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大屠杀时，为何不能仅视其为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上）

【三辉编按】在《罪与罚的彼岸》一书中，让·埃默里谈及了怨恨——这样一种情感面向的是那些著急与历史事件撇清关系、“理直气壮地确认他们的无辜”的青年一代。埃默里认为，集体罪责作为一种道德事件，是无法从自然的时间维度出发来审视的。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是每一个个体的罪责行为构成了一个政体的罪行。那些“冷漠、恶毒、轻蔑、凶残的大众”，“谋杀和任由谋杀发生的人”，都需要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罪责负责。因此，“保留在怨恨的状态中”有其必要性，它能够唤起组成整个民族的每个个体对自我的怀疑和反思，继而使一个民族敏感地延续下去。沿著埃默里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反观自身在对待一系列历史事件时的态度——这些历史事实并非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有著更为深层、宽泛的内在连续性。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叙述和理解历史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通往怎样的未来。

文 | 让·埃默里 译 | 杨小刚 节选自《罪与罚的彼岸》 标题为编者所取

当我直面我的怨恨，当我承认我被彻底反思我们的“问题”所束缚，我就知道，我是这种冲突的道德真相的俘虏。在我看来，在我与折磨我的人，与那些帮助我的人，与那些对此沉默的其他人的辩论中，对客观事实的要求在逻辑上没有意义。暴行作为暴行，不具备客观特征。大屠杀、酷刑，每一种伤害在客观上都不过是一连串物理事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形式化语言加以描述：这是在物理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内的事实。对于那些处处追随他们的领袖和帝国的规范体系的犯罪者而言，纳粹的罪行也不具备道德属性。那些没有因为良知和对自己行为的忏悔而被束缚的罪犯只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的意志的客观化，而非道德事件。为德国主子欢欣鼓舞的佛拉芒党卫军人瓦伊斯（Wajs），一旦我铲土慢了点，就用铁锹痛击我的头部。他把工具当作他的双手的延伸，把殴打当作他的心理动能的波浪。而至今还在我的颅骨里嗡嗡作响的伤口的道德真理只有我自己曾经拥有并继续拥有，这个伤口在更高程度上不仅授予我权利去审判那些罪犯，也可以评判仅仅顾及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群体只致力于自己的安全保障，不关心被损害了的生命。他们向前看，在最好的情况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然而我的怨恨实实在在在那里，经由我的怨恨犯罪才会成为犯罪者的道德实际，经由我的怨恨他们才会在自己罪行的真相中被撕碎。

来自安特卫普的党卫军人瓦伊斯，是满手鲜血的杀人犯，他以施酷刑为乐，最后用自己的命偿了债。我复仇的渴望还能要求甚么？在我对自己详加审视后，我发现，这无关复仇，也无关赔偿。被迫害的体验在最深处是一种极端孤独的体验。我关心的是从一直持续的当时的那种被遗弃感中解脱。党卫军人瓦伊斯，当他站在自己的行刑台前，他体验到自己罪行的道德真相。在那一刻他和我在一起，而我不再是一个人和铁锹在一起了。我愿意相信，在被处死的那一刻，他和我一样想要倒转时间，让曾经发生过的不曾发生。当人们把他带到刑场时，他从敌人（Gegen-Mensch）又变回邻人。倘若一切只在党卫军人瓦伊斯和我之间飘过，不存在一个由党卫军、党卫军的帮手、纳粹党官僚、盖世太保和佩戴勋章的将军构成的颠倒的金字塔压在我身上，那样，无论如何在今天的我看来，我就会安静、平和地和已成死人的同在之人一同死去。

让·埃默里（Jean Améry）

但是来自安特卫普的瓦伊斯是无数人之中的一个。颠倒的金字塔仍旧用它的塔尖将我戳到地上，所以这种特别的怨恨，无论是尼采还是1912年论述过这个题目的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都不曾预见。因此我那十分微弱的和解的倾向，准确地说，就是确信，纳粹牺牲者大声宣告的和解的意愿要么是感情的麻木和对生命的冷漠，要么是被抑制的真正复仇愿望的受虐狂式的颠倒。谁让自己的个体性在社会中消解，将自己只理解为社会事物的功能，也就是情感麻木和冷漠的人，实际上就是在原谅一切。他们让已然发生的照旧如此。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让时间来治疗伤口。他们的时间感没有错乱，或者说，没有从生物社会学的领域拽进道德领域。他们对社会机制去除个性、可交换的部分表示认可，与之共存，表现得在原谅一切，就像法国刑罚辩护者毛里斯·加松在讨论诉讼时效时所描述的对犯罪的社会反应。这位先生教导我们：“当人们指责孩子以前的不服从时，他会回答：‘可这已经过去很久了啊。’已经过去很久对他来说自然而然就是借口。我们在时间的远离中也看到了诉讼时效的原理。犯罪在社会中激起混乱，而如果公众意识丢掉了对罪行的记忆，混乱也就消失了。与犯罪隔了很久的惩罚没有意义。”只要这说的是社会和将自己从道德上社会化并消解于共识中的个体，这样说就完全正确，而且几乎是人所共知、显而易见的。但这和在道德上赋予自己独特性的人毫无关联。

