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僵化礼仪叫回忆

对于这一代大学生，经历过雨伞运动，从什么都相信，到甚么都不相信，到自己去决定忠诚和反叛的标准，以为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了然于心了……我只能一直压抑自己，不要将“要为六四悼念打句号”推到“人性”和“良知”的层次。我只想说“记忆与遗忘”这回事。

“有话未必可说，说了未必有效，何况未必有话。”对一个相信“一代人做一代事”的人而言，今天真是个考验。11 间大专院校学生会代表一字排开，宣布他们“为六四悼念打句号”的《六四宣言》。他们认为，参与支联会六四晚会，无法启蒙年青人。虽然承认六四屠城曾发生，亦有香港人参与其中，但可以透过将此段历史加入常规课程教育，取代以一种爱国情怀悼念六四。他们相信未来一两年，学生组织不会将“悼念六四”作为议题，悼念六四将画上句号。至于维园烛光悼念活动，客气点说，烛光只是一种形式，并非必要；直接点说是，集会“形式僵化”，“不再进行单纯且行礼如仪的悼念集会”。

作为学生运动老鬼　六四集会塑造了我的生命

上星期，我以一个学生运动老鬼的身分，出席一个学生联会的上庄咨询会，就是想亲耳听听这一代的学生联会为何不出席维园六四悼念集会。他们说，八大院校系会对出席“未达共识”，以及集会背后的“民主回归”，不以为然。我没有追问，只是后来分享了一些“六四集会就是本土运动”的看法，以及这种“行礼如仪”是如何塑造了我的生命。

八九六四　不是中年人的中国情意结

八九六四，不是邻近地区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滚滚历史里头，暴政残杀人民的例子之一，也不是那些 40 岁以上的人的中国情意结。把八九六四镌刻在生命之中，是因为它决定了我的相信或不相信，决定了我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我的爱和恨。

对于这一代大学生，经历过雨伞运动，从什么都相信，到什么都不相信，到自己去决定忠诚和反叛的标准，以为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了然于心了。该守护的，该拆除的，该抛弃的，该紧紧拥抱的，都知道。我只能一直压抑自己，不要将“要为六四悼念打句号”推到“人性”和“良知”的层次。我只想说“记忆与遗忘”这回事。

没有“集体回忆”　就会“个人失忆”

言辞犀利的龙应台，将她近年的演讲修辑成书，叫《倾听》。其中的〈一个木制书包〉，是关于“个人失忆”与“集体回忆”的讨论：在一次回乡探亲中，龙应台猛然发现了一个她母亲小时用过的木头书包，还发现在颠沛流离的乱世中，仍把书包保存下来，到死才松手的，不是别人，而是她母亲的母亲。除了感慨离乡别井，母女失散的凄凉之外，一向英明的龙应台更惊觉自己对外婆的失忆：

“我不知道外婆的名字，不知道她在哪里生、哪里死，不知道她走过哪些地方，不知道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她的一生，我连轮廓都不知道。但她是我最亲密的母亲最亲密的人。我的记忆是彻底断裂的。”

从这宗骇人的“个人失忆”事件中，龙应台展开了对“集体回忆”的思考。

她引述社会学学者 Maurice Halbwachs 的《论集体记忆》，认为一个人的记忆，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必须有集体记忆大框架的承载，才可以被召唤出来。反之，一个人无法表达记忆，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因为她突然被连根拔起，掉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使她与原来所属社会的集体记忆的纽带被切断。

人一生经历过的事，多如繁星。我们记起了什么，往往是因为我们身旁的人常常谈及，或者索性活在这些记忆结构中，使这些片段成为记忆。所以，我们所谓的“个人记忆”其实跟社会互动有关。反过来说，离群者或是被割断了集体记忆纽带的人，个人记忆的能力也就愈低。龙应台夫子自道，感慨自己也曾经被割断了记忆纽带，跌出集体记忆的大网以外：

“我为什么对于外婆，一个在正常状态中应该非常亲密的人，一无所知呢？因为发生了战争，而战争带来了断裂。外婆，以及外婆所附着的集体记忆－中国南方20世纪上半叶的生活整体，对于我是失去了。”

我们都知道，记忆也是个非常脆弱的东西。它失去很容易，要得回，通常需要非常大的努力。是故有人想方设法，要我们从歌舞升平中慢慢长大，从而失去对六四的记忆，也有人拼了条命也要保住记忆。可是如今，我们自己却因为缺乏自觉而接受遗忘六四，真是情何以堪。

失去对六四的记忆，是要付代价的。它不会是今天断裂了，明天有需要时，一切又可以从头来过。恐怕真是重来一遍的，是灾难。

（本文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