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较DSE易取高分？　拿男拔、圣保罗学生与全港比较没意义

昨天（4日），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召开记者会，力陈本港的大学招生制度“不符合‘择优取录’的精神和原则，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并提出多项倡议，例如限制“非联招”生的比率。按其所指，其担忧源于愈来愈多本地学生参加非本地课程考试，再经“非联招”制度报考大学；而由于这些课程所费不菲，故变相令经济能力较高的学生多了一条另类出路。无可否认，论者对学制的陈述符合事实，但这些事实能否推演出其结论，却是值得商榷。

为便于讨论，先交代一下联招（JUPAS）与大学收生制度。现时八间资助大学每年共提供约15,000个一年级学士学位予本地学生，要参加JUPAS，必须持DSE成绩，惟除此之外，本地生尚可持其他学历，例如IB、GCE A-level或副学位，经非联招（non-JUPAS）方法入读大学。教育局称，政府没有要求大学订定经JUPAS或non-JUPAS录取本地学生的比率，叶建源议员谓据他了解，院校录取non-JUPAS本地生时以不超过全校本地生20%为目标，估计是院校自行订立的参考指标而已。

non-JUPAS不是终南捷径

言归正传，到底non-JUPAS是否已成为入大学的终南捷径？根据官方数字，在2013/14至2017/18五个年度期间，经non-JUPAS入学的本地生一直只占全体一年级学生的14.1至14.7%，并无明显起伏；更甚者，按理较受欢迎的港大和中大，相关数字更逞跌势，前者由19.1%跌至16.8%，后者则由14.2%降至12.8%。由此看来，若要论证non-JUPAS已成为某些人的“入学秘道”，还须提供更多解说。

当然，论者或会指出，现在最值得担心的是具经济能力者可经non-JUPAS“较易”入学，而前一段所引用的non-JUPAS入学数据还涵盖了副学位学历者，故未能真正释除疑虑；就此，不妨再花一点精力、集中分析持IB和GCE A-level成绩（基本上，会报读这两个考试的本地生，都是来自国际学校、直资名校或私校，也就是论者所言的较具经济能力学生）经non-JUPAS升读大学的本地生数据。由于没有现成数据，以下仅集中分析港大和中大这两所较受欢迎院校的数据︰

由上可见，持IB成绩入读大学的本地生，其百分比只有轻微上升，若结合IB和GCE A-level一同观察，则两者的合计百分比更是不升反跌！如此一来，所谓富有学生能藉non-JUPAS暗渡陈仓、对基层学生不公，此说法现阶段未能成立。

直接比较两试成绩　忽略IB生本就是精英生

退一万步而言，假如某天经non-JUPAS入学的本地生真的增加了，那又如何是好？论者建议，可考虑设定non-JUPAS收生比例上限（例如80%经JUPAS；20%经non-JUPAS），或者“以相同的百分比公平对待不同考试的考生”，例如若某课程只录取DSE最好成绩的10%考生，便也应只录取非本地课程考试的最佳10%考生。这两项建议皆违反了择优而录的宗旨，更忽略了一个现实︰持IB成绩的最佳10%考生，其学术水平必然优于全港DSE考生中最好成绩的10%。众所周知，全港绝大部分学生，不论来自band 1、band 2抑或band 3学校，都会应考DSE，至于会报读IB的，却大多是名校的精英学生；若大学“以相同的百分比公平对待不同考试的考生”，岂不是排拒了学术表现较佳的IB考生？这显然不合情理。

论者的另一建议是设计一个“考试分数换算机制”，以确保收生公平。此建议乃基于一个前设，即GCEA和IB较DSE容易，必须另设换算机制，才能公平比较；至于考试难度不一的“证据”，则是据称有24.1%本地IB考生获取H7（最高等级），但只有1.3% DSE考生获得5**，两者足足相差18.5倍。先不论不同考试的等级如何能合理地换算，前文已经指出，这种立论忽略了应考IB和DSE的学生本就有能力上的差距，强调18.5倍，根本没有意思。平情而论，拔萃男书院、圣保罗男女中学等名校中的IB班学生，其学术能力胜于全港学生平均值，不是很正常吗？