这样子我似乎就靠诡计把我丑陋的、不可和解的心态置放在道德与道德性的光照下。人们无疑会告诫我这一点，而对此我必须回答：我同样意识到，这世上占绝对多数的非受害者将使我的辩护几乎无效。但这有何关系？在对我所遭受的一切的二十年的反思中，我认为我认识到，通过社会压力实现的宽恕和遗忘是不道德的。随意、廉价地做出宽恕的人受制于社会和生物学上的时间感，人们也可以称这种时间感为“自然的时间感”。自然的时间意识确实扎根于伤痛治疗的心理过程中，并融入社会的现实想像。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这不仅是非道德的，而且是反道德的。人的权利和特权是，他不会对每一种自然事件表示赞同，也不会与时间的生物学延伸保持完全一致。发生过的发生了，这句话真实，但也同时与道德和精神为敌。道德的反抗力包含抗议，包含对只要是道德的，就仅仅是理性的现实的暴动。道德的人要求对时间的扬弃——在特别的、这里要说的情况下，是通过把罪犯钉在他们的罪行之上来扬弃时间。这样他们就会在得到实现的道德上的时间倒转中作为同在之人被带到受害者面前。

......

集体罪责。只要它暗指德意志共同体拥有一个共同的意识、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行为动机，并对此有罪责，这自然就是纯粹的废话。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个体罪责行为客观明确的总和，这也是一个可用的假定。从每一个德国人个体的罪责中——行为责任、遗漏之责、言论之责、沉默之责——就会产生一个民族的整体罪责。在使用集体罪责这个概念前，要对其去神话化和去神秘化。这样它就会失去黑暗的、命运般的音调，成为一个粗略的统计上的陈述，派上些用场。

纳粹集中营中的儿童

粗略的统计，我这样说是因为缺乏精确的报告，而且没有人能确定，有多少德国人认识到纳粹的罪行，有多少人认同，有多少人亲自犯下，有多少人无力抵抗，让一切以它的名义进行。不过我们受害者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经验，即便这些经验是大致的，数字上无法精确表达，因为在那些关键性的年份我们生活在德国民众之中——非法停留在德国占领下的外国，在德国本土，在工厂里工作，或者囚禁在监牢和集中营。所以过去与现在我都可以说，我认识到的是，这个政体的罪行即整个民族的集体行为。那些在第三帝国而又逃离第三帝国的人，无论是沉默著对党卫军主管拉克斯狠狠的一瞥，对我们同情的微笑，因为羞愧而低垂的眼睛，他们在数量上都不足以在我缺乏精确数字的统计中给出一个有所挽救的看法。

我甚么都没有忘记，即使是我碰到的少数几个勇敢的人。他们和我在一起：来自丹泽的残疾士兵赫尔伯特·卡普，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和我分享了最后一支香烟；来自艾森的天主教工人威利·施耐德，他用我已经被人忘记的前名称呼我，还给我面包；化学专家马修，他在1944年6月6日用带著备受痛苦的叹息对我说：“现在他们终于登陆了！但我们两个能坚持到他们最终胜利吗？”我有一些好伙伴：有慕尼克的国防军人，他在我在布伦东克受尽折磨之后隔著牢门扔给我一支点燃的香烟；有来自波罗的海的具有骑士风度的工程师艾斯纳；有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来自格拉茨的技师，在布痕瓦尔德-朵拉（Buchenwald-Dora）覆灭之前他把我收留在一个线路设备所里。有时候我担心他们的命运，也许，很可能不会好。

这不是我的好伙伴们的过错，但他们只要不是独一无二地位于我心目中，而是在他们的同胞之间，就会显得分量很轻，这点也不是我的过错。一个德国诗人写了一篇名为“浑噩”（altbraun）的文章，尝试描述浑噩的多数人的噩梦：

当一些人同时面对许多人和处于少数的全部人，他们更需要面对的就是那所有人而非许多人，处于少数的所有人面对一些人就构成一个比后者面对许多人时更强大的多数……

我只和一些人有关，面对他们许多人就构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多数，他们于我而言必然显得是全部。那些愿意救我的勇敢之人已经淹没在冷漠、恶毒、轻蔑、凶残的大众中，年老而肥胖的、年轻且漂亮的、迷失了自我的人，他们相信，如果不用粗暴的命令语气和我们这样的人说话，就不仅是对抗国家的罪行，也是违背他们自我的罪行。大多数人都不是党卫军，而是工人、目录整理员、技术人员、秘书小姐，只有少数人佩戴党徽。他们——只有在一切中才呈现一切——对于我就是德意志民族。在他们周围以及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闻到附近集中营里的焦糊味，有些人穿著昨天才在囚犯挑拣处从刚抵达的受害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个过度诚实的工人，“装配大师”菲佛，一次自豪地指给我看他的冬大衣——一件“犹太大衣”，按他说的，靠他的能干就能赚来。他们觉得，一切都秩序井然，如果1943年他们可以投票，他们也会投给希特拉和他的共犯，这点让我震惊却又确信无疑。工人、小市民、学者、巴伐利亚人、萨尔兰人、撒克逊人，他们没有区别。无论愿意不愿意，受害者必须相信，希特拉实际上就是德意志民族。我的威利·施耐德、赫尔伯特·卡普和马修师傅没有机会去对抗民族大团结。

（未完待续）

原载于： 三辉图书

当我们谈论大屠杀时，为何不能仅视其为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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