稍怀疑自己，可以成为不同于你的另一个你。”

这种“怀疑自己”的习惯，亦可见于他作为拥有丁权的新界原居民男丁，却对此有不同的思考之上。在成长的过程中，村中长辈不住地向他们溉输“行驶丁权”的概念，“在成长中，你开始认知到原居民的丁权是回归前港英政府理顺乡民的手段，你觉得这件事不会是无限的，土地不会无限。但这种权力如何消失，好需要策略，是特区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自己觉得，丁权需要取消──如果土地是根据先到先占有的原则，这不是我的价值观。我作为原居民说这番说话也颇吊诡，吊诡的地方是我仍可以行驶丁权。”邓国骞形容，自己是“末代行驶丁权”的人，因为土地已经用光。作为艺术工作者，他会思考可以如何在行驶丁权时，令它做到更多，并希望将部分土地用作艺术家驻留空间，让不同的人参观旧香港气氛及市郊地方。

“不同的文化创作人搬到附近居住，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群。如有这个平台和空间做这件事，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邓国骞

1983年生，邓氏原居民，本地混合媒介艺术家，兼从事独立策展及写作。2008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艺术硕士，2011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新秀奖（视觉艺术），2013年获得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曾于美国、新加坡、意大利、台北等地方参与展览。作品常以拼贴手法重组社会日常符号，并藉想像力重新建构新的阅读方式，透露出对人、物及事的种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