换算机制更证IB没明显优势

论者又指英国也有一个名为“UCAS Tariff”的大学收生分数换算机制，香港值得参考；有趣的是，若参照这个换算机制分析收生实况，便可知“IB较易考取高分，有利富有学生读大学”一说未必能成立。以下是UCAS Tariff的换算法︰

就以今年因大幅增收non-JUPAS学生而被质疑有碍基层学生向上流动的港大医科收生情况为例，其DSE成绩中位数是最佳六科39分，即三科5**及三科5*，依UCAS Tariff换算便是324分；IB方面，收生成绩中位数是44.0（IB共考六科，每科最高7分，合计42，再加“拓展论文”及“知识论文”共3分，满分45分），假定这批报读医科的尖子都能在论文部分获取3分，其科目成绩则为五科H7及一科H6，换算后则是328分，分数比DSE生还要高！

2018年9月13日按︰得读者指正，文章作者同意前段论述有误，兹补正如下︰IB方面，收生成绩中位数是44.0，而IB科目分高级程度（Higher Level）和标准程度（Standard Level），共考六科，每科最高7分，一般考生修读3HL+3SL，部分考生则为4HL+2SL，另加“拓展论文”及“知识论文”共3分。假定这批报读医科的尖子都能在论文部分获取满分，其科目成绩则可能为三科H7、两科S7及1科S6，换算后则是272，即使计作四科H7、一科S7和一科S6，换算后仍为300，确实“不及”DSE。数字凿凿可据，作者同意原文“有趣的是，若参照这个换算机制分析收生实况，便可知‘IB较易考取高分，有利富有学生读大学’一说未必能成立”的论证方法有误。惟须强调的是，如此“换算分数”是否合理，乃另一课题，原文本就有所保留；此外，全文的立论基础仍存（见其他论据），论证未因一段之误而失效。谨此向发现文章讹误的网民CJ Wong致谢。

由此可见，论者质疑IB生较容易入读大学，在数字上欠缺根据。当然，论者或会坚称IB本来就较DSE容易取得高分，但证据何在？前文已指出，比较本地IB、GCE A-level和DSE考生获取最高等级者的百分比，根本毫无意思；若将比较扩展至全球应考者，则牵涉更多变量，例如教育制度、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等，更难（尽管不是没可能，但需要复杂的论证）得出有意思的结论。当然，GCE A-level常被讥容易获取高分，但相信主持收生事宜的教授也对情况有所理解，不会看到考生有A*便觉合适，否则持GCE A-level入学的学生人数也不会持续处于极低水平。

一所大学同时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生，能促进思想碰撞，绝对是一件好事，因此，除非有很强的理由，否则不应千方百计降低IB和GCE A-level考生入读本地大学的机会，而上文亦已解释，一般论者所举的理由，其实都不能成立。

论者担忧教育制度设计不利阶级流动、制造不公，诚为一番好意；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教育也可以是一种商品，总不能因为富有的学生多数就读国际学校、直资名校或私校，便尝试增添IB和GCE A-level入大学的难度；因此，与其向IB和GCE A-level考生“动手”，不如改善DSE课程、增拨资源予津贴学校，以及改革直资制度，这才是正确的构思方向。

延伸阅读︰【JUPAS争议】关键不是IB抑或DSE　而是拔萃与喇沙的分别​【直资学校．倡议】直资＝贵族？　要摆脱标签　须严限学费

按︰叶建源议员还有一项建议，指大学联招处应增加资讯透明度，标明各课程过去录取“本地联招生”与“本地非联招生”的比例，这点绝对值得支持；若资讯更公开、完备（例如公开non-JUPAS考生的入学成绩），不单让考生“心里有数”，公众也能更了解现况，一起监察制度是否真的会造成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