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铿锵集．三】纪录片被忽视 演艺毕业生：学院侧重剧情片
他是一个导演，而旁边的他负责摄影。这样的描述却又有点不太准确，李敏聪和王亿峰现时一起拍纪录片，拍摄的时候都是轮流执导。而这两个职衔，正是他们在演艺学院毕业时的主修学系。真正成为纪录片导演，不是他们数年前入读演艺学院时的“计划”；到了现时毕业后可一直拍纪录片的状态，也是想也没想过的事。（此为年轻纪录片导演系列之三）
在演艺学院那几年，对于李敏聪和王亿峰来说是迷失的，不想跟着电影工业的规则去玩游戏，却又好像看不见其他出路。直到他们遇上一个音乐系的学生，会不断反思什么是音乐、为何要作曲、什么是传统粤剧这些问题。他们也发现了作为一个艺术学生应该要有的特质，关心社会之余，也常常思考他们的专业到底是什么。
二人决定在毕业作品中，以这位音乐系学生为主角，拍摄一部纪录片表达对学院制度的不满，也希望唤醒其他同学，不要只默默地被培训成电影工业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坦言同学看到作品后没有什么回应，也有不少同学进入了电影工业。现时，他们仍觉得作为一所艺术院校，那四年来，学校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
艺术学校延续填鸭式教育
在学院中，二人一直不是主流。王亿峰形容自己来到校园时，仍是一张白纸。他甚少看电影，也不太认识电影人所认知的电影，只是喜欢拍一些记录形式的影片。李敏聪则明言，当初拍纪录片，是因为不想拍剧情片。
在他们记忆中，那几年就一直营营役役地被训练为一个可以毕业后就马上去拍电影的人，天天忙着完成各种拍摄习作、掌握拍摄的技巧，影片应表达怎样的情感或是人文关怀，却不被在乎。“训练出来的是一个劳工，完全是一个工业的劳工生产者。其实演艺不应该叫学院，不应该叫大学，它只是一个工业学校，不是一个艺术学校。他们只是训练那些技巧，即使是要学生思考，也只是技术层面。”李敏聪这样说。
他的主修是导演，他说，课程会教你如何不超时拍完所有需要的镜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下把片拍出来。“读了12年填鸭式教育，到头来去到艺术学校仍是填鸭式去教工业的东西，让你马上可以成为制度的齿轮。读电影基本上周一至日也是在拍片，有很多功课要做，时间心力都放在production上，工业学校里所有事情也要做足，casting、剧本、后期要做足，空余时间也只是看电影，也是为了纯粹技术层面上的欣赏，如何可以把故事呈现得这么好。”
王亿峰也感觉到学校虽然说提供很大的空间给他们创作，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三、四年级时，很多功课是按主修专业去做相应的角色。“我们可以自订题目，但当时会觉得自己担任摄影的角色，和故事不是很有关系，并没有做得很好。当时更只是觉得自己要交功课，起初以为是能力问题，不明白自己在拍什么，也未能跟故事建立联系。我知道应该用影像来说故事，却又不知道摄影上如何实际帮助到。”
这种分工式训练模式令他们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源于学院的课程制度。电影电视学院把主修专业分为六个，包括制作管理、编剧、导演、摄影 / 灯光、剪接和音响。在课程的首年，同学需修读所有六科专修课程；第二年选修其中三科；第三年修读其中两科；到最后一年，则集中为一科主修。制度的确让他们明白到每个岗位的责任，但对于什么是好的电影创作，如何感动别人，如何呈现故事去深入探讨社会议题，如何带出人文关怀的部分，他们觉得学院都忽视了。
当他们遇上作曲系学生甘圣希后，发觉大家是同路人。同在演艺学院，他们看到艺术学生应有的特质，不应只是盲目地创作音乐，或者只是从技术层面了解音乐这回事，只懂得奏出那些音符。他们选择以甘圣希为主角，拍摄了一部名为《论为学》的纪录片作为毕业作品，不只是要表达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不满，亦想令更多同学看到艺术学生应有的样子。
学院的训练一直是以剧情片为主，纪录片训练只占二年级一年的时间，李敏聪说，学校一直都不鼓励学生拍纪录片作为毕业作品，而学校教授纪录片课的时候，也是外聘讲师为主。
王亿峰说，演艺学院看重剧情片的训练，“拍纪录片却可以透过一些我看到的事，再加上我反馈的想法，表达到自己，同时拍纪录片是一个了解世界的方式。”学院的训练不如自己所想，他在二年级时，申请了“Gap Year” （空档年），给自己重新思考的空间。只是，他回来后，还是觉得自己很不认同院校制度。
二人不约而同地说，很多愿意接受游戏规则去玩的同学，不觉得学院制度有什么问题。有一些“潜规则”，让人感觉到学院其实不重视同学的想法，也不接纳多元性。“一有什么和老师的做法不同，或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意念，他们会说‘市场上未必会有人接受’、‘没有人看得懂’，令同学跟学院的方向去做。”王亿峰解释，若同学没有很强大的理念支撑，很容易跟从院校那一套。
毕业作多是“写实主义风格”
李敏聪说，很多师兄或是学生都会笑自己的毕业作品有着一种“APA写实主义风格”。每年的毕业作品中，总会有两、三套的题材都是相同的，涉及公屋、亲情、家庭伦理都是最受老师欢迎的。“学生会去猜测老师的心意，但题材可能是自己根本不想拍，或是没兴趣的。”
他忆起，自己有个比较深刻的体会。有个同班同学总会拍一些青涩爱情片，拍那些没有复杂情节的中学爱情，有人笑他拍的作品太简单，不用思考，但他觉得那是他的风格。“到了要拍毕业作品时，他又落入那种APA写实风格，去拍那些社会议题，却又没有深入探讨问题。但他毕业后参加港台新导演计划，拍的也是他喜欢的青涩爱情片，他说故事的技巧、镜头也比毕业作品出色得多。”
王亿峰说，毕业作品拍什么是会影响毕业生的出路，“因为你一出来的portfolio就是毕业作品，我当时会想将来会不会以拍纪录片为主。在香港拍纪录片如何生存，我是完全没有想像的。当时未毕业，我觉得读摄影 / 灯光，进入电影工业，就会做我们称呼作‘电影打灯的电工’的岗位（扛着大灯架在片场忙打灯），没想过可以脱离这种生活方式去生活，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在他们的毕业作品中，甘圣希说完成毕业演出后，放下以前那种要带着目的去听音乐的心，想去听各种音乐，并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很喜欢音乐。李敏聪却说，现时不会再疯狂看电影，甚至不那么喜欢看电影。
经过了多重质疑的四年后，他们的毕业作品《论为学》得到香港纪录片种子基金资助计划（2017-18）的12万元制作经费资助，二人在毕业后仍继续拍摄甘圣希，并开展拍纪录片为主的生涯，间中会接其他拍摄工作。王亿峰说，读书时并不认同APA的所有制度和教学，但现在至少认同在技术层面上，可以令他糊口，支持到生活，才有空间做想做的事。
问到APA这四年为他带来了什么，李敏聪的答案就是如此简单：“甘圣希。”他们的毕业作品也是“平地映社”第三届平地学生电影节本地入围作品。映社的成员多是电影学院出身，来自不同院校，成员接受《映画手民》访问时曾说到，他们于2015年开始办映社和电影节，是想提供平台，让热中创作的新人可以以纯净的心继续创作下去，也让作品有展出和面对观众的机会。
他们提到在电影学院的经验，指不少学生本来有爱好拍摄电影的心，但毕业后为生活无奈地到不同的创意行业工作，如拍摄广告或如广告般的微电影，或是进入电影工业，只好收起学生时代的个人风格，成为工业的劳工。面对商业化和建制下的电影业，他们抱着跟李敏聪和王亿峰相似的不满。
李敏聪和王亿峰在学院培训后，选择了在主流电影工业外，继续拍摄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于电影培训制度及工业中仍被忽视的世代，又有多少个李敏聪和王亿峰？
毕业作拍纪录片“一只手数得完”
为录像纪录片及毕业制作担任监制导师的演艺学院高级讲师张玉梅指，二年级时学生会参与上下学期各一个纪实制作实践课，加上一个纪录片概念的课程，一方面有技术上及拍摄纪录片的练习，另一方面是美学上或是社会性方面的学习，令他们知道纪录片有不同种类及风格。毕业作品选择拍纪录片或剧情片，还是由学生选择。
“最初想学生透过拍摄纪录片的过程，接触平时生活上没有机会接触的人和事，这是核心的元素。我们发觉真的需要掌握基本的技巧，才可应用到这些技术。他们有很大的空间去应用。”她说，课程教他们如何和别人交谈、做访问、如何观察环境；如何在拍摄时既反映观察的事物，同时又有作者的视角存在；如何在即时发生的时刻去拍摄；如何透过剪接把讯息带给观众等。
“我教了很长时间，但想以纪录片作为毕业作品的同学，一只手数得完，不多于三个。这是为何我们没有专门开一个课程只拍纪录片。”张玉梅已在院校任教约20个年头，她透露，任教纪录片的部分也曾被质疑应否列入课程。“在香港，很多时会看毕业生的出路才决定课程有没有存在价值，面对外面的评估，也会有人质疑。可是我们仍觉得（纪录片课程）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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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记录真实的想像》专题中的〈演艺学院毕业生：院校训练侧重剧